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李商隱以其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創作了佔他全部詩篇七分之一強的史詩，它們擴充套件了傳統詠史詩的涵量，豐富了詠史詩的題材，探索了詠史詩新的手法，思想性藝術性臻於和諧統—，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李商隱的詠史詩不僅詠古況今，充分反映了他進步的歷史觀，而且借古諷今，含蓄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同時還借題寄慨，委婉地抒發了他懷才不遇的苦悶。相對時政的深沉感慨，擴大了詠史詩的表現容量。 詠史詩以歷史故事或傳說為題材，與詩人的歷史觀有密切的聯絡。李商隱的詠史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他用發展變化的歷史觀分析社會變化，將國家的興亡歸因於“人為”。在《覽古》中，他把縱的歷史與橫的觀實聯絡起來指出：“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深刻地警告晚唐統治集團：一切都在變化，金城湯池並不能永保國家不衰亡。他還根據興亡的史實，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詠史》)，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在他對歷史的一個根本認識是：“又聞理與亂，系人不繫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在繫於何人的問題上，儘管他受時代的侷限，還只能將理亂的命脈繫於帝王，但在他的詩中，大都是指責他們敗亂國家的。因此這種揭露更有進步意義。“系人不繫天”的思想貫穿於李商隱全部的詠史詩中。最顯著的是一首《詠史》(北湖南林水漫漫)，說明了興亡有道，不關天命。他又說：“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咸陽》）。秦並天下不繫於得山河之險。他既然認為理亂興亡有線索可尋，又存有“乘運應須宅人荒，男兒安在戀池隍”(《題漢祖廟》)的雄心，因此，雖然古來人事代謝，仍覺事有可為。並不悲觀。在強調人為的同時，詩人又突出批判了把地域條件、天命王氣作為精神支柱，毫無顧忌地苟安享樂的封建統治者。如《南朝》：“地險悠悠天地長，金陵玉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此詩舉梁事以概南朝，巧妙地將“半面妝與分天下”聯絡起來，辛辣地諷刺了腐朽昏聵的建統治者迷信王氣，自恃天險，不圖進取，自食亡國之果。這些明確的以古鑑今的態度，包含著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認識更自覺完整。 其次，詩人常託古諷今，集中地揭露了一些亡國之君因沉湎女色，窮奢極欲而導致亡國滅身的歷史現象。他對於歷代著名的好神仙、好酒色的帝王以及荒淫無恥的亡國敗國之君，如周穆王、陳後主、隋煬帝、唐玄宗都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諷刺，從而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起到一定的諷諫作用。如《南朝》中“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齊宮詞》中“梁臺歌舞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隋宮》中“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像這樣內容和風格的詩在他的詠史詩中佔著絕大部分。這說明詩人從現實生活的觀察中，看出了那個時代的一些帝王已經踏上前朝的覆轍，不可避免要走向滅亡的深淵。只因為不敢正面揭發所以借詠史諷刺。但李商隱在不少的詠史詩中過分地把沉湎女色看成是亡國的最大原因，而忽視政治、經濟和階級矛盾等更重要的因素，這是受他的階級出身和時代歷史的侷限所致。詩人於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牛李黨爭，國亡加速，雖站在維護唐王朝利益的立場上，在詠史詩中雖是曲折的但也是“微而顯”地表明自己的主張和對時局的激憤。《韓碑》分透過對唐憲宗時韓愈撰寫的《平淮西碑》的讚頌，表達了作者堅持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態度；當然李商隱的詠史詩都有現實背景，指事切近。憲宗服金丹求長生，反而暴卒，葬於景陵。他作了—首《過景陵》詩詠其事：“武皇精魄久仙升，帳殿淒涼煙霧凝，但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除憲宗外，李商隱身歷的諸朝中．穆宗、武宗也都好神仙。武宗也因此成疾，他便寫了大量詠史詩諷刺帝王求仙。如《華嶽下題西王母廟》等。敬宗以年少繼位，荒淫無度，故李商隱每在詩中借民間對北齊後主高緯的稱呼——“無愁天子”以點醒之。如《陳後宮》，《富平少候》，冷雋地諷刺了不知憂國憂民、整日醉生夢死的最高統治者。 再次，李商隱更可貴的地方是：他認識到一切敗亡的禍根，都在於最高統治者皇帝賢愚不分、不重視人才和驕奢淫佚、好女色、好求仙。因此，他詠史詩裡的皇帝便主要是兩類典型。他在《瑤池》和《賈生》等詩中辛辣地諷刺了帝王們求神仙的虛妄無益和他們愛人才愛百姓不及好神仙的愚行。帝王們求神仙的虛妄是以前詩壇上常寫的題材，然而，李商隱寫出了比別人不常有的深刻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他不只寫皇帝不重視人才或愛好求仙，而是把二者對比起來寫。如“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侍臣自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漢宮詞》)。並且，他不只寫皇帝奢華淫樂，而是把它與誤國、亡國聯絡起來寫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李商隱以其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創作了佔他全部詩篇七分之一強的史詩，它們擴充套件了傳統詠史詩的涵量，豐富了詠史詩的題材，探索了詠史詩新的手法，思想性藝術性臻於和諧統—，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李商隱的詠史詩不僅詠古況今，充分反映了他進步的歷史觀，而且借古諷今，含蓄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同時還借題寄慨，委婉地抒發了他懷才不遇的苦悶。相對時政的深沉感慨，擴大了詠史詩的表現容量。 詠史詩以歷史故事或傳說為題材，與詩人的歷史觀有密切的聯絡。李商隱的詠史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他用發展變化的歷史觀分析社會變化，將國家的興亡歸因於“人為”。在《覽古》中，他把縱的歷史與橫的觀實聯絡起來指出：“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深刻地警告晚唐統治集團：一切都在變化，金城湯池並不能永保國家不衰亡。他還根據興亡的史實，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詠史》)，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在他對歷史的一個根本認識是：“又聞理與亂，系人不繫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在繫於何人的問題上，儘管他受時代的侷限，還只能將理亂的命脈繫於帝王，但在他的詩中，大都是指責他們敗亂國家的。因此這種揭露更有進步意義。“系人不繫天”的思想貫穿於李商隱全部的詠史詩中。最顯著的是一首《詠史》(北湖南林水漫漫)，說明了興亡有道，不關天命。他又說：“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咸陽》）。秦並天下不繫於得山河之險。他既然認為理亂興亡有線索可尋，又存有“乘運應須宅人荒，男兒安在戀池隍”(《題漢祖廟》)的雄心，因此，雖然古來人事代謝，仍覺事有可為。並不悲觀。在強調人為的同時，詩人又突出批判了把地域條件、天命王氣作為精神支柱，毫無顧忌地苟安享樂的封建統治者。如《南朝》：“地險悠悠天地長，金陵玉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此詩舉梁事以概南朝，巧妙地將“半面妝與分天下”聯絡起來，辛辣地諷刺了腐朽昏聵的建統治者迷信王氣，自恃天險，不圖進取，自食亡國之果。這些明確的以古鑑今的態度，包含著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認識更自覺完整。 其次，詩人常託古諷今，集中地揭露了一些亡國之君因沉湎女色，窮奢極欲而導致亡國滅身的歷史現象。他對於歷代著名的好神仙、好酒色的帝王以及荒淫無恥的亡國敗國之君，如周穆王、陳後主、隋煬帝、唐玄宗都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諷刺，從而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起到一定的諷諫作用。如《南朝》中“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齊宮詞》中“梁臺歌舞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隋宮》中“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像這樣內容和風格的詩在他的詠史詩中佔著絕大部分。這說明詩人從現實生活的觀察中，看出了那個時代的一些帝王已經踏上前朝的覆轍，不可避免要走向滅亡的深淵。只因為不敢正面揭發所以借詠史諷刺。但李商隱在不少的詠史詩中過分地把沉湎女色看成是亡國的最大原因，而忽視政治、經濟和階級矛盾等更重要的因素，這是受他的階級出身和時代歷史的侷限所致。詩人於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牛李黨爭，國亡加速，雖站在維護唐王朝利益的立場上，在詠史詩中雖是曲折的但也是“微而顯”地表明自己的主張和對時局的激憤。《韓碑》分透過對唐憲宗時韓愈撰寫的《平淮西碑》的讚頌，表達了作者堅持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態度；當然李商隱的詠史詩都有現實背景，指事切近。憲宗服金丹求長生，反而暴卒，葬於景陵。他作了—首《過景陵》詩詠其事：“武皇精魄久仙升，帳殿淒涼煙霧凝，但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除憲宗外，李商隱身歷的諸朝中．穆宗、武宗也都好神仙。武宗也因此成疾，他便寫了大量詠史詩諷刺帝王求仙。如《華嶽下題西王母廟》等。敬宗以年少繼位，荒淫無度，故李商隱每在詩中借民間對北齊後主高緯的稱呼——“無愁天子”以點醒之。如《陳後宮》，《富平少候》，冷雋地諷刺了不知憂國憂民、整日醉生夢死的最高統治者。 再次，李商隱更可貴的地方是：他認識到一切敗亡的禍根，都在於最高統治者皇帝賢愚不分、不重視人才和驕奢淫佚、好女色、好求仙。因此，他詠史詩裡的皇帝便主要是兩類典型。他在《瑤池》和《賈生》等詩中辛辣地諷刺了帝王們求神仙的虛妄無益和他們愛人才愛百姓不及好神仙的愚行。帝王們求神仙的虛妄是以前詩壇上常寫的題材，然而，李商隱寫出了比別人不常有的深刻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他不只寫皇帝不重視人才或愛好求仙，而是把二者對比起來寫。如“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侍臣自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漢宮詞》)。並且，他不只寫皇帝奢華淫樂，而是把它與誤國、亡國聯絡起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