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史大都是後朝指示御用文人編纂前朝（存在比較短的王朝，如秦，隋，民國）的歷史。以讚揚開國帝及將相之功，中段無錯無對，大黑亡國之前及亡國君臣，立場及站隊感都很強，很費思量的。再加春秋筆法，春秋大夢，歷史如戲子專挑好的演，更如愛美小姑娘人人可打扮感嘆。就別拿演義小說之類的充數，你會被演義坑傻的，小則無中生有，大則黑白顛倒。

研究歷史，萬不可將演義作為參考文獻。 演義者，乃小說也，小說者，戲劇也，高於真實情況居多，不可信以為史料文獻； 小說的重要意義在古代是供說書人談天說地用的，注重獵奇成分，神魔色彩較重，往往為了滿足觀者，而較多使用虛擬手法，不足以信； 要研究歷史需要參考諸如史記、資治通鑑此類的書籍，相比真實的空間較大一些；

這些歷史演義是不能直接作為史料用的。儘管許多的史料也存在真偽的問題，但歷史演義小說什麼的，確定是虛構或者作為講故事的需要而重新建構過。

或許有些演義小說的片段與相關的歷史記載或者正史相吻合，那也不能說明演義就是歷史記載。說到底，演義本身就是小說或者故事。

除去演義小說的內容，其本身卻是可以作為歷史旁證的。比如，《三國演義》的創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尊劉抑曹”的價值傾向，卻可以說明在演義小說《三國演義》的流變過程中社會思想的變化。這就是有時候為什麼假史料或者虛構的史料卻能證明真事的緣由。

再比如，一些被篡改的記載，在歷史中是極為突兀或者不自然的。異常的歷史記載必然記載著異常的歷史。

不能，專業研究歷史是嚴謹的科學文化工作，容不得絲毫摻假啊，演義小說基本上全是在歷史大背景之上，透過融合當時民間社會流傳的話本小說、歷史故事和野史資料經過作者的再加工而成的。這其中本來就有各時期不斷的再加工創作，再加上作者的個人意志，與原歷史比較可以說是面目全非。最典型的《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對比，又或者《左傳》和《春秋演義》的比較都能發現最基本的兵器使用上都存在極大差異，甲做的時給乙安頭上等情況，演義強調的是故事性而非史實。其次，演義小說中的社會場景是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但實際往往是作者生活的歷史背景，比如《金瓶梅》中宋朝市井生活其實是明朝的市井生活寫照，和宋出入極大。所以嚴謹的歷史研究還是要講證據講邏輯的。

絕對不行。

第一，“演義”和歷史的本質區別。“演義”是文學作品，是經過藝術加工的，允許改編、虛構甚至神化。而“歷史研究”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嚴格依據史實，不能有增減損益，不能有篡改，不能有主觀傾向，不能屈從於領導意志。

第二，“演義”對正史的混淆。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裡，伴隨我們成長的是《說岳全傳》、《水滸傳》、《說唐》、《三國演義》以及隨之衍生出來的評書。其中，陷害楊家將的潘仁美、和龐籍沆瀣一氣的狄青、被牛皋氣死的金兀朮、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曹操、半人半神的諸葛亮……看得我們或血脈噴張、或激情澎湃、或怒憤填膺、或垂頭喪氣……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是很遺憾，這些都是假的——潘仁美是北宋第一名將，和楊業（楊令公）是戰場上的好夥伴（楊業之死他有責任，但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在裡面）；龐籍是北宋名臣加名相；狄青是北宋中期的戰神，帝國西北戰場的屏障；曹操是一位憂國憂民、志在天下的準帝王級人物；金兀朮（完顏宗弼）死於本國上層政治鬥爭。所以，用演義去做歷史研究南轅北轍。

第三，演義對歷史觀的影響。這一點一方面體現在“正統”與“非正統”上，比如《三國演義》的“尊劉貶曹”（我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專門探討過），就是所謂的“天命論”，實際上沒有任何道理。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演義等古典文學作品在輿論導向上往往只負責反應統治階級的意志，根本不考慮正常的人性訴求（在這一點上最偉大的作品一是《紅樓夢》，二是《金瓶梅》）。再一方面就是隻注重娛樂，無政府主義意味濃厚。最典型的就是《水滸傳》，一群殺人越貨、偷盜搶劫的人被無原則地包裝和美化，作為“正能量”予以肯定。用現在的觀點來看，水泊梁山就是一座重刑監獄，裡面是一群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所以，演義類小說就是純文學作品，拿來娛樂一下還行，當成純學術就太抬舉它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