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歌在大曆至貞觀年間，不再有李白那種非凡的自信和磅礴氣勢，也沒有杜甫那種反映社會現實的激憤和情懷。大量作品都表露出一種孤寂的冷漠心境和追求清雅高逸的落寞情懷。盛唐雄渾的風骨在此時轉變為淡泊的情致。

直到元和年間，唐詩又重新達到了高潮。詩人們著力於新途徑的開闢，在技法和詩歌理論上都有所創新，因此詩歌至中唐，詩風為之大變。其中“韓孟詩派”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韓孟詩派”作為一個詩歌流派，主要指的是以韓愈、孟郊為首，包括李賀、盧仝等為代表的一批詩人。

“韓孟詩派”有明確的理論，那就是“不平則鳴”和“筆補造化”，內心不平，則鳴其不幸，苦吟以抒憤，側重點在於強調詩歌的抒情功能。筆補造化則是指既要有創造性的詩思，又要對物象進行主觀裁奪，即透過詩人的創造活動以彌補自然物象的不足，這些主張便表現出重主觀心理，造成了他們的詩作極其崇尚雄奇怪異之類。

正因為他們在藝術上創新求異，採用了不同尋常的內容、句式、意象入詩的緣故。因此，後人常用“奇崛險怪”來形容韓愈及其周圍詩人的詩風。

韓愈又主張“以文為詩”，這主要指他的詩多記敘鋪陳，好以議論直言感受和情緒，還把古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詩中，以及不太講平仄、音韻等，還常打破詩歌原有節奏，努力營造一種別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圓潤之美。

如他的《三星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鬥。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鬥不挹酒漿。

箕獨有神靈，無時停顛揚。無善名已聞。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

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鬥，汝獨不能神。

把這首詩當做“文”來看，也不為過。

“以文為體”是對詩歌傳統表現手法的一種革新，在矯正中唐以來柔弱浮蕩詩風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詩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並對他周圍的一批詩人產生了影響。後人把這種傾向稱之為詩歌的“散文化”。

韓愈、孟郊之後，元和詩壇又出現了天才詩人李賀，李賀少年時代即名動京華，深受韓愈的讚賞。他的詩歌，造句奇特、想象怪異、幽奇冷豔，極為濃郁的傷感意緒和幽僻怪誕的個性特徵表現突出。

如他的《長平箭頭歌》，以古吊今，意色奇崛。

李賀將卓越的才華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詩歌創作上，騎驢覓詩，苦吟成性，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因此他的作品一直頗受重視。

此外，韓孟詩派較重要的詩人還有盧仝、馬異、劉叉、皇莆湜等人。

盧仝的《客請蝦蟆》“揚州蝦蜆忽得便，腥臊臭穢逐我行”，意象怪奇、醜陋。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 出自劉叉的《偶書》，很有特色，具有譎奔放之氣。

總的來說，“韓孟詩派”從“不平則鳴”到裁物象、覷天巧、補造化，到明確提出雄奇怪異的審美理想，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詩歌創作理論。它突破了過於重視人倫道德和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由重詩的社會功能轉向重詩的抒情特質，轉向重創作主體內心的展露和藝術創造力的發揮，這在詩歌理論史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以文為詩”，也促進詩歌語言解放，擴大了體裁，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這一點對宋代詩人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掃除宋初西昆體浮豔詩風的有力武器。

韓孟詩派是中唐時期與新樂府運動同時崛起的一個影響較大的詩派。其代表人物是韓愈、孟郊，此外還包括賈島、盧仝以及馬異、劉叉等人。這個詩派創作的特點是透過抒寫個人的不幸遭遇來揭示社會的弊病，他們主張“不平則鳴”，苦吟以抒憤，並互相切磋酬唱。他們詩風尚奇求險，韓愈奇而雄，孟郊奇而古，賈島奇而清，盧仝奇而怪。他們具有獨特的審美品味，以震盪光怪為美，以瘁索枯槁為美，以五彩斑斕為美。由於受韓愈古文運動“陳言務去”的影響，他們在藝術上力求避熟就生，標新立異，注重苦吟和錘鍊功夫，力矯大曆詩風的平弱纖巧。這種詩歌的新的追求與新的變化，積極推動了盛唐以後詩歌藝術境界的開拓。

韓孟詩派追求詩風的雄奇怪異，他們有意打破詩歌傳統的表現手法，在藝術上創新求異，探索詩歌的新形式、新風格。主要表現為：（1）採用過去不常用的內容甚至是世俗、醜陋之事入詩，逞奇矜博，出奇制勝；（2）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構思奇特，標新立異；（3）注重造語煉字，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將散文、駢賦的句法引進詩歌，使詩句可長可短、變化多端。

韓孟詩派成員除共性之外，還有自己的個性，如韓愈以氣勢雄大和意象怪奇見長；孟郊多用僻字險韻與生冷意象，使怪奇向幽僻冷澀一路發展；賈島的詩表現出尖新奇巧的特點；姚合詩追求字句精警清麗；盧仝、馬異等人想象離奇、語言生僻等。韓孟詩派努力變舊求新，豐富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傳統，但由於過分地刻意求新，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詩歌的節奏美、形象美，也存在明顯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