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朱熹對後世的影響，主要在於他留下的文化遺產：理學。

漢儒凋敗以後，朱熹和北宋五子為代表的宋儒，撐起了華夏文明的一次昌盛期，也直接影響了後世對儒學文化的認知。

朱熹繼承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的思想，同時受到周敦頤的影響，形成了理學。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朱熹的理學認為，知先於行，知難行易。

通俗的講，就是說世界存在著一套客觀的先驗的真理，掌握了這套理論，再用以指導實踐，就會變得很容易。所以關鍵就是怎麼掌握這個客觀先驗的真理呢，太難了。

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

同時，這一思想還對王陽明有很大的影響。

《朱子語類》裡面很多觀點，都很精闢。

另外，朱熹闢佛也很猛烈，就是闢佛闢著闢著，自己跑偏了。

《論語·季氏》：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朱熹認為，聖人是先像惠施那樣窮盡了萬事萬物，歸納出來的天理。

進而，朱熹認為任何人只要歸納能力強，都能窮究出來天理。

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古聖推知天道，是透過天文觀測和地理觀察得出來的，而不是支離破碎地歸納萬物得出來的天道。

朱熹的思想，算是對老莊孔孟荀的反轉，更接近西方的柏拉圖。

困而學之者，最高的思想，也就是如此了。

另外，朱熹長期從事講學活動，重建了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其中嶽麓書院沿襲至今，在歷史上培養了眾多人才。

謝邀，朱熹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很惡劣。第一，他將理學改為神學，從理論上證明皇權的正當性，他的理學成為知識分子學子的教材，封建禮教經典國標。為封建社會的延續作出大的貢獻。那麼他的理學是什麼呢？主要就是四書五經的集註。還有他的詩集。我們現代人知道，這些被稱為自己的學說是很勉強的。而按學術，那就是赤裸裸的抄襲孔子。第二，他有有名的屬於他自己的話，一句是氣理二元論。那麼按科學，是要一直追下去的，即什麼是理？什麼是氣？說理就是道，但這樣一來，意味理論倒退了，因為老子早已說過了！所以這樣的解釋，反科學的。另一句是存天理滅人慾。是一個大悖論！第三，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朱熹是一個偽君子，歷史上一直有這樣的評論。

順便說的是，四書五經是好東西，但東風不看朱熹的註釋。

這個問題過於宏大，我從我認識的方面解讀一下，朱熹建立了皇權（政統）以外的道統，重新中和皇帝的權力。說到朱熹的影響力必須結合宋初的時代背景，宋初表面上看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其實不是的。因為到了宋初皇權空前絕後的強大，整個宋代不管南北宋，沒有像漢代的外戚專政、沒有東漢和唐代的太監紿政，更不會有軍閥割劇。由於宋代人口的增長，宋代皇權達到了中國古代史上最高滲透，遠遠的超越了漢唐明，更不要說元和清。

要了解宋朝政治制度，我們首先來說一下古典政治和中國儒家的發展史，春秋時代百家爭嗚，儒家在孔子手中開始經過幾百年發展，中國進入到戰國末期統一時代，儒家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吸收諸子百家的長處，在這個時候已經非常強大，至於為什麼儒家會吸收各家長處，那時候和傳播方式有關，因為基本上儒家沒有那個國家採納，所以他只能形而下的從下層士大夫中傳播（士以下的人根本不主識字，沒法傳），而下層士大夫接觸的學說的多了，自動的吸收進來了。秦一統後古典政治和儒家的第一次巔峰碰撞產生了，說到政治不外乎兵、財、發，恰好這三點上雙方都不一樣，首先在兵也就是刑罰上面帝國主張是法家重刑罰，而儒家重禮教；其次財賦上儒家歷來主張重輕徭薄賦的，帝國統一靠的是法家那一套一切歸帝國的制度；在民方面儒家主要主長是孟子提出來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在根本上衝突了法家的社會等級制度。本來沒統一還沒啥事秦帝國畢竟是法家的模子練出來的，但是統一後問題就大了，六國中下層士大夫中儒家幾乎碾壓性的規模，這得益於孔子的有教無類，他的72個學生到處傳播，所以幾百年間東方六國會面已經無可爭議的第一了，帝國的政令要靠這些人去執行，但是他們從心裡不認同帝國的政令，這直接導致秦帝國對儒家動手，也就是焚書坑儒的產生，儒家進入地下傳播狀態並進一步狀大。至於為什麼能狀大，那是因為帝國皇權新生而封建制尚未結束，而皇權對國家控制還得依靠六國士大夫去執行。

帝國的短暫存在後的漢代儒家迎來爆發式的發展，雖然當是黃老學說和法家在統治層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但是中下層士大夫中間，儒家是無可爭辯的主流，因為這涉及中下層對地方施政不可以一味的用法家那套，還是儒家的教化比較不得罪人，這決定了儒家幾乎不可能被消滅，只會越來越強大。這個問題到了漢武帝時代達到巔峰，因為武帝年輕時代也更認同儒家，為什麼他會認同儒家，因為他看到皇權不斷的被各種外戚和權臣打壓，決定打造一種新的平衡，便於皇權凌架於其上，與是開創了察舉徵辟制，從底層選擇官員進入中樞，打破由外戚和權臣干政，儒家被選中在於他們普遍在中樞沒有什麼根基，這就達成了一種新的平衡，皇權成為仲裁者，皇權為了取得士大夫的認同，就表面上的實行獨尊儒術，但實行的還是法家那套，成功的化解了秦帝國的上下對立局面，可是局面不會一直平衡，到了西漢末年新的問題產生了。

西漢末年士大夫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逐漸異化地方豪強，他們變成了世家大族有錢有人（人就是兵），本來漢帝國是可以重新平衡的，但是王莽的出現改變了一切，因為他看到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迎合世家大族的主張把老闆開了自己當老闆，等他當了老闆再想世家大族，但是他低估了世家大族的力量，與是王老闆自己也被幹掉了。王老闆被幹掉後新的問題是平民百姓經過兩百多年的宣傳，他們不認世家大族只認原來的劉老闆，與是劉秀迎頭而上借劉老闆的名頭，和世家大族達成協議，大家兵權對半分（世家從軍的雲臺二十八將）、有錢大家賺、有官大家做（察舉徵辟互相舉薦自己人），與是大家就不打了劉秀一統天下，但是皇權是不會永遠跟你相安無事，為了找回權力與是東漢大量起用宦官，因為你們舉薦的都是你們的人，皇帝無人可用與是就用宦官，所以整個東漢就是世家大族和宦官在鬥，皇帝看戲（看到最後皇帝也被宦官控制），這裡面的世家大族其實就是會儒家價值觀在左右。

此後一直到唐代其實就是皇權一直在和儒家鬥，東漢結束就是因為以袁家為首的世家，為了徹底消滅宦官，引入帝國軍隊絞殺，結果沒操作好造成了三國的動盪，最後世家大族推出自己人征伐天下，結果導致了平民大量減員，剩下的幾乎全是世家大族的人，與是皇帝誰做都與我無關，反正我的地盤我做主，所以兩晉的皇帝存在感很低讓人很無感，沒有世家支援皇帝什麼都不是，社會各個方面已經完全被世家大族掌控了，這又導致了國家動員能力不夠，與是外敵入侵五胡亂華，一亂就是一百多年，世家也被折騰的只剩一口氣在。

後來軍功起家的楊堅趕上了好時候與是代周為隋，楊堅靠軍功黨支援一統天下，他們把世家大族一通亂砍，打的世家毫無反手之力，可是也怕同樣被軍功派搶位置，所以轉而用世家平衡軍功派，幾十年後等到楊廣繼位後局面又變了，軍功派和世家因為同一個目標居然開始聯合，於是楊廣只好推出科舉制，不推薦了大家一起考，誰考的好我來定，同時不斷的把軍功派進行消耗（徵突厥、吐谷渾、高麗），由於亂了幾百年人心思定，兩方面都被折騰的沒脾氣了，可是楊廣用民力過猛， 同時徵高麗自己的軍隊損失太大，結果自己也報銷了，結果便宜了李唐，唐朝後來為了擺脫這兩者又重新搞科舉制，結果慢慢的才收拾了軍功派和世家，因為世家被這幾百年打打殺殺也搞怕了，軍功派則不斷的換代也沒掀起浪來，這也開創了唐代的盛世，儒家喪失了話語權，從這個時候開始儒家開始被皇權壓制，皇權開始不斷的閹割儒家，此後雖然唐末經歷了各種混亂，但是儒家再沒有恢復昔日的權勢，因為儒家始終沒有找到和皇權共存的平衡點。

這個問題持續到了宋代周立，因為世家的瓦解和儒家的式微，導致了皇權近乎無限放大，宋代的皇權幾乎管理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不像以前的皇權不下縣。皇權進一步的加強了對儒家管控，所以儒家這幾百年過的很灰暗，直到朱熹的出現，儒家心學的出現。儒家心學搬弄是非新解讀了前賢的經典，改變了原來會儒家個人價值無限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轉而與天地共存、與生民共存、與往聖共存、與帝國共存（皇權），儒家心學進而創造出道統，憑空從皇政的政統中創造了一個道統，一個以天下為已任的道統，一個為了所有人價值最大化所必需的行為準則。所以這個道統一出直接成為儒家和皇權鬥爭的核武器，皇權再強也要符合道統的規範，同時儒家自己也必須遵循的道統（帝國價值觀），完美的解決了儒家和皇權的根本對立，從此開創了儒家和皇權和黃金時代，儒家從此以更低的姿態向下發展，開啟了平民教化的新道路，也由此造就了中國古典政治文化的巔峰。如果不是後面蒙元的崛起，中國將由此進入真正的文明時代。

元和明其實本質在區別不大，就是統治層面的變異不同，因為元和明最後都是倒道統制度之下，元朝統治者因為是自己不是華人，所以沒有想過去主導道統，最後倒在了南方的地主道統手裡，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成國的主導了儒家道統，畢竟當時他拳頭最大，而且他是代漢民自立，本身就佔據道統的制高點，但是明成祖朱棣代位硬生生被道統終身壓制了，因為他註定了無法取得儒家道統所共認，他上位的方式就不符合儒家的普世價值，所以朱棣眼見無法在南京被道統所承認，於是遷都北京硬生生再造了一個儒家廟堂，由此拉開了明朝兩百年的政統和道統之爭，你可以換官員但你不能讓全天下的讀書人心服口服，而且南方最後還產生了王陽明的心學，用知行合一來抗爭朝庭，而這一素列紛爭也最終在滿清和內亂時，皇權和官員們的互相不配合，最終造成了雙輸。

滿清打替崇初禎報仇，執屠刀殺萬民立威，用儒家士人的血建立起自己的道統，也徹底的消滅了道統，用此假道統行文字獄兩百多年，儒家文化從此被閹割的只剩下我們今天看到糟粕，華人文和脊樑骨在滿清過去了一百多年依舊沒有站起來，朱熹的個人價值可以忽略不計，但是重新修補中國文化中人文內涵，必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中之重，重新接上那個被滿清300多年打斷的國家脊樑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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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到朱熹對後世的影響，先要知道朱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南宋理學家，生於1130年，死於1200年。也就說是生於南宋初年。他字元晦，生於福建。關於他的成就，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理學的集大成者。

下面我們從五個方面為看：

一、在理氣關係方面來看，也就是從萬事萬物的本源方面說，他的前人二程強調理，而北宋張載強調氣，朱熹是二程的繼承者，認為理比氣更根本，萬物各有理，理決定了事物的變化，這個理歸結為一就是太極。他還說，理是事物發展的規律；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主張“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說明了理與天下萬物的關係，主張理是萬物之源，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觀點。他說：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他認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皆為形而下之器。同時， 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

二、他還提出了修養論。這對於我們的學習和修養很有用。他認為學習和修養要日積月累，循序漸進，要做到在平時日常生活學習中慎思明辨，格物致知，而且要做到仁，要有大愛。仁者必然無私無畏，大智大勇，襟懷坦白，仁民愛物，但是他說的主張和佛教不同，講究一種強烈 的社會責任感。

三、他還提出 了社會政治論。那就是社會責任感。人不僅是單個的人，而且是社會的人，講究你對於集體的作用。如果你只管自己，那麼和生物有什麼區別呢？他講究儒家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講究仁義禮智信，你如果光知道表面的意思還不行，要以此為準則，自覺去實行，做為自己的生命支柱，支配自己的全部言行，他的思想為儒家當官提供了理論基礎，你要為人民服務，就要當官，就要為皇上提意見，有一句話講，文死諫，武死戰。就是這個意思，要有社會責任感。

朱熹在當時的國家貧弱,朝廷無法讓人民有歸屬感的情況下,利用自己所學開創了理學的思想.這在當時的社會就極富有現實意義,有利於塑造咱們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道德，自我調節，發憤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凸現人性。我們歷史上有許多的民族英雄就是他的思想的代表，如文天祥，史可法，岳飛，于謙，袁崇煥等，另外他的思想在他的死後從元開始上升為統治意志，一直被推崇到元明清時期，理學依然被統治者所利用,但是我們只能說他對於處於亂世的國家確實有一定作用。

四、朱熹還講究境界論，成聖成賢，成聖成賢是中國古代儒家學者共同追求的人格目標。朱熹自覺地以成聖成賢為己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究聖賢之經訓”並身體力行地追求聖賢人格,終於成為繼北宋諸子而起的一代大儒。

五、朱熹的思想還反映在了《四書》中，成為了儒學的經典，影響後世六七百年之久國。一方面成為我們的國粹，而另一方面也成為官方正統，維護了專制統治，比如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就扼殺了人性和創造力，阻礙了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