金庸俠義英雄的民族大義，是秉承漢魏以來“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精神的。一部中國歷史，其實就是漢民族和周邊民族互相爭鬥、交融的歷史。民族間的矛盾來源於國家利益的追求，也源於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國傳統倫理中，民族氣節從來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國家敵對中，政府的軟弱格外刺激民間的信心，而作為民間力量的精英，俠便理所當然地承擔了民眾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俠的民族大義表現在為國禦敵——這本是軍人的本份，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一個“布衣之俠”，更是責無旁貸。 　　民族大義的本質是一種忠誠，是對歷史、對社會的忠誠，擴大開來，也是對家人對朋友的忠誠。一個俠士若不具備這份起碼的忠誠，就喪失了自己所賴以寄身的 基礎。

　　但這也不是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筆下，豪氣干雲、孔武有力、鬥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個壯士，慷慨任事、忠憫待人、義薄雲天，也只是個一般的俠士，所以楊過一人一雕往來東西南北 ，問盡天下不平事，急公好義排紛解難，人稱“神鵰大俠”，可楊過卻拒不接受那個“大”字。

　　郭靖與楊過在襄陽聯床夜話，郭靖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為國為民”，這才是俠之大者，這才是俠的最高境界。 　　天下為懷，蒼生為念，這才是俠的最高理想，這也是金庸的俠意識，更是金庸對中國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貢獻。 　　在《射鵰英雄傳》的結尾，成吉思汗與郭靖有一段對話。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

……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為當世景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 　　在《天龍八部》的最後，段譽和虛竹擒到遼帝耶律洪基，蕭峰求遼帝一諾：終生不許一兵一卒越過宋遼邊境。

　　在得到保證後，蕭峰隨即折箭自殺以謝罪。 　　要知道，蕭峰是遼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結義兄弟，宋遼開戰，蕭峰所念念於心的，則是蒼生百姓的安危幸福，並以一己之死，換來了宋遼兩國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樂業。遼國百姓免去征戰之苦，蕭峰是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蒼生得以安然無擾，蕭峰也是為民造福。

這正體現了一個大俠的最高境界。 　　金庸筆下的俠義英雄，從尋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俠仗義、濟人困厄的一般俠士，到為國為民、天下為懷的大俠，層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俠意識的成型是自司馬遷始，從司馬遷到金庸的二千年間，俠從威重鄉里、與人解紛的“布衣之俠”，到少年豪氣、復仇報國的“幽並遊俠”，到梁山好漢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紛解難、濟人困厄的作為上，清代的公案俠義小說、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基本上都是遵循著這個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紛解難、除暴安良，不再是俠的全部作為，而是一個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為俠，而做到了這些則還遠遠不夠，俠還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俠要以天下蒼生為己念，這才是俠之大者。 　　顯然，金庸繼承了傳統的俠意識，並發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俠”到“俠之大者”，這便是金庸的俠路歷程。

　　在金庸筆下，俠在行為上有了擴大，在人格上有了昇華。 　　俠在金庸筆下才開始光茫四射。 　　“俠之大者”是金庸對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昇華，也是對中國武俠文化及整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

《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合稱為“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和它們聯絡不大。但是《射鵰英雄傳》中所寫的南帝段皇爺，就是大理國的皇帝。《天龍八部》的年代在《射鵰英雄傳》之前。本書故事發生於北宋哲宗無祜、紹聖年間，公元一○九四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