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覺得搶救有意義，而家屬放棄搶救，還要搶救嗎？
這個事兒，第一應該看病人的意見。如果病人無法給意見，那就尊重病人的法定委託人的意見。
所以，如果沒有具體場景，這件事兒很難說清楚。臨床上遇到的具體問題太多了。
原則上，只要病人還有行為能力，還有決定能力，還有意識，都應該尊重病人的意見。即便是病人想活，家屬不積極，那等病人真的不行了，不能為自己的問題做主的時候，再去徵求家屬的意見也不遲。
因為，任何情況下，病人一定是關於疾病病情和救治的第一知情權和第一決定人。
有人會擔心，如果病人花了錢，沒救過來，家屬一開始就不願意治療，病人死後家屬不認賬怎麼辦？這事兒很明確，醫生只做正確的事情，家屬不願意花錢，那是家屬的問題，這種矛盾就應該再病人還在世的時候，丟個病人和家屬，這是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是醫患矛盾。醫生就應該一心一意解決疾病有關的問題，正確合理的履行告知義務。無論病人和家屬之間意見談沒談妥，一旦病人不行了，決定權自然會移交到法定委託人手裡。
每種場景下決策都不一樣。但是，無論如何，準中生命權永遠是核心。無論如何，醫生都不應該放棄力所能及的搶救或者救治措施。
醫生說有搶救價值，必須要結合醫生說得救治方法，病人和家屬是否能接受。我時常說醫學麼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發達，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醫學又顯得太發達了。醫學界發明了很多極其昂貴的搶救手段，雖然有機會起死回生，但是也可能是人財兩空。如果是這種情況下的“有搶救價值”，我認為病人和家屬就真的有必要權衡一下了。
生命無價，但是生活有價。生命無價，並不等於要不惜任何代價的去救治任何情況下的生命。
如果提問題的是醫生，我想，醫生應該搞清楚，在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力所能及的是做什麼。
如果你說的有價值的搶救，僅僅是心肺復甦這些基礎搶救，那就沒有討論必要了。這種搶救不需要徵求家屬意見，你做就是了，完全 是人道主義的救治，又不花費什麼成本。但是，如果你說的是安心臟支架之類的救治，那就要病人和家屬自己去決定了，這已經超出了人道主義援助的範疇。
道理很簡單，都知道腎移植能治療尿毒症，而你也又這個技術能力去做腎移植。那病人沒錢，你也要人道主義援助，給每個尿毒症病人做腎移植麼？
醫生覺得搶救有意義，而家屬放棄搶救，還要搶救嗎？
這個事兒，第一應該看病人的意見。如果病人無法給意見，那就尊重病人的法定委託人的意見。
所以，如果沒有具體場景，這件事兒很難說清楚。臨床上遇到的具體問題太多了。
原則上，只要病人還有行為能力，還有決定能力，還有意識，都應該尊重病人的意見。即便是病人想活，家屬不積極，那等病人真的不行了，不能為自己的問題做主的時候，再去徵求家屬的意見也不遲。
因為，任何情況下，病人一定是關於疾病病情和救治的第一知情權和第一決定人。
有人會擔心，如果病人花了錢，沒救過來，家屬一開始就不願意治療，病人死後家屬不認賬怎麼辦？這事兒很明確，醫生只做正確的事情，家屬不願意花錢，那是家屬的問題，這種矛盾就應該再病人還在世的時候，丟個病人和家屬，這是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是醫患矛盾。醫生就應該一心一意解決疾病有關的問題，正確合理的履行告知義務。無論病人和家屬之間意見談沒談妥，一旦病人不行了，決定權自然會移交到法定委託人手裡。
每種場景下決策都不一樣。但是，無論如何，準中生命權永遠是核心。無論如何，醫生都不應該放棄力所能及的搶救或者救治措施。
醫生說有搶救價值，必須要結合醫生說得救治方法，病人和家屬是否能接受。我時常說醫學麼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發達，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醫學又顯得太發達了。醫學界發明了很多極其昂貴的搶救手段，雖然有機會起死回生，但是也可能是人財兩空。如果是這種情況下的“有搶救價值”，我認為病人和家屬就真的有必要權衡一下了。
生命無價，但是生活有價。生命無價，並不等於要不惜任何代價的去救治任何情況下的生命。
如果提問題的是醫生，我想，醫生應該搞清楚，在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力所能及的是做什麼。
如果你說的有價值的搶救，僅僅是心肺復甦這些基礎搶救，那就沒有討論必要了。這種搶救不需要徵求家屬意見，你做就是了，完全 是人道主義的救治，又不花費什麼成本。但是，如果你說的是安心臟支架之類的救治，那就要病人和家屬自己去決定了，這已經超出了人道主義援助的範疇。
道理很簡單，都知道腎移植能治療尿毒症，而你也又這個技術能力去做腎移植。那病人沒錢，你也要人道主義援助，給每個尿毒症病人做腎移植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