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戚們有的餘哀未盡，別的人又已經唱起歌來了。人死了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寄託軀體于山陵，和山陵同化而已。出自：陶淵明·東晉《輓歌》或餘悲:也許有些人還有悲傷。亦已歌:也開始唱歌了。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後屬於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後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擴充套件資料：陶詩一大特點，運用比興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語雖淺而涵義實深，雖出之平淡而實有至理，看似不講求寫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似枯而實腴”。而這三首輓歌詩又極有新意。魏晉人侈尚清談，多言生死。他竟持一種極坦率的態度，認為“到了該死的時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顧慮！”這同陶淵明在早些時候所寫的《歸去來辭》結尾處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實際是一個意思。這種勘破生死關的達觀思想，雖說難得，但在一個人身體健康、並能用理智來思辨問題時這樣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等到大病臨身，自知必不久於人世，仍能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如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寫成自輓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