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原文：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固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雲：“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
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竅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
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 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譯文：
《論》說：“忠、孝、智、勇這四個方面，是做臣子、做兒子最珍貴的東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並不斷追尋著這四個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們，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兒子了。漢代的李陵出任上將，出兵征討匈奴，我私下認為，他不為國家的事業而犧牲是不忠，活著投降匈奴是勇，放棄先前的功績是不智，招致後來的禍患是不孝，四個方面沒有一個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滅亡了，可悲啊！
我讀《史記》《漢書》，發現它們對李陵都沒有明確的批評，私下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馬遷雖然是因為李陵而遭受罪責的，然而對李陵沒有批評，是應該的嗎？班固也跟著司馬遷而沒有批評李陵，還是應該的嗎？按照《禮記》上說：“為軍隊謀劃的人，失敗就要死去。”所以失敗而死，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該死時卻不死，能不得到批評嗎？我看他最初帶領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領地，能用少數軍隊攻擊眾多敵人，用辛勞的軍隊擊敗準備充分、養精蓄銳的敵人，一再打仗一再勝利，沒有誰能比他的功勞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盡、力量衰竭、鋒銳遭受摧折而失敗的時候，他不能夠拼死一戰，最終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丟掉國君的使命，挫傷國家的威風，不能夠稱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為俘虜，不能夠稱作勇；喪失戰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聲在後，不能夠稱作智；（只顧）自己免除罪行，而將災禍轉移到母親身上，不能夠稱作孝。他卻引用范蠡、曹沫來自比，又是多麼荒謬啊！況且會稽的恥辱，不是范蠡的過錯；魯國蒙受羞辱，曹沫一定會討回損失，所以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於強敵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報國之心，又有什麼作為呢？那吳國、齊國，是越國、魯國的敵國；匈奴是漢朝的外臣，作為大漢的將軍被單于活捉，這是助長敵人（的氣焰）而嚴重地侮辱了國家啊。況且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會有李陵的投降的惡名；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會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禍患。考察這幾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與這兩位的事並不相同，然而李陵卻自以為是仰慕（效仿）他們的行為，這是嚴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義啊。
我看李陵回覆蘇武的書信，他心中只是擔心漢朝不明白自己，卻沒有自我反省這件事的始終。為什麼呢？與其想要刺穿心臟自我表白，割下頭顱表明心志，何如盡到臣子的節操獻上生命來取信於國君呢？與其痛心母親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國家，何如捨棄生命堅守正義而死，從而解除親人的禍患呢？有人說：“漢武帝不能明察具體情況，而聽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對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罰，難道不是對不起李陵對漢朝立下的功勞嗎？”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夠接著死去，那麼朝廷一定會將對他的賞賜延續到他的後代，刑罰也不會施加在他的父母親族身上，李陵的戰功足以冠絕當時，他的豪壯氣節足以為後世垂範，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將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該做的事，君子不會輕視自己的生命；到了該犧牲的時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該行的正道。所以隴西計程車大夫們以姓李感到慚愧，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不是這樣的嗎？
白居易
原文：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固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雲：“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
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竅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
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 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譯文：
《論》說：“忠、孝、智、勇這四個方面，是做臣子、做兒子最珍貴的東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並不斷追尋著這四個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們，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兒子了。漢代的李陵出任上將，出兵征討匈奴，我私下認為，他不為國家的事業而犧牲是不忠，活著投降匈奴是勇，放棄先前的功績是不智，招致後來的禍患是不孝，四個方面沒有一個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滅亡了，可悲啊！
我讀《史記》《漢書》，發現它們對李陵都沒有明確的批評，私下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馬遷雖然是因為李陵而遭受罪責的，然而對李陵沒有批評，是應該的嗎？班固也跟著司馬遷而沒有批評李陵，還是應該的嗎？按照《禮記》上說：“為軍隊謀劃的人，失敗就要死去。”所以失敗而死，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該死時卻不死，能不得到批評嗎？我看他最初帶領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領地，能用少數軍隊攻擊眾多敵人，用辛勞的軍隊擊敗準備充分、養精蓄銳的敵人，一再打仗一再勝利，沒有誰能比他的功勞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盡、力量衰竭、鋒銳遭受摧折而失敗的時候，他不能夠拼死一戰，最終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丟掉國君的使命，挫傷國家的威風，不能夠稱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為俘虜，不能夠稱作勇；喪失戰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聲在後，不能夠稱作智；（只顧）自己免除罪行，而將災禍轉移到母親身上，不能夠稱作孝。他卻引用范蠡、曹沫來自比，又是多麼荒謬啊！況且會稽的恥辱，不是范蠡的過錯；魯國蒙受羞辱，曹沫一定會討回損失，所以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於強敵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報國之心，又有什麼作為呢？那吳國、齊國，是越國、魯國的敵國；匈奴是漢朝的外臣，作為大漢的將軍被單于活捉，這是助長敵人（的氣焰）而嚴重地侮辱了國家啊。況且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會有李陵的投降的惡名；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會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禍患。考察這幾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與這兩位的事並不相同，然而李陵卻自以為是仰慕（效仿）他們的行為，這是嚴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義啊。
我看李陵回覆蘇武的書信，他心中只是擔心漢朝不明白自己，卻沒有自我反省這件事的始終。為什麼呢？與其想要刺穿心臟自我表白，割下頭顱表明心志，何如盡到臣子的節操獻上生命來取信於國君呢？與其痛心母親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國家，何如捨棄生命堅守正義而死，從而解除親人的禍患呢？有人說：“漢武帝不能明察具體情況，而聽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對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罰，難道不是對不起李陵對漢朝立下的功勞嗎？”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夠接著死去，那麼朝廷一定會將對他的賞賜延續到他的後代，刑罰也不會施加在他的父母親族身上，李陵的戰功足以冠絕當時，他的豪壯氣節足以為後世垂範，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將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該做的事，君子不會輕視自己的生命；到了該犧牲的時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該行的正道。所以隴西計程車大夫們以姓李感到慚愧，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不是這樣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