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應排第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千秋公認。《資治通鑑》是歷代帝王執政之‘’參考書‘’。一個是標杆，一個是實用。兩相較之《史記》勝出。

關於史類書籍，“年鑑”、“志”、“史”。

《年鑑》指對每年發生的大事的記載。

《志》指數年內所發生的大事的記載。

換句話說，每年的大事紀叫《年鑑》；十年的大事紀叫《志》；對百年發生的人和事的大事評說記載叫《史》。

所以，按照歷史價值排序，《史記》的地位高於《資治通鑑》。

不過，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資治通鑑》所記載的歷史資料價值高於《史記》。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更傾向於《史記》。《資治通鑑》相較於《史記》來說，太過嚴肅，刻板。因為前者主要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內容多偏重著墨於政治，軍事，或大的民族關係上，它本質上是想為後來的帝王在國家治理上給一些提示警醒的作用，別犯錯，少走彎路。由於是官方著作，“權威性”倒有，可真實性，客觀性難免稍微打點折扣。《史記》的出發點可能較為純粹，它不是為官方立傳，更多的是個人看法，因而也較客觀。它敘事獨特，在因果關係上注重更深層次的探究，人物刻畫方面更為飽滿，有明顯的個人寫作風格。故事趣味，可讀性非常強。

兩者給人的感覺如同教科書和課外書的區別。《資治通鑑》有侷限性，包含明確的價值觀，提醒後人以史為鑑，雖正統但有點教條，讀起來難免有嚼蠟之感。《史記》脫離了為官方服務這個大的框架，在寫作文學性上更自我，但又不失事實，更像一本人物傳記，有故事，有衝突，有思想，也有感悟。

當然，這並不是說《資治通鑑》不好，至今它仍是一本重要的古典文獻書籍，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戰爭場景的描寫相當精彩。《史記》要說好，我認為主要高在文學藝術性上。若論二者歷史地位，我不好猜測，但內心對《史記》太過偏愛，那就投給它吧。

二者的歷史地位，應在伯仲之間。

魯迅喻《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即從史學與文學兩方面作評，作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在文史兩端，確也沒有可撼動者。

《資治通鑑》為史上重要的編年體通史(最早的編年體通史是《春秋》)。其史料價值與史著價值，無有可超越者，且司馬光與孔，盂並稱儒家三聖，可見其在儒家的地位自是不低。

後世史學著作，皆崇《通鑑》，故其歷史地位，與《史記》一樣不可或缺。

角度不同，結論不同。看什麼方面的歷史地位罷了。在研究歷史的方法論看來，編年體比紀傳體更有用，更好理順事件脈搏。很多事情，搞錯了先後次序，就會把邏輯因果關係弄錯，結論也錯。現代歷史教材多采用專題史，就很容易讓讀者跟風，他們蒐羅那些資料論證自己的結論，天知道顛倒了什麼次序搞出來的，你手頭沒有一部編年史，根本無法查證他們的論證邏輯對不對。

翦伯贊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出了一本編年史，把古今中外的事件用時間串起來，研究歷史的必備。

《史記》是通史紀傳體，最大貢獻是開創了紀傳體史著體裁，加上把歷史資料中艱澀難懂的文字翻譯成淺顯生動的語言，不隱諱自己的喜好觀點，是開山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