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隋煬帝的批斥是十分明顯的。

然而他並不直說。第四句忽然舉出大禹治水的業績來相比，甚至用反詰句式來強調：“共禹論功不較多？”意思就是：論起功績來，煬帝開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嗎？這簡直荒謬離奇，但由於詩人的評論，是以“若無水殿龍舟事”為前提的。僅就水利工程造福後世而言，兩者確有可比之處。然而“若無”云云這個假設條件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極盡“水殿龍舟”之侈的煬帝終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相與論功，流芳千古。故作者雖用了翻案法，實際上為大運河洗刷不實的“罪名”，而煬帝的罪反倒更加實際了。這種把歷史上暴虐無道的昏君與傳說中受人景仰的聖人並提，是欲奪故予之法。說煬帝“共禹論功不較多”，似乎是最大恭維獎許，但有“若無水殿龍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徹底的剝奪。“共禹論功”一抬，“不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壓在“水殿龍舟事”上面，對煬帝的批判就更為嚴厲，譴責更為強烈。這種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發效果更好。皮日休在詩中批判隋煬帝的同時，也不抹殺隋朝大運河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他在《汴河銘》中曾說：“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至今千里賴通波”“共禹論功不較多”等詩句所表達的也有這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