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建立後，飽受戰爭之苦的老百姓和廣大知識分子無不虛心仰上，斐然向風，但新政權的許多舉措很快打破了他們的夢想。秦始皇為追求天下大一統，實行專制的思想文化政策，下令收繳並焚燒一切不符合秦朝統治者意志的《詩》、《書》、百家語，官吏見知不舉也要與之同罪。於是，六經典藉一時化為灰燼。更為殘酷的是，為了鉗制思想自由，秦始皇又找藉口在咸陽坑殺了大批儒生。焚書坑儒不僅造成大量文化典籍的毀滅，限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還導致秦朝世風日益惡化。秦朝統治者的這些舉措，使其政權既喪失了傳統文化的根基，又喪失了啟用創造新文化、新制度的文化原動力。本世紀出土的大批秦簡帛書，只見法律與占卜文書，已顯示出秦王朝在新的思想文化構建上的蒼白無力，這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
與秦朝截然相反，漢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來詮釋傳統文化，並把構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於社會現實，對當代歷史進行深刻反思，成為漢朝君臣的自覺意識。陸賈在與劉邦探討治國之道時指出，秦政之失在於不學《詩》、《書》、存仁義、道聖之道，他對劉邦“馬上治天下”思想的否定成為新政權在新的政治模式中重新建構新思想文化的開端，是漢朝重新啟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原動力的重要標誌。
應物變化、與時俱進是漢代思想文化建構上一個顯著特點。伴隨著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一系列新問題也在不斷地出現，於是大規模的思想文化建設在漢武帝時代開始。儒術獨尊的社會意識的形成是這個時期思想文化建設最顯著的成果；董仲舒的議立五經與興建學校更為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而“三世異治”則用新的思想詮釋了傳統經典，為漢武帝興建“太平世”提供了理論根據。於是三統三正的歷史迴圈論、王道三綱和大一統論開始深入到漢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漢武帝的文治武功無不得益於這種思想文化的建構，同時它也為此後帝國的發展夯實了基礎。
以德化民、以禮為治是傳統思想文化中最具價值的核心。漢代統治者以此為圭臬，把以孝治天下作為堅定不移的國策，這是他們遠遠高明於秦王朝的地方。高祖二年，在縣、鄉設定三老以掌教化；惠帝四年，在全國推行孝悌力田復其身的政策；文帝專門為《孝經》設立博士；到漢章帝時，《孝經》已居於全部經學的核心地位。孝為百行之首，《孝經》規範了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行為。它規定皇帝必須“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諸侯要“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則要“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庶民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作為文化原動力，《孝經》對漢代社會新秩序的建立與鞏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孝來維護和調節尊尊親親的宗法等級關係，這是兩漢社會延續四百年之久的真正秘密。
漢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探求施政治國之道，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豐富的內涵和多元化，又為他們提供了極為廣闊的遊仞空間。正所謂“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門，合之為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漢代從無為而治到王霸雜用再到以禮為治的治政歷程，顯示了國家興衰與傳統思想文化的密切關係。
秦王朝建立後，飽受戰爭之苦的老百姓和廣大知識分子無不虛心仰上，斐然向風，但新政權的許多舉措很快打破了他們的夢想。秦始皇為追求天下大一統，實行專制的思想文化政策，下令收繳並焚燒一切不符合秦朝統治者意志的《詩》、《書》、百家語，官吏見知不舉也要與之同罪。於是，六經典藉一時化為灰燼。更為殘酷的是，為了鉗制思想自由，秦始皇又找藉口在咸陽坑殺了大批儒生。焚書坑儒不僅造成大量文化典籍的毀滅，限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還導致秦朝世風日益惡化。秦朝統治者的這些舉措，使其政權既喪失了傳統文化的根基，又喪失了啟用創造新文化、新制度的文化原動力。本世紀出土的大批秦簡帛書，只見法律與占卜文書，已顯示出秦王朝在新的思想文化構建上的蒼白無力，這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
與秦朝截然相反，漢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來詮釋傳統文化，並把構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於社會現實，對當代歷史進行深刻反思，成為漢朝君臣的自覺意識。陸賈在與劉邦探討治國之道時指出，秦政之失在於不學《詩》、《書》、存仁義、道聖之道，他對劉邦“馬上治天下”思想的否定成為新政權在新的政治模式中重新建構新思想文化的開端，是漢朝重新啟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原動力的重要標誌。
應物變化、與時俱進是漢代思想文化建構上一個顯著特點。伴隨著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一系列新問題也在不斷地出現，於是大規模的思想文化建設在漢武帝時代開始。儒術獨尊的社會意識的形成是這個時期思想文化建設最顯著的成果；董仲舒的議立五經與興建學校更為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而“三世異治”則用新的思想詮釋了傳統經典，為漢武帝興建“太平世”提供了理論根據。於是三統三正的歷史迴圈論、王道三綱和大一統論開始深入到漢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漢武帝的文治武功無不得益於這種思想文化的建構，同時它也為此後帝國的發展夯實了基礎。
以德化民、以禮為治是傳統思想文化中最具價值的核心。漢代統治者以此為圭臬，把以孝治天下作為堅定不移的國策，這是他們遠遠高明於秦王朝的地方。高祖二年，在縣、鄉設定三老以掌教化；惠帝四年，在全國推行孝悌力田復其身的政策；文帝專門為《孝經》設立博士；到漢章帝時，《孝經》已居於全部經學的核心地位。孝為百行之首，《孝經》規範了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行為。它規定皇帝必須“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諸侯要“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則要“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庶民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作為文化原動力，《孝經》對漢代社會新秩序的建立與鞏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孝來維護和調節尊尊親親的宗法等級關係，這是兩漢社會延續四百年之久的真正秘密。
漢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探求施政治國之道，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豐富的內涵和多元化，又為他們提供了極為廣闊的遊仞空間。正所謂“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門，合之為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漢代從無為而治到王霸雜用再到以禮為治的治政歷程，顯示了國家興衰與傳統思想文化的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