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摧毀了傳統科學哲學的整個構架，使科學哲學學科進入反常時期。人們可以從庫恩的思想中引出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實踐哲學，也可以引出科學解釋學。懷著感恩之情重讀庫恩，作者發現反科學主義、第二種科學哲學、現象學科學哲學，均有其庫恩來源。

《科學革命的結構》

托馬斯.庫恩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早期獲得物理學博士，後來轉向了科學哲學研究，與波普透過論辯邏輯的批判理性方式不同，庫恩透過在哲學史上尋找一些經驗的事實，來理解整個科學理論的性質，從哲學史的角度來尋找理論的性質等問題的解答，開創了歷史主義學派。他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對科學史最關鍵的兩個貢獻就是正規化概念和把常規和革命交替概念應用於科學史，並透過對科學“理性”與“客觀性”的挑戰，促使了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的興起。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活躍於維也納大學的學者，例如卡爾納普，石裡克等人提出了邏輯實證主義。他們主張“科學的哲學”，反對傳統思辨哲學出發，進而將研究的興趣的興趣專注於科學，最終形成了“科學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的發展過程是線性的累積的，事實、理論和方法就像一顆顆科學顆粒，最後形成真理和知識大廈。庫恩則認為，如果科學是這樣發展的話，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方面，他必須指出當代科學的每一事實、定律和理論是何人何時發現或發明的；另一方面，他必須描述和解釋阻礙著現代科學教科書諸成分更迅速地累積起來的錯誤、神話和迷信”（P2）即需要分清楚真理和謬誤的界限，然而事實是“累積過程的編年史家們發現他們越來越難以回答，氧是何時被發現的這樣的問題”。而且科學毫無疑問是歷史的，以前流行的科學今天可以被我們證偽，那麼如何保證我們今天的科學不會在未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呢？因此，真理與謬誤的界限同樣難以回答。

庫恩因此認為科學發展是非積累性的活動，但也不同於波普的科學發展模式。波普與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針鋒相對，提出了證偽主義的原則，但他過分強調了科學發展中的否定、質變或革命的一面 , 並把它絕對化，而否定了科學發展中的肯定、量變或進化的一面，此外由於對證偽的追求，實驗的決定性地位非常突出，庫恩的動態模式則相對合理。他提出科學的發展透過常規研究和科學革命兩種狀態交替變更而發展的思想 , 既看到常規科學的漸進的積累 , 又看到非常規科學時期革命的轉變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發展歷史過程中。

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是正規化（paradigm）指導下的解謎活動，在解謎活動繼續進行過程中，正規化會受到反常現象的衝擊，反常現象的不斷積累，使正規化遇到危機，最後由新正規化取而代之。

正規化理論是庫恩最重要的概念，“正規化”一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用它來指代理念（Idea）作為實物的榜樣，我們所畫的圓就是將理想中的圓作為正規化。維特根斯坦也提到這一概念，他把存放在巴黎博物館的鉑制米原尺，作為長度計量的“正規化”。但庫恩自己從來沒給過明確地定義，難怪有人評價說他的思想很深刻敏銳，但是表達的能力有點差，對概念的表達很拙劣。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將這概念分為三種意義上：一是指形而上學正規化，也稱為元正規化，關於世界的基本信念，二是指社會學正規化，如公認的科學成就，科學共同體，科學習慣，科學傳統等，三是指人造正規化，如教科書，經典著作，工具，儀器，範例，專業基質等。

在1974年的《對正規化的再思考》一文中，庫恩再次強調《結構》中的“正規化”“科學共同體”一詞是同時引入的，正規化與科學共同體在庫恩的思想體系中是密切相關的，也是他的科學革命動態發展模式的基石範疇。正規化起源於語法中詞綴變化，庫恩引申為包括科學理論和科學思想等在內的科學成就和科學世界觀，進而推為科學共同體共有的一整套規則，也包括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這種信念在某個眾所周知的重大科學成就之後建立發展，併成為傳統。“正規化之所以獲得了它們的地位，是因為它們比它們的競爭對手能更成功地解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為實踐者團體認識到是最為重要的”（P23），“正規化的成功在開始很大程度上只是選取的、不完備的、有可能成功的預示”（P23）“以共同正規化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同樣的規則和標準從事科學實踐”（P9）,即它能為科學共同體成員提供把握科學物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支援，在具體學科中表現為一個可供仿效的解題樣板。它展現了一定時期中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向和研究方法，影響著科學共同體成員的自然觀和價值觀。庫恩在正規化和科學共同體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科學革命的動態發展模式。他認為科學革命主要事件就是舊正規化被科學共同體拋棄，新正規化在這個動盪過程中確立壯大。

但在這裡有必要對“正規化”的本體論性質 進行再思考。在以上的敘述中，對於正規化的性質是從拉卡託斯所說的“硬核論”，即認為一個變化的事物如果保持了原先的“硬核”，則仍屬於同一傳統，反之則 是“正規化轉移”，它是一場徹底的革命，新正規化並不需要繼承舊正規化，然而縱觀全書可以發現西方科學正規化轉移是一個革命中有繼承的過程。正如對“革命（revolution）”的詞源分析，它是從動詞revolvere一詞演化而來，帶有“返回、週期性出現”的意思，並沒有現在通用的“打破舊傳統，建立新秩序”意思。因此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說”也許更能說明範式轉移的連續性。

庫恩強調新舊正規化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leways）”，“正規化改變使科學家對他們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變了...我們可以說在革命之後，科學家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P111）。不可通約性意味著正規化的轉換是一種格式塔轉換，類似宗教的皈依。也正是“不可通約性”命題使庫恩走上了相對主義的道路，雖然他從未承認自己是相對主義者。

波普雖然以“猜想與反駁”形式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累積說”，但他仍保留了“逼真度”，因此，科學仍然可以視為對實在世界的客觀描述，而庫恩的正規化不可通約性則對客觀性形成理論真正的挑戰。因為如果科學發展是以正規化交替進行的，正規化之間的又是不可通約的，那如何說明新理論才是對實在的客觀描述？會不會舊典範更符合實在呢？“不可通約”概念認為科學的客觀性與理性都是相對於正規化而言的，否定了跨正規化理性比較的可能性。

“不可通約”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幾何學中。它的原意是，一個等邊直角三角形，如果直角邊長為1，那麼斜邊長為2的開方。由於它是無理數，因此找不到一把尺子可以共同測量斜邊與直角邊。，因此不可通約的本意是“不可以有共同的量度”，而不是“不可比較”。庫恩的“不可通約”概念，分為三個形式：一是方法論形式，“競爭者的正規化的支持者對於候補正規化所應解決問題的清單看法不同，他們的標準或科學的定義並不一樣”（P124），即相競爭的正規化解決不同的問題，並在評價他們的解決辦法時使用不同的方法標準；二是語義學形式，“新正規化由舊正規化場所出來，所以他們通常收編了許多傳統正規化以前使用過的語彙和儀器...但是新正規化很少以傳統的方式去應用這些借過來的要素”（P125），不同的正規化應用不同的概念工具，比如“空間”一詞在牛頓物理那裡是平直的、均勻的、各向同性的，而在愛因斯坦相對論那裡重新得到了概念的編織；三是本體論形式，“競爭者的正規化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從事他們的事業”（P126）.三種形式的不可通約性對應於三種形式的相對主義，分別是合理性相對主義、概念相對主義和本體論相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