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 該譯本初版於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僅這兩次印刷印數即為20萬套。之後的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系楊譯本一枝獨秀的時代，其旺銷之勢態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後期，有那麼多《堂吉訶德》版本同時並存的情況下，楊絳譯本的發行量還是遙遙領先的。20多年來，楊絳譯本《堂吉訶德》先後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青年文庫”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選粹”本、“世界文庫”本、“名著名譯”本及“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本等多種形式出版，總印數達60餘萬套。 楊絳譯本出版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因而關注的人也最多。作為出版社編輯，我曾將譯文和原文做過對照。楊絳的譯筆雖然靈活，譯文卻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實。她譯文中的註釋縝密而豐富，這顯示了她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如對書中大量諺語的註釋，往往舉一反三，並標明典出何處。不僅補充了人物未說完的諺語，還能舉出類似的諺語，並且標明典出何處。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處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騎士小說《阿馬迪斯·德·高拉》和《騎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蹟，而這兩部書，前者至今沒有中譯本，後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楊絳先生為了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當時就已經研讀了這兩部書的原著。 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當時的語言和風土習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詞在當時當地作何解釋，和普通詞典上的解釋有所不同。這裡可舉一例說明：《堂吉訶德》第一章開篇第三句話是：“他日常吃的沙鍋雜燴裡，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譯本中譯的是：“其鍋裡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還是“只有牛肉沒有羊肉”？楊先生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這句話卻注得很清楚，註釋中還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語“紳士吃的沙鍋雜燴，牛肉和羊肉”。堂吉訶德是紳士，不過已經沒落，飲食上只好偷工減料，因為羊肉貴，少放一點兒罷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語專家曾對我說，他詳細對照了楊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覺得很有趣，譯者以一個長句為單位，把該句的精神領會透徹之後，把長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國語法重做安排，這樣原句的意思全都表達出來了，而且讀起來非常順暢。西安外國語學院一位教授，因應約為一個出版社譯《堂吉訶德》，他在仔細核對了楊譯本《堂吉訶德》之後說，以前聽人講楊絳譯文不夠忠實原文，經對照之後，覺得不僅忠實，而且更為傳神，能給人一種意在言外的感覺，十分耐人尋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個同代人，1978年楊譯本剛出版時，他這個20多歲的熱血青年曾去楊絳先生府上，就書中一些翻譯上的問題同先生商榷。20多年後的現在，當我們再次相逢重提舊事時，他說他把眼下流行的幾個主要的《堂吉訶德》版本都瀏覽了一遍，覺得那些譯本中也不乏閃光點，有的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譯得還相當出色。但是，要從宏觀把握和整體觀照上看，他認為還是楊絳的譯本功力最深，作家學者譯書，的確技高一籌啊。我們覺得，文學翻譯是一項具有“創造性”（或曰“再創作”）的事業，是對藝術境界的再現，對原作神韻的傳遞，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稱得上真正做到了“信、達、雅”。 最近北京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訶德》新譯本被稱為“全譯本”，就是因為該譯本補譯了作者的11首讚美詩，並說那些詩很難譯，以前的譯者因而未譯。這話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國內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確都沒有譯這11首詩，就連歐洲許多國家的譯本也不譯這11首詩，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於我們的版本，我曾問過楊先生，先生說她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認為，作者寫這些詩是為了應付當時出書必有名人喝彩的惡俗，那時塞萬提斯歷盡坎坷，窮困潦倒，頗為自己出書無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裡借朋友給他出主意說，“你何不自己寫上幾首歪詩，署上貴人名流的大名藉以自吹自擂呢。”於是他便寫下了那些讚美自己作品的開卷詩，其實都是些諷刺性的模仿詩，並無自我頌揚的真意，若將其視為歌頌自己作品的讚美詩，恐怕有違作者的本意；其次，這組詩詼諧幽默不足，反嫌沉悶冗長，讓人難以卒讀，何況它是《序言》中所指“與正文無關的點綴品”，略去也無妨；第三，楊先生並非因其難譯而放棄，對她來說，這種斷尾詩並不難譯，何況她採用的“馬林編注本”在註釋中把斷尾都續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難譯的詩，她都照模照樣地譯了，怎麼會被這組詩難倒呢。楊先生曾說過，塞萬提斯的詩，英譯本譯得很活，雖也押韻，但常把十四行詩譯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詩譯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譯本則因變格變位問題不好押韻，索性被譯成了散文。她很慶幸中文詞彙的豐富，使她得以在譯詩中既照顧到了內容、形式和韻腳諸因素，讀起來又朗朗上口，舒心悅耳。
楊絳 該譯本初版於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僅這兩次印刷印數即為20萬套。之後的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系楊譯本一枝獨秀的時代，其旺銷之勢態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後期，有那麼多《堂吉訶德》版本同時並存的情況下，楊絳譯本的發行量還是遙遙領先的。20多年來，楊絳譯本《堂吉訶德》先後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青年文庫”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選粹”本、“世界文庫”本、“名著名譯”本及“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本等多種形式出版，總印數達60餘萬套。 楊絳譯本出版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因而關注的人也最多。作為出版社編輯，我曾將譯文和原文做過對照。楊絳的譯筆雖然靈活，譯文卻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實。她譯文中的註釋縝密而豐富，這顯示了她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如對書中大量諺語的註釋，往往舉一反三，並標明典出何處。不僅補充了人物未說完的諺語，還能舉出類似的諺語，並且標明典出何處。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處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騎士小說《阿馬迪斯·德·高拉》和《騎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蹟，而這兩部書，前者至今沒有中譯本，後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楊絳先生為了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當時就已經研讀了這兩部書的原著。 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當時的語言和風土習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詞在當時當地作何解釋，和普通詞典上的解釋有所不同。這裡可舉一例說明：《堂吉訶德》第一章開篇第三句話是：“他日常吃的沙鍋雜燴裡，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譯本中譯的是：“其鍋裡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還是“只有牛肉沒有羊肉”？楊先生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這句話卻注得很清楚，註釋中還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語“紳士吃的沙鍋雜燴，牛肉和羊肉”。堂吉訶德是紳士，不過已經沒落，飲食上只好偷工減料，因為羊肉貴，少放一點兒罷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語專家曾對我說，他詳細對照了楊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覺得很有趣，譯者以一個長句為單位，把該句的精神領會透徹之後，把長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國語法重做安排，這樣原句的意思全都表達出來了，而且讀起來非常順暢。西安外國語學院一位教授，因應約為一個出版社譯《堂吉訶德》，他在仔細核對了楊譯本《堂吉訶德》之後說，以前聽人講楊絳譯文不夠忠實原文，經對照之後，覺得不僅忠實，而且更為傳神，能給人一種意在言外的感覺，十分耐人尋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個同代人，1978年楊譯本剛出版時，他這個20多歲的熱血青年曾去楊絳先生府上，就書中一些翻譯上的問題同先生商榷。20多年後的現在，當我們再次相逢重提舊事時，他說他把眼下流行的幾個主要的《堂吉訶德》版本都瀏覽了一遍，覺得那些譯本中也不乏閃光點，有的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譯得還相當出色。但是，要從宏觀把握和整體觀照上看，他認為還是楊絳的譯本功力最深，作家學者譯書，的確技高一籌啊。我們覺得，文學翻譯是一項具有“創造性”（或曰“再創作”）的事業，是對藝術境界的再現，對原作神韻的傳遞，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稱得上真正做到了“信、達、雅”。 最近北京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訶德》新譯本被稱為“全譯本”，就是因為該譯本補譯了作者的11首讚美詩，並說那些詩很難譯，以前的譯者因而未譯。這話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國內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確都沒有譯這11首詩，就連歐洲許多國家的譯本也不譯這11首詩，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於我們的版本，我曾問過楊先生，先生說她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認為，作者寫這些詩是為了應付當時出書必有名人喝彩的惡俗，那時塞萬提斯歷盡坎坷，窮困潦倒，頗為自己出書無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裡借朋友給他出主意說，“你何不自己寫上幾首歪詩，署上貴人名流的大名藉以自吹自擂呢。”於是他便寫下了那些讚美自己作品的開卷詩，其實都是些諷刺性的模仿詩，並無自我頌揚的真意，若將其視為歌頌自己作品的讚美詩，恐怕有違作者的本意；其次，這組詩詼諧幽默不足，反嫌沉悶冗長，讓人難以卒讀，何況它是《序言》中所指“與正文無關的點綴品”，略去也無妨；第三，楊先生並非因其難譯而放棄，對她來說，這種斷尾詩並不難譯，何況她採用的“馬林編注本”在註釋中把斷尾都續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難譯的詩，她都照模照樣地譯了，怎麼會被這組詩難倒呢。楊先生曾說過，塞萬提斯的詩，英譯本譯得很活，雖也押韻，但常把十四行詩譯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詩譯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譯本則因變格變位問題不好押韻，索性被譯成了散文。她很慶幸中文詞彙的豐富，使她得以在譯詩中既照顧到了內容、形式和韻腳諸因素，讀起來又朗朗上口，舒心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