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論述“物不平則鳴”的道理。從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動而發出聲音，論及人的言論、歌、哭，都是因為有所不平的緣故。 第二段，列舉自然界多種現象論證“不平則鳴”的觀點。例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樂器，就是最善於發出聲音的東西；而上天則用鳥鳴、雷鳴、蟲鳴、風聲來告訴人一年四季的推移。這就為下文闡述“人也亦然”打下論證的基礎。 第三段，論證人也如此，不平則鳴。文章承接上文，從自然界論及人類社會，從唐虞、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談到隋、唐，列舉了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事蹟，論證了“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論點。 第四段，從唐朝的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一直說到孟郊、李翱、張籍，認為他們都是善於用詩文來抒發情懷的人。作者發問：孟郊、李翱、張籍三人的優秀詩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們的聲音和諧來歌頌國家的興盛，還是要使他們窮困飢餓、心情憂愁，而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終點明題旨：“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藉以抒發對孟郊懷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用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遊離，體現了佈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歷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闢，橫絕古今”。 韓愈首先著重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從自然界的草木金石、風雨雷電之類到人類社會中的三皇五帝、至聖先賢，作者一口氣用了三十八個“鳴”字，其中文筆千變萬化，議論恣肆縱橫，恰如清代吳調侯、吳楚材所評，是“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韓愈在此以潑墨之法述古編新、竭力鋪陳的用意就在於要以本文“不平則鳴”的中心論點去對孟郊進行一次思想上、心理上的說服、啟發，因而這其中包含這樣幾層意思： 一是不要認為自己不該“鳴”，認為今日之不幸均因“鳴”字而起； 二是“鳴”乃天性，想不“鳴”也難做到，不如當個“鳴之善也者”，三是為世所用則“鳴”“國家之盛”，為世所疾則“自鳴其不幸”，兩者無不可。總而言之，韓愈以古今萬物為例，說明的正是一個極普通但卻很重要的道理，即為人不能不“鳴”，為文人更不可不善“鳴”，至於“幸”與“不幸”，在“上”還是在“下”，那就不必強求了。依此看來，韓愈在此文中所闡發的理論基本上還是沒有超出儒家“窮達”之說的範圍。 在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之後，韓愈又從“鳴”的“善”與“不善”入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涉及三代，論述百家，以“鳴”字為經線，用旁逸側出之筆，突兀崢嶸之法。時抑時揚地表達出自己對歷代名人雅士的評價。韓愈把從唐、虞、夏、商到魏、晉、隋、唐的歷史時期劃為三個階段。認為周以前及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是盛世之言；周衰後的孔子至西漢的司馬遷也是“善嗚者也”，但屬衰世之音；至於魏晉之後則“鳴者不及於古”，純屬亂世之音了。這種厚古薄今的論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一是出於反對六朝以來駢文佔統治地位的反常現象的考慮，再是對於魏晉以降志士仁人愈發地“不得其鳴”之現狀的極大義憤。 由此，韓愈就在末尾一段裡以正大的議論，閃爍變化的語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即：溫故可以知新，從上古至今眾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立身處世的關鍵是毋以勝敗得失論英雄。一個人只要敢“鳴”，只要善“鳴”也就足夠了。至於幸與不幸，遇與不遇，在上位還是處下位等等則一概不足論。更何況賢才不被知遇實為古今通例，本無可悲之處，如此，則“其在上也奚以喜？ 其在下也奚以悲？”就可以達到一種不悲而樂且幸，“鳴”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 對於“鳴不及於古”，其中“善者”，韓愈以“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衰，其志弘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作出評說。但對於怎樣“鳴”才算是“至善”，韓愈卻一字未提，反以“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作了反問。為什麼三代兩漢各種人物都可以“鳴”而且評之為善，到了魏晉以後卻一落千丈了呢。作者以“天怒其德”作口實，此含糊其辭之法也。其本意顯然是在指出亂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沒、被輕視的事實。由此也就講明瞭“不及於古”的真正原因，並流露出對歷代當權者壓抑、摧殘人才的強烈的不滿情緒。 全篇緊緊扣住一個“鳴”字進行論述，其中“鳴”字出現三十八次，句法變換二十九回，聲調頓挫之處更是層出不窮。明代茅坤論及此文時說：“以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既指出了連用一字貫穿全文的先例，又給予此文以高度的評價。韓愈在這篇贈序中溯古論今，獨闢蹊徑，反覆以古人之鳴與今人之鳴相比較，於論述之中寄託感慨，在敘說之中有諷刺，達到了奇而不詭，收放自如，波瀾迭起，令人擊節的閱讀效果，體現出變化多端，格調高奇，深刻雄健，氣象萬千的行文風格。
文章內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論述“物不平則鳴”的道理。從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動而發出聲音，論及人的言論、歌、哭，都是因為有所不平的緣故。 第二段，列舉自然界多種現象論證“不平則鳴”的觀點。例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樂器，就是最善於發出聲音的東西；而上天則用鳥鳴、雷鳴、蟲鳴、風聲來告訴人一年四季的推移。這就為下文闡述“人也亦然”打下論證的基礎。 第三段，論證人也如此，不平則鳴。文章承接上文，從自然界論及人類社會，從唐虞、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談到隋、唐，列舉了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事蹟，論證了“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論點。 第四段，從唐朝的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一直說到孟郊、李翱、張籍，認為他們都是善於用詩文來抒發情懷的人。作者發問：孟郊、李翱、張籍三人的優秀詩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們的聲音和諧來歌頌國家的興盛，還是要使他們窮困飢餓、心情憂愁，而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終點明題旨：“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藉以抒發對孟郊懷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用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遊離，體現了佈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歷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闢，橫絕古今”。 韓愈首先著重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從自然界的草木金石、風雨雷電之類到人類社會中的三皇五帝、至聖先賢，作者一口氣用了三十八個“鳴”字，其中文筆千變萬化，議論恣肆縱橫，恰如清代吳調侯、吳楚材所評，是“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韓愈在此以潑墨之法述古編新、竭力鋪陳的用意就在於要以本文“不平則鳴”的中心論點去對孟郊進行一次思想上、心理上的說服、啟發，因而這其中包含這樣幾層意思： 一是不要認為自己不該“鳴”，認為今日之不幸均因“鳴”字而起； 二是“鳴”乃天性，想不“鳴”也難做到，不如當個“鳴之善也者”，三是為世所用則“鳴”“國家之盛”，為世所疾則“自鳴其不幸”，兩者無不可。總而言之，韓愈以古今萬物為例，說明的正是一個極普通但卻很重要的道理，即為人不能不“鳴”，為文人更不可不善“鳴”，至於“幸”與“不幸”，在“上”還是在“下”，那就不必強求了。依此看來，韓愈在此文中所闡發的理論基本上還是沒有超出儒家“窮達”之說的範圍。 在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之後，韓愈又從“鳴”的“善”與“不善”入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涉及三代，論述百家，以“鳴”字為經線，用旁逸側出之筆，突兀崢嶸之法。時抑時揚地表達出自己對歷代名人雅士的評價。韓愈把從唐、虞、夏、商到魏、晉、隋、唐的歷史時期劃為三個階段。認為周以前及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是盛世之言；周衰後的孔子至西漢的司馬遷也是“善嗚者也”，但屬衰世之音；至於魏晉之後則“鳴者不及於古”，純屬亂世之音了。這種厚古薄今的論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一是出於反對六朝以來駢文佔統治地位的反常現象的考慮，再是對於魏晉以降志士仁人愈發地“不得其鳴”之現狀的極大義憤。 由此，韓愈就在末尾一段裡以正大的議論，閃爍變化的語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即：溫故可以知新，從上古至今眾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立身處世的關鍵是毋以勝敗得失論英雄。一個人只要敢“鳴”，只要善“鳴”也就足夠了。至於幸與不幸，遇與不遇，在上位還是處下位等等則一概不足論。更何況賢才不被知遇實為古今通例，本無可悲之處，如此，則“其在上也奚以喜？ 其在下也奚以悲？”就可以達到一種不悲而樂且幸，“鳴”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 對於“鳴不及於古”，其中“善者”，韓愈以“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衰，其志弘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作出評說。但對於怎樣“鳴”才算是“至善”，韓愈卻一字未提，反以“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作了反問。為什麼三代兩漢各種人物都可以“鳴”而且評之為善，到了魏晉以後卻一落千丈了呢。作者以“天怒其德”作口實，此含糊其辭之法也。其本意顯然是在指出亂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沒、被輕視的事實。由此也就講明瞭“不及於古”的真正原因，並流露出對歷代當權者壓抑、摧殘人才的強烈的不滿情緒。 全篇緊緊扣住一個“鳴”字進行論述，其中“鳴”字出現三十八次，句法變換二十九回，聲調頓挫之處更是層出不窮。明代茅坤論及此文時說：“以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既指出了連用一字貫穿全文的先例，又給予此文以高度的評價。韓愈在這篇贈序中溯古論今，獨闢蹊徑，反覆以古人之鳴與今人之鳴相比較，於論述之中寄託感慨，在敘說之中有諷刺，達到了奇而不詭，收放自如，波瀾迭起，令人擊節的閱讀效果，體現出變化多端，格調高奇，深刻雄健，氣象萬千的行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