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以下簡稱《魚》）是一篇傳統的語文教材，也是《孟子》一書中的代表篇章之一。但是，不僅很多教師在教學時誤把“捨生取義”當作《魚》文的中心論點，而且不少教參和新編教材也多有此誤。其實，“捨生取義”既不能統攝《魚》文字身的結構和材料，也不能與《孟子》全書，尤其是《告子》全篇的思想內容相吻合。《魚》文字身的結構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論點應當是：人皆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賢者能勿喪耳”。如果把《魚》文分成三段來分析，是不難說明這一觀點的。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藉以說明“我”“捨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於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並不能證明人就能“捨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捨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後面的幾句話中。後面幾句中的“捨生取義”、“不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前後，進行迴環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證明“捨生取義”。而是用“捨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苟得”）為論據證明：“我”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蘊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接著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後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透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飢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透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後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性。透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透過推究原因，然後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論證過程見下圖）。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瞭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著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說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魚》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註》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魚》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於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於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於把它作為論說文的範文進行教學。
《魚我所欲也》（以下簡稱《魚》）是一篇傳統的語文教材，也是《孟子》一書中的代表篇章之一。但是，不僅很多教師在教學時誤把“捨生取義”當作《魚》文的中心論點，而且不少教參和新編教材也多有此誤。其實，“捨生取義”既不能統攝《魚》文字身的結構和材料，也不能與《孟子》全書，尤其是《告子》全篇的思想內容相吻合。《魚》文字身的結構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論點應當是：人皆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賢者能勿喪耳”。如果把《魚》文分成三段來分析，是不難說明這一觀點的。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藉以說明“我”“捨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於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並不能證明人就能“捨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捨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後面的幾句話中。後面幾句中的“捨生取義”、“不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前後，進行迴環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證明“捨生取義”。而是用“捨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苟得”）為論據證明：“我”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蘊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接著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後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透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飢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透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後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性。透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透過推究原因，然後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論證過程見下圖）。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瞭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著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說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魚》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註》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魚》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於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於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於把它作為論說文的範文進行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