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資的概念來源於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小資產階級即小布爾喬亞（petite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屬於被批判的群體。小資產階級主要由所處的經濟地位所決定，主要是以個體或家庭所有的生產方式擁有、經營一小部分資本，並憑此資本獲取收入的社會集團。小資產階級一直處於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左右搖擺的境地，他們一方面希望努力躋身於資產階級行列，一方面懼怕墮入無產者的悲慘境地；一方面希望透過參與部分公共事務的領導以保障自身權益，一方面又懼怕對抗暴力機構——政府。“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馬恩選集》第一卷）後工業時代，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的發展，傳統意義上獨立經營的小資已經越來越難於獲得資產收入，不得不越來越依附於大資本，而越來越多的僱傭勞動者除了獲取勞動收入之外，也可以透過股權、債權、地產、智慧財產權等方式獲得一部分資產收入。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小資概念越來越不適用於社會現實，因為需要對小資概念進行修正，即擁有資產收入但同時仍參與僱傭勞動的也可以屬於小資。然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小資更多用於意識形態領域而非生產關係中，單憑經濟基礎無法作出界定，比如知乎上經常被批判的“精神小資”，他們未必擁有與生產關係意義上的小資群體所對稱的經濟基礎，而是他們的種種語言方式、生活習慣、審美品位、興趣愛好等方面卻與小資群體毫無二致。這些氣質的養成固然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在個體上往往表現為獨立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不能簡單地從經濟基礎上對小資進行界定。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符號消費意義上進行界定，通常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個人品位更多的是透過穿衣、聽音樂、讀書等消費行為來表現的。去星巴克、聽陳綺貞五月天、讀村上春樹、去廈門麗江烏鎮旅行……而這些通常被我們稱之為小資行為的種種身份建構都可以使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剩餘消費概念來解釋概括，即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理論。其中我們需要理解必要消費與剩餘消費的區別，必要消費所消費的只是商品作為純粹物對個體的滿足，例如衣服的遮體、保暖的功能；而剩餘消費則是對附加於物之上的符號價值的消費，如衣服的品牌符號，超出必要消費部分即為剩餘消費。小資形象的建構就是透過對衣服等物品之上的符號價值的消費，從而建立起個體的品位、階層、性別和種族等特定的身份認同。即小資身份的建構於消費而非生產。但如果我們最初是以自己的小資品味作為消費行為的選擇標準，而這些行為又反過來建構我們的小資身份，概念本身迴圈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從而形成了迴圈論證，最終還是沒能解釋小資本身的概念。因此我們需要重新退回到生產領域中符號價值的生產進行考察。符號是本身不具備現實的物質的所指的能指，符號的意義生產源自於符號能指的差異性運作，從而把握符號生產的根本在於製造差異。所謂差異性運作，通俗的理解即人為地製造不同，但這種不同是同一物質載體上符號包轉的不同，而非物質載體的不同。在這個意義上說，單一的符號毫無意義，符號價值始終體現在多元的符號選擇中。作為符號價值載體的物品可能會因符號價值減弱而被拋棄，但被拋棄的符號可能會再次成為賦予自身差異性價值的符號，並透過消費行為再次參與群體身份認同的迴圈建構。比如復古物品品牌的拋棄與回潮。進一步講，符號的差異性運作仍然要依託於收入即消費能力的不同加以區分的。不論如何，剩餘消費是基於必要消費的消費，消費者需要有超出必要消費的收入。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收入僅僅是足夠滿足再生產的需要，而無力進行剩餘消費，只有擁有超出勞動收入的群體才可能進行剩餘消費。因此剩餘消費本身只能區分出無產者與非無產者，而無法區分出小資與真正的資產階級。一般我們以小資群體的收入界限作為根本、絕對的區分標準，但這一收入界限一般社會發展水平而浮動，因此標準本身並不是絕對而普遍接受，只能大概劃分。公共場域上對小資概念的相關爭論大多來源於此。綜上，小資群體可以透過收入水平和對剩餘消費的選擇兩方面進行大致區分。
小資的概念來源於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小資產階級即小布爾喬亞（petite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屬於被批判的群體。小資產階級主要由所處的經濟地位所決定，主要是以個體或家庭所有的生產方式擁有、經營一小部分資本，並憑此資本獲取收入的社會集團。小資產階級一直處於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左右搖擺的境地，他們一方面希望努力躋身於資產階級行列，一方面懼怕墮入無產者的悲慘境地；一方面希望透過參與部分公共事務的領導以保障自身權益，一方面又懼怕對抗暴力機構——政府。“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馬恩選集》第一卷）後工業時代，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的發展，傳統意義上獨立經營的小資已經越來越難於獲得資產收入，不得不越來越依附於大資本，而越來越多的僱傭勞動者除了獲取勞動收入之外，也可以透過股權、債權、地產、智慧財產權等方式獲得一部分資產收入。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小資概念越來越不適用於社會現實，因為需要對小資概念進行修正，即擁有資產收入但同時仍參與僱傭勞動的也可以屬於小資。然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小資更多用於意識形態領域而非生產關係中，單憑經濟基礎無法作出界定，比如知乎上經常被批判的“精神小資”，他們未必擁有與生產關係意義上的小資群體所對稱的經濟基礎，而是他們的種種語言方式、生活習慣、審美品位、興趣愛好等方面卻與小資群體毫無二致。這些氣質的養成固然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在個體上往往表現為獨立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不能簡單地從經濟基礎上對小資進行界定。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符號消費意義上進行界定，通常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個人品位更多的是透過穿衣、聽音樂、讀書等消費行為來表現的。去星巴克、聽陳綺貞五月天、讀村上春樹、去廈門麗江烏鎮旅行……而這些通常被我們稱之為小資行為的種種身份建構都可以使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剩餘消費概念來解釋概括，即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理論。其中我們需要理解必要消費與剩餘消費的區別，必要消費所消費的只是商品作為純粹物對個體的滿足，例如衣服的遮體、保暖的功能；而剩餘消費則是對附加於物之上的符號價值的消費，如衣服的品牌符號，超出必要消費部分即為剩餘消費。小資形象的建構就是透過對衣服等物品之上的符號價值的消費，從而建立起個體的品位、階層、性別和種族等特定的身份認同。即小資身份的建構於消費而非生產。但如果我們最初是以自己的小資品味作為消費行為的選擇標準，而這些行為又反過來建構我們的小資身份，概念本身迴圈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從而形成了迴圈論證，最終還是沒能解釋小資本身的概念。因此我們需要重新退回到生產領域中符號價值的生產進行考察。符號是本身不具備現實的物質的所指的能指，符號的意義生產源自於符號能指的差異性運作，從而把握符號生產的根本在於製造差異。所謂差異性運作，通俗的理解即人為地製造不同，但這種不同是同一物質載體上符號包轉的不同，而非物質載體的不同。在這個意義上說，單一的符號毫無意義，符號價值始終體現在多元的符號選擇中。作為符號價值載體的物品可能會因符號價值減弱而被拋棄，但被拋棄的符號可能會再次成為賦予自身差異性價值的符號，並透過消費行為再次參與群體身份認同的迴圈建構。比如復古物品品牌的拋棄與回潮。進一步講，符號的差異性運作仍然要依託於收入即消費能力的不同加以區分的。不論如何，剩餘消費是基於必要消費的消費，消費者需要有超出必要消費的收入。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收入僅僅是足夠滿足再生產的需要，而無力進行剩餘消費，只有擁有超出勞動收入的群體才可能進行剩餘消費。因此剩餘消費本身只能區分出無產者與非無產者，而無法區分出小資與真正的資產階級。一般我們以小資群體的收入界限作為根本、絕對的區分標準，但這一收入界限一般社會發展水平而浮動，因此標準本身並不是絕對而普遍接受，只能大概劃分。公共場域上對小資概念的相關爭論大多來源於此。綜上，小資群體可以透過收入水平和對剩餘消費的選擇兩方面進行大致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