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卻極為突出。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其中尤其為人們所關注的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獨特，職權特殊，並以群體的面貌在整個社會形成一股威懾力量。 賦予了特權，便有了對於特權承擔人素質的較高要求。宋代司馬光曾言：“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對於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對於言官的素養品質則有著更高的標準，首先，“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幹，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鑑前史。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對於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總之，言官必須具備秉公據實，善辨是非，敢論曲直，既勤且廉等優秀品質，品行、才識不可缺失。 監督、制約重臣百官是言官的主要職責。明代，幾乎無一內閣首輔沒有受到言官的彈劾和抨擊，其中，大部分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輿論攻勢中倒下政壇或離開要職的。如嚴嵩專權亂政，20年間言官從未停歇對於嚴嵩父子的鬥爭，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或被殺害，或杖責流放，但交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明代政壇上為禍甚烈的宦官，同樣是言官監視、打擊的主要物件。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漸權勢熏天、炙手可熱的宦官，經常受到來自言官的輿論制約和衝擊。萬曆年間，神宗皇帝聚斂天下，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魚肉地方。大批言官紛起抗爭，交章彈劾，一針見血，言辭梗直激烈，不斷給神宗皇帝施加壓力，對於制止、約束皇帝與宦官的劣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賦予言官群體以特權，並從制度上加以保障，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諫的重要原因。 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後繼，視死如歸，以力挽狂瀾於既倒為己任，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系起到了一種制約與規範的作用，同時很大程度遏制了由於權力帶來的弊端以及衍生出來的種種腐化因素。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卻極為突出。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其中尤其為人們所關注的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獨特，職權特殊，並以群體的面貌在整個社會形成一股威懾力量。 賦予了特權，便有了對於特權承擔人素質的較高要求。宋代司馬光曾言：“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對於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對於言官的素養品質則有著更高的標準，首先，“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幹，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鑑前史。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對於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總之，言官必須具備秉公據實，善辨是非，敢論曲直，既勤且廉等優秀品質，品行、才識不可缺失。 監督、制約重臣百官是言官的主要職責。明代，幾乎無一內閣首輔沒有受到言官的彈劾和抨擊，其中，大部分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輿論攻勢中倒下政壇或離開要職的。如嚴嵩專權亂政，20年間言官從未停歇對於嚴嵩父子的鬥爭，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或被殺害，或杖責流放，但交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明代政壇上為禍甚烈的宦官，同樣是言官監視、打擊的主要物件。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漸權勢熏天、炙手可熱的宦官，經常受到來自言官的輿論制約和衝擊。萬曆年間，神宗皇帝聚斂天下，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魚肉地方。大批言官紛起抗爭，交章彈劾，一針見血，言辭梗直激烈，不斷給神宗皇帝施加壓力，對於制止、約束皇帝與宦官的劣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賦予言官群體以特權，並從制度上加以保障，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諫的重要原因。 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後繼，視死如歸，以力挽狂瀾於既倒為己任，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系起到了一種制約與規範的作用，同時很大程度遏制了由於權力帶來的弊端以及衍生出來的種種腐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