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被囚，著《國語》
左丘失明，著《左傳》
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可以說家喻戶曉。人們不但知道這部史書，還知道司馬先生是在受了宮刑後忍辱把它寫完的，更知道其受刑是因為替李陵辯解惹怒了漢武帝劉徹所致。人們之所以知道，一是司馬光總撰的《資治通鑑》這麼記載，《通鑑》問世，被一代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史書的權威，流播面相當廣；二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如是說，《報任安書》寫得沉痛哀惋，動人心絃，被收入清人編的《古文觀止》後，讀者更多，影響更大。
但是，自從上個世紀50年代接觸《史記》並讀了有關司馬遷的資料後，我總對他受宮刑的原因產生懷疑。我覺得，司馬遷和其父，都是漢武帝的近臣，關係親密。劉徹的巡遊、封禪、制歷活動，他們父子多是參與者，極受皇恩。其父司馬談寫《史記》，是奉旨而為，事未竟而囑託子繼其業，也是取得劉徹同意的。若皇帝不同意，司馬談是無權授兒子太史令這樣的官的。且接父手續寫《史記》，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也是“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李陵降番劉徹固然震怒，但絕對不至於因為他只說了幾句為陵辯解的話就施之以腐刑。還有，《報任安書》中，他說皇帝之所以如此重地處分自己，是因名為替太陵辯解實為“沮貳師”（誣陷貳師將軍李廣利），這也很值得推敲。貳師將軍李廣利雖是劉徹寵姬李夫人的哥哥，但他和李陵的徵匈奴是兩路人馬，各不關聯；李廣利出兵在公元前99年的5月，李陵出兵在9月，前後相差4個月。況且，李廣利雖然兵敗，那是有原因的。開初他旗開得勝，“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只是在回軍時因“乏食數日”才被圍困的。儘管如此，由於部將趙充國殺出一條血路，大軍亦隨之突圍。可以說李廣利的失敗是雖敗猶榮的，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怎麼也不可能是“沮貳師”。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漢武帝對司馬遷下此毒手呢？我雖然覺得另有真實原因卻又找不到證據，也就只好把疑問存於心底了。
人常說：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因要查閱其他資料而翻閱陳壽的《三國志》，不經意間卻在《王肅傳》裡得到一條十分重要的資料：“（魏）明帝問王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處宮刑的監獄）。以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三國上距西漢不遠，應該說《三國志》的記載是可信的。王肅說的漢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是問題的關鍵。為什麼劉徹大怒？就是因為那二紀裡寫了他父親和自己所做的錯事、壞事。所謂“削而投之”，西漢前期紙還沒有發明，書就是竹簡或木簡，削是把簡上的字削去，投是扔掉。能大怒到把寫父親和自己的簡削了字扔去，說明劉徹對司馬遷的寫法是多麼的憤恨了。這麼一來，“後經李陵事，遂下遷蠶室”，就十分好理解了。說明漢武帝要嚴處司馬遷，李陵事只不過是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書“非貶孝武”。由於發現了《三國志》這麼一段記載，我便開啟《史記》核對。說來慚愧，我雖接觸此書50年，卻沒有通讀過，只是挑一些列傳看看。這次重新翻開，發現它裡邊的《孝武本紀第十二》，除過開頭“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一段外，其餘全是抄自《封禪書》，這就權威地說明，司馬遷當年所寫的《今上本紀》，確實被劉徹“削而投之”了。另外，此章題目真實反映了它是後人搞的填充物。司馬遷給劉徹寫紀時，皇上健在，而所謂“孝武皇帝”是死後所封的廟號，司馬先生給活著的皇帝寫紀，怎麼能知道他死後的廟號叫孝武？由於坐實了司馬遷受宮刑的真正原因，我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這才敢於作結論說，司馬遷的遭腐刑，表面宣佈的罪行是為李陵辯護和“沮貳師”，真正的原因是寫了漢武帝做的錯事、壞事，宣佈的罪行只不過是個藉口而已，猶如民間流傳的順口溜那樣，“說有罪，就有罪，沒有罪也是有罪，一搜尋到處都是罪”。欲加其罪，何患無詞！
周文王被囚，著《國語》
左丘失明，著《左傳》
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可以說家喻戶曉。人們不但知道這部史書，還知道司馬先生是在受了宮刑後忍辱把它寫完的，更知道其受刑是因為替李陵辯解惹怒了漢武帝劉徹所致。人們之所以知道，一是司馬光總撰的《資治通鑑》這麼記載，《通鑑》問世，被一代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史書的權威，流播面相當廣；二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如是說，《報任安書》寫得沉痛哀惋，動人心絃，被收入清人編的《古文觀止》後，讀者更多，影響更大。
但是，自從上個世紀50年代接觸《史記》並讀了有關司馬遷的資料後，我總對他受宮刑的原因產生懷疑。我覺得，司馬遷和其父，都是漢武帝的近臣，關係親密。劉徹的巡遊、封禪、制歷活動，他們父子多是參與者，極受皇恩。其父司馬談寫《史記》，是奉旨而為，事未竟而囑託子繼其業，也是取得劉徹同意的。若皇帝不同意，司馬談是無權授兒子太史令這樣的官的。且接父手續寫《史記》，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也是“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李陵降番劉徹固然震怒，但絕對不至於因為他只說了幾句為陵辯解的話就施之以腐刑。還有，《報任安書》中，他說皇帝之所以如此重地處分自己，是因名為替太陵辯解實為“沮貳師”（誣陷貳師將軍李廣利），這也很值得推敲。貳師將軍李廣利雖是劉徹寵姬李夫人的哥哥，但他和李陵的徵匈奴是兩路人馬，各不關聯；李廣利出兵在公元前99年的5月，李陵出兵在9月，前後相差4個月。況且，李廣利雖然兵敗，那是有原因的。開初他旗開得勝，“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只是在回軍時因“乏食數日”才被圍困的。儘管如此，由於部將趙充國殺出一條血路，大軍亦隨之突圍。可以說李廣利的失敗是雖敗猶榮的，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怎麼也不可能是“沮貳師”。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漢武帝對司馬遷下此毒手呢？我雖然覺得另有真實原因卻又找不到證據，也就只好把疑問存於心底了。
人常說：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因要查閱其他資料而翻閱陳壽的《三國志》，不經意間卻在《王肅傳》裡得到一條十分重要的資料：“（魏）明帝問王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處宮刑的監獄）。以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三國上距西漢不遠，應該說《三國志》的記載是可信的。王肅說的漢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是問題的關鍵。為什麼劉徹大怒？就是因為那二紀裡寫了他父親和自己所做的錯事、壞事。所謂“削而投之”，西漢前期紙還沒有發明，書就是竹簡或木簡，削是把簡上的字削去，投是扔掉。能大怒到把寫父親和自己的簡削了字扔去，說明劉徹對司馬遷的寫法是多麼的憤恨了。這麼一來，“後經李陵事，遂下遷蠶室”，就十分好理解了。說明漢武帝要嚴處司馬遷，李陵事只不過是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書“非貶孝武”。由於發現了《三國志》這麼一段記載，我便開啟《史記》核對。說來慚愧，我雖接觸此書50年，卻沒有通讀過，只是挑一些列傳看看。這次重新翻開，發現它裡邊的《孝武本紀第十二》，除過開頭“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一段外，其餘全是抄自《封禪書》，這就權威地說明，司馬遷當年所寫的《今上本紀》，確實被劉徹“削而投之”了。另外，此章題目真實反映了它是後人搞的填充物。司馬遷給劉徹寫紀時，皇上健在，而所謂“孝武皇帝”是死後所封的廟號，司馬先生給活著的皇帝寫紀，怎麼能知道他死後的廟號叫孝武？由於坐實了司馬遷受宮刑的真正原因，我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這才敢於作結論說，司馬遷的遭腐刑，表面宣佈的罪行是為李陵辯護和“沮貳師”，真正的原因是寫了漢武帝做的錯事、壞事，宣佈的罪行只不過是個藉口而已，猶如民間流傳的順口溜那樣，“說有罪，就有罪，沒有罪也是有罪，一搜尋到處都是罪”。欲加其罪，何患無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