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生論述以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多，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動盪大變革時期，舊的制度受到嚴重衝擊而禮崩樂壞。許多諸侯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許多有見識的政治家思想家結合當時發生的許多興衰成敗的歷史事件，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民本思想有了深化和發展。
春秋時期的突出點就是明確地認識到政權的存亡與民眾的向背的因果關係。如沈尹戌總結梁國被秦國所滅的原因是：“民棄其上，不亡何待。”直接明確地認為民眾的好惡和向背決定著事情的成敗，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和君主的安危。這一時期，一些明知的執政者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國君及其政權只有做到利民、愛民，方能國運長久，否則就會眾叛親離，身死國亡，政權易主。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周內史曾對周王說：“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易難乎！”-所謂“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特別是孔子提出了“仁”的學說，主張“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要求當政者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把對民眾作用的重視和實行愛民利民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
當然，春秋時代的一些統治者所提倡的利民愛民，並非出於為民眾謀利益的大公無私的目的，主要是出於維護和鞏固王權統治的目的。即便像孔子那樣的大思想家，其主張也不能不具有很大的侷限性，他認為只講利民愛民是不夠的，還必須讓民知禮守禮，維護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以保證民眾生產的財富為國君和國家所用，以達到利君的目的。所以，孔子強調國君為本，民眾為末，這是他們的君本位思想。
春秋後期，齊國宴嬰曾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他提出國家利益高於和重於君主利益，為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戰國時期，對於國君和民眾的關係的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首先是儒家學派的孟子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他認為國君可以變換，政權可以更替，只有民眾是長久的。
此外，戰國時期的管仲等人的民本思想也是比較進步的，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他們對君主如何處理與民眾的關係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當政者重視和尊重多數民眾的意願，順民心，合民意，與民眾融為一體，從而實現國泰民安。他們認為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國君有善政美行，即可得到民眾的讚譽，若有惡政穢行，就會受到民眾的譴責。<<管子>> 中有一段話說：“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認為國君若能真正聽取和採納廣大民眾的好意見，並付諸實施，便是能以天下之耳目視聽，便能成為開明的君主。這些學說對民本思想有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戰國時期的民本思想在統治階層已較為流行。“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明確民當為本，君當為末。荀子曾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形象地說明了民眾在君民關係中的主導地位。
這種保民、利民、愛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經過歷代政治思想家們不斷地抽象和昇華，被後人概括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經典論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也當有極大的借鑑意義。
1、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要求統治者關心和愛護百姓；《二程文集》、《論語》有提到其仁的思想
2、孟子主張“仁政”，要求統治者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輕徭薄賦，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
3、老子的民生思想歸納為四個方面:尚民為先,崇簡抑奢,慎刑薄賦,以正治國；《道德經》
4、墨子的民生思想的核心是“為萬民興利除害”,他力圖匡正社會積弊,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墨子》
5、荀子是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最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富則國富、要重視民生；《荀子》
6、王安石主張革除弊政、關心民生疾苦
7、賈思勰從傳統的農本思想出發,著書立說,介紹農業知識,以期富國安民；《齊民要術》
8、朱熹從百姓生存的基本層面以及國計民生和社會穩定的高度,對民生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民生思想；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註》、《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
9、黃宗羲主張 “權為民所用 ,情為民所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古代民生論述以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多，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動盪大變革時期，舊的制度受到嚴重衝擊而禮崩樂壞。許多諸侯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許多有見識的政治家思想家結合當時發生的許多興衰成敗的歷史事件，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民本思想有了深化和發展。
春秋時期的突出點就是明確地認識到政權的存亡與民眾的向背的因果關係。如沈尹戌總結梁國被秦國所滅的原因是：“民棄其上，不亡何待。”直接明確地認為民眾的好惡和向背決定著事情的成敗，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和君主的安危。這一時期，一些明知的執政者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國君及其政權只有做到利民、愛民，方能國運長久，否則就會眾叛親離，身死國亡，政權易主。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周內史曾對周王說：“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易難乎！”-所謂“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特別是孔子提出了“仁”的學說，主張“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要求當政者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把對民眾作用的重視和實行愛民利民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
當然，春秋時代的一些統治者所提倡的利民愛民，並非出於為民眾謀利益的大公無私的目的，主要是出於維護和鞏固王權統治的目的。即便像孔子那樣的大思想家，其主張也不能不具有很大的侷限性，他認為只講利民愛民是不夠的，還必須讓民知禮守禮，維護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以保證民眾生產的財富為國君和國家所用，以達到利君的目的。所以，孔子強調國君為本，民眾為末，這是他們的君本位思想。
春秋後期，齊國宴嬰曾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他提出國家利益高於和重於君主利益，為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戰國時期，對於國君和民眾的關係的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首先是儒家學派的孟子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他認為國君可以變換，政權可以更替，只有民眾是長久的。
此外，戰國時期的管仲等人的民本思想也是比較進步的，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他們對君主如何處理與民眾的關係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當政者重視和尊重多數民眾的意願，順民心，合民意，與民眾融為一體，從而實現國泰民安。他們認為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國君有善政美行，即可得到民眾的讚譽，若有惡政穢行，就會受到民眾的譴責。<<管子>> 中有一段話說：“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認為國君若能真正聽取和採納廣大民眾的好意見，並付諸實施，便是能以天下之耳目視聽，便能成為開明的君主。這些學說對民本思想有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戰國時期的民本思想在統治階層已較為流行。“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明確民當為本，君當為末。荀子曾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形象地說明了民眾在君民關係中的主導地位。
這種保民、利民、愛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經過歷代政治思想家們不斷地抽象和昇華，被後人概括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經典論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也當有極大的借鑑意義。
1、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要求統治者關心和愛護百姓；《二程文集》、《論語》有提到其仁的思想
2、孟子主張“仁政”，要求統治者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輕徭薄賦，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
3、老子的民生思想歸納為四個方面:尚民為先,崇簡抑奢,慎刑薄賦,以正治國；《道德經》
4、墨子的民生思想的核心是“為萬民興利除害”,他力圖匡正社會積弊,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墨子》
5、荀子是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最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富則國富、要重視民生；《荀子》
6、王安石主張革除弊政、關心民生疾苦
7、賈思勰從傳統的農本思想出發,著書立說,介紹農業知識,以期富國安民；《齊民要術》
8、朱熹從百姓生存的基本層面以及國計民生和社會穩定的高度,對民生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民生思想；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註》、《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
9、黃宗羲主張 “權為民所用 ,情為民所繫“； 《天下郡國利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