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論語·述而篇·第十七章》尋找答案。該篇中對學《易》的最晚年限有這樣的描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句話表達了孔子對逝去時光的追悔：如果再多給他幾年時間，他希望在五十歲時就開始學《易》，因為早這樣做的話就能使自己的人生少走彎路、少些過錯了。
由此可見，孔子追悔自己學《易》有些晚了，他認為學《易》至少要從五十歲開始，而他說這句話時應該不止五十歲了。
《史記·孔子世家》中就有強調孔子晚年學《易》的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這是說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經，以致於編連竹簡的皮繩都斷了三次，那個時代的書是用竹簡做的，可見孔子讀易經的勤奮程度。此外，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要》中，亦強調孔子讀《易》時廢寢忘食的狀態發生在晚年：“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起居出行都帶著《易》學習，可見對《易》的痴迷程度。
以上都是說孔子晚年對《易》愛不釋手，但這並不意味著孔子晚年才開始接觸《易》，因為當時學術文獻並不多，且《易》由孔子的偶像周公修訂、又作為群經之首，孔子早年沒讀過不太可能，只是說他在晚年對此書格外痴迷罷了。而孔子之所以在晚年強調：應該早在五十歲時就學《易》，與其獨特的人生軌跡有很大關係。
孔子希望早點學《易》的依據是：如果早學或許能使自己的人生少些過錯。學術界普遍認為孔子追悔的過錯，主要指五十四歲離開魯國後周遊列國的經歷。眾所周知孔子在離開魯國之前曾官至大司寇“與聞國政”，但自從開啟周遊列國模式後，雖然也有待他不薄的諸侯國君，但終究沒有一個肯真正重用他。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心懷遠大抱負但四處碰壁，屢屢被嘲甚至自嘲為“累累若喪家之狗”。
而孔子之所以屢屢受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不遵天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提到，天命在孔子那裡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指上天賦予每個人必須要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則指那些自己不可掌控的外界因素。很明顯孔子對第一種天命，即自己的使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並傾其一生去踐行；但他早年似乎對第二種天命，即那些自己不可掌控的外界因素，並沒有太花時間精力去研究，比如《論語·述而篇》中就曾提到“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一腔抱負最終沒有得以實現，並非是他不遵第一種天命，而是在於不遵第二種天命：仁政理念、禮樂教化制度雖好，但孔子所在的時代天下大勢已變，周王室政權已衰微、諸侯國之間相互廝殺攻伐，禮樂教化的治國之道在那樣的亂世愈發不實用，孔子再怎麼努力的思想主張，最後只能以不被任何一個諸侯國君接受而告終。
而孔子早年沒有太在意的第二種天命，則恰好是《易》的智慧所在。《易》雖然多次提到神，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以知來”等等，但與其說它是一本關於筮佔之辭的神學書，不如說它是一本透過描述卦辭和爻辭，去揭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律的哲學著作，教人以整體的視角去把握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變幻莫測的客觀世界。
個人的目標總是透過個人努力的天命、外界因素的天命來實現的，因此若能透過學習《易》這樣的智慧來規劃自己的行動，審時度勢、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該會少走多少彎路。所以孔子在五十多歲周遊列國不得志後，晚年再研究《易》發現自己欠缺的智慧時，發出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慨嘆，可惜時光不能倒流，好在後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鑑。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論語·述而篇·第十七章》尋找答案。該篇中對學《易》的最晚年限有這樣的描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句話表達了孔子對逝去時光的追悔：如果再多給他幾年時間，他希望在五十歲時就開始學《易》，因為早這樣做的話就能使自己的人生少走彎路、少些過錯了。
由此可見，孔子追悔自己學《易》有些晚了，他認為學《易》至少要從五十歲開始，而他說這句話時應該不止五十歲了。
《史記·孔子世家》中就有強調孔子晚年學《易》的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這是說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經，以致於編連竹簡的皮繩都斷了三次，那個時代的書是用竹簡做的，可見孔子讀易經的勤奮程度。此外，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要》中，亦強調孔子讀《易》時廢寢忘食的狀態發生在晚年：“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起居出行都帶著《易》學習，可見對《易》的痴迷程度。
以上都是說孔子晚年對《易》愛不釋手，但這並不意味著孔子晚年才開始接觸《易》，因為當時學術文獻並不多，且《易》由孔子的偶像周公修訂、又作為群經之首，孔子早年沒讀過不太可能，只是說他在晚年對此書格外痴迷罷了。而孔子之所以在晚年強調：應該早在五十歲時就學《易》，與其獨特的人生軌跡有很大關係。
孔子希望早點學《易》的依據是：如果早學或許能使自己的人生少些過錯。學術界普遍認為孔子追悔的過錯，主要指五十四歲離開魯國後周遊列國的經歷。眾所周知孔子在離開魯國之前曾官至大司寇“與聞國政”，但自從開啟周遊列國模式後，雖然也有待他不薄的諸侯國君，但終究沒有一個肯真正重用他。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心懷遠大抱負但四處碰壁，屢屢被嘲甚至自嘲為“累累若喪家之狗”。
而孔子之所以屢屢受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不遵天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提到，天命在孔子那裡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指上天賦予每個人必須要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則指那些自己不可掌控的外界因素。很明顯孔子對第一種天命，即自己的使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並傾其一生去踐行；但他早年似乎對第二種天命，即那些自己不可掌控的外界因素，並沒有太花時間精力去研究，比如《論語·述而篇》中就曾提到“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一腔抱負最終沒有得以實現，並非是他不遵第一種天命，而是在於不遵第二種天命：仁政理念、禮樂教化制度雖好，但孔子所在的時代天下大勢已變，周王室政權已衰微、諸侯國之間相互廝殺攻伐，禮樂教化的治國之道在那樣的亂世愈發不實用，孔子再怎麼努力的思想主張，最後只能以不被任何一個諸侯國君接受而告終。
而孔子早年沒有太在意的第二種天命，則恰好是《易》的智慧所在。《易》雖然多次提到神，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以知來”等等，但與其說它是一本關於筮佔之辭的神學書，不如說它是一本透過描述卦辭和爻辭，去揭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律的哲學著作，教人以整體的視角去把握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變幻莫測的客觀世界。
個人的目標總是透過個人努力的天命、外界因素的天命來實現的，因此若能透過學習《易》這樣的智慧來規劃自己的行動，審時度勢、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該會少走多少彎路。所以孔子在五十多歲周遊列國不得志後，晚年再研究《易》發現自己欠缺的智慧時，發出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慨嘆，可惜時光不能倒流，好在後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