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鄧麗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羅走在了一起，但張俐敏認為，即使那時，鄧麗君也不曾快樂過。鄧麗君的好友何俐俐也認為，保羅只是一個伴，鄧麗君從未打算與他結婚，她最愛的還是郭孔丞。“只可惜她太重視自己的表演事業，才和美好的姻緣一再錯過。”何俐俐最怕鄧麗君寂寞，也知道鄧麗君不喜歡一個人孤獨過日子，那一段時間，她就熱心地幫鄧麗君安排過三次相親，物件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但據何俐俐回憶：“不過對方要求她退出演藝圈，她始終做不到，她太愛這個行業了，所以這幾段姻緣都沒有結果。” 鄧麗君在1990年旅居法國，也就在這時，她那顆漂泊的心靈再度找到了港口。鄧麗君生命中的最後的情人是比她小15歲的法國攝影師史蒂芬·保羅（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羅，法華人，全名史蒂芬·丹尼爾·拉斐爾·保羅，1995年9月才滿28歲。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名紀勒裡，從小居住在法國北部諾曼第省。他原來是搞音樂的，還會作曲，但因為特別喜歡攝影，就到巴黎唐人區當了一名攝影師。他身材瘦高，常將長髮在腦後紮成馬尾辮，一副典型的現代青年打扮。 移居法國的鄧麗君希望在異國的土地上由絢爛走向平靜，過著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國很不原意與當地華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單純，與她來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紹的經營“新敦煌”酒樓的沈雲。 鄧麗君就在沈雲開的“新敦煌”酒樓認識了保羅。保羅當時住在巴黎唐人區（19號）的一間酒樓上。兩人相識，談得相當投機。不久，因工作需要，鄧麗君就請到了當時的自由攝影師保羅幫忙拍照，兩人因此而結識、相戀。保羅由此而成為鄧麗君的私人助理，負責她的照片與錄影帶的攝製。 1992年初，保羅陪著鄧麗君返臺過年。這是保羅第一次在臺灣公開場合現身。當時媒體只是注意倒保羅身高約一米八，扎辮子、戴耳環，但並沒有特別留意這個人。當鄧麗君出現在“中華電視臺”時，保羅手上拎著她的隨身物品和大衣，傳媒發現這個高大的年輕人很像個護花使者。 對於鄧麗君選擇外華人而且不是華人的男士作為交往物件，鄧家人的解釋是，主要是過去感情受過的創傷，鄧麗君覺得與中國以及華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傷害。 “與中國男性交往容易受傷害”，這卻是一位飽經滄桑的中國女性的真實感觸。 鄧麗君逝世後，保羅極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愛人的沉重打擊，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許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鄧家人對保羅在鄧麗君病發時不在她的身邊而極為不滿；許多報刊雜誌都是有關他的負面報道，媒體攻擊保羅對鄧麗君的感情，甚至懷疑他與鄧麗君的愛情，有些報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來貶低他對鄧麗君的感情；諸多歌迷對保羅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還咬牙切齒地說，鄧麗君的死，保羅應該負全部責任，甚至還傳出，歌迷中有人想透過黑社會勢力報復保羅。 最後的纏綿在鄧麗君過世後，保羅只是驚鴻一瞥地在靈堂前出現，隨即就因媒體的重重包圍而匆匆離去。那天，在靈堂關閉的最後一刻，保羅身穿一襲黑色襯衫長褲和米白西裝，戴著墨鏡，面容憔悴，臉色蒼白，帶著數百朵鮮紅鮮紅的玫瑰。在鄧麗君生前好友張玉玲的陪同下，出現了。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靈堂頓時又沸騰起來。記者們互相擁擠，紛紛拍照。保羅則被圍了個水洩不通，被追問個不停，他自己則一言不發。 保羅默默地走到鄧麗君靈前，臉上的兩行清淚，道盡了他的哀心。他從衣袋裡掏出了兩封信，信封用法文書寫，一封上寫著“給我的最愛，永遠的遺憾，史蒂芬·保羅”，另一封上則寫著“麗君我的愛，你的離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遺憾”。他在靈堂前雙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會兒，又點燃了兩盞精緻的小蠟燭，並在鄧麗君的遺囑前，輕輕放下一串粉紅色珍珠項鍊。項鍊的墜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最愛的人逝世以後，保羅每天生活在回憶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舊居里避不見人，就是開車到自己曾經和鄧麗君留下足跡的地方追憶感懷，甚至是呆在海邊，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憂傷的回憶充溢在他的心間。 鄧麗君的去世給保羅帶來的壓力極為巨大，鄧家人的冷漠，歌迷們的怨恨，輿論界的詆譭，這位不足30歲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來了，他沉默著、忍受著，等待著他心愛的人永遠安息。 在鄧麗君逝世一年後，從不接受媒體採訪的保羅，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亞視”專訪，並親自上電視自曝與鄧麗君相識相戀的種種。他說，他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故事。他愛鄧麗君那顆善良的心，她的溫柔和愛心。或許是未能在愛人病發時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誤急救的遺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羅在訪問中一再強調，五年來他和鄧麗君是形影不離、時刻相對。談到鄧麗君過世後的心情，他說：“自從她去世，每回聽到她的歌聲我都想哭，這一年裡，我掙扎得好辛苦，我承認我在逃避現實，所以只能把自己鎖在屋子裡。除了這樣，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問及他對未來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時間平復”，並且對未來也沒有任何計劃。至於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羅毫不猶豫地表示會去，“但不會在她的忌日，我會選擇一些沒人留意的時間去，我對她的感情毋須別人的見證。” 1995年後有整整的三年時間，保羅渾渾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別墅裡。他的種種狀況，鄧麗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們希望他早點找個工作，也曾經好幾次勸他過去的就過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國過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羅才決定返國。 保羅悄悄而來，旋即悄悄而走，帶來的是一份傷情的哀思，帶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遺憾。
後來，鄧麗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羅走在了一起，但張俐敏認為，即使那時，鄧麗君也不曾快樂過。鄧麗君的好友何俐俐也認為，保羅只是一個伴，鄧麗君從未打算與他結婚，她最愛的還是郭孔丞。“只可惜她太重視自己的表演事業，才和美好的姻緣一再錯過。”何俐俐最怕鄧麗君寂寞，也知道鄧麗君不喜歡一個人孤獨過日子，那一段時間，她就熱心地幫鄧麗君安排過三次相親，物件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但據何俐俐回憶：“不過對方要求她退出演藝圈，她始終做不到，她太愛這個行業了，所以這幾段姻緣都沒有結果。” 鄧麗君在1990年旅居法國，也就在這時，她那顆漂泊的心靈再度找到了港口。鄧麗君生命中的最後的情人是比她小15歲的法國攝影師史蒂芬·保羅（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羅，法華人，全名史蒂芬·丹尼爾·拉斐爾·保羅，1995年9月才滿28歲。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名紀勒裡，從小居住在法國北部諾曼第省。他原來是搞音樂的，還會作曲，但因為特別喜歡攝影，就到巴黎唐人區當了一名攝影師。他身材瘦高，常將長髮在腦後紮成馬尾辮，一副典型的現代青年打扮。 移居法國的鄧麗君希望在異國的土地上由絢爛走向平靜，過著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國很不原意與當地華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單純，與她來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紹的經營“新敦煌”酒樓的沈雲。 鄧麗君就在沈雲開的“新敦煌”酒樓認識了保羅。保羅當時住在巴黎唐人區（19號）的一間酒樓上。兩人相識，談得相當投機。不久，因工作需要，鄧麗君就請到了當時的自由攝影師保羅幫忙拍照，兩人因此而結識、相戀。保羅由此而成為鄧麗君的私人助理，負責她的照片與錄影帶的攝製。 1992年初，保羅陪著鄧麗君返臺過年。這是保羅第一次在臺灣公開場合現身。當時媒體只是注意倒保羅身高約一米八，扎辮子、戴耳環，但並沒有特別留意這個人。當鄧麗君出現在“中華電視臺”時，保羅手上拎著她的隨身物品和大衣，傳媒發現這個高大的年輕人很像個護花使者。 對於鄧麗君選擇外華人而且不是華人的男士作為交往物件，鄧家人的解釋是，主要是過去感情受過的創傷，鄧麗君覺得與中國以及華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傷害。 “與中國男性交往容易受傷害”，這卻是一位飽經滄桑的中國女性的真實感觸。 鄧麗君逝世後，保羅極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愛人的沉重打擊，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許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鄧家人對保羅在鄧麗君病發時不在她的身邊而極為不滿；許多報刊雜誌都是有關他的負面報道，媒體攻擊保羅對鄧麗君的感情，甚至懷疑他與鄧麗君的愛情，有些報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來貶低他對鄧麗君的感情；諸多歌迷對保羅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還咬牙切齒地說，鄧麗君的死，保羅應該負全部責任，甚至還傳出，歌迷中有人想透過黑社會勢力報復保羅。 最後的纏綿在鄧麗君過世後，保羅只是驚鴻一瞥地在靈堂前出現，隨即就因媒體的重重包圍而匆匆離去。那天，在靈堂關閉的最後一刻，保羅身穿一襲黑色襯衫長褲和米白西裝，戴著墨鏡，面容憔悴，臉色蒼白，帶著數百朵鮮紅鮮紅的玫瑰。在鄧麗君生前好友張玉玲的陪同下，出現了。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靈堂頓時又沸騰起來。記者們互相擁擠，紛紛拍照。保羅則被圍了個水洩不通，被追問個不停，他自己則一言不發。 保羅默默地走到鄧麗君靈前，臉上的兩行清淚，道盡了他的哀心。他從衣袋裡掏出了兩封信，信封用法文書寫，一封上寫著“給我的最愛，永遠的遺憾，史蒂芬·保羅”，另一封上則寫著“麗君我的愛，你的離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遺憾”。他在靈堂前雙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會兒，又點燃了兩盞精緻的小蠟燭，並在鄧麗君的遺囑前，輕輕放下一串粉紅色珍珠項鍊。項鍊的墜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最愛的人逝世以後，保羅每天生活在回憶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舊居里避不見人，就是開車到自己曾經和鄧麗君留下足跡的地方追憶感懷，甚至是呆在海邊，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憂傷的回憶充溢在他的心間。 鄧麗君的去世給保羅帶來的壓力極為巨大，鄧家人的冷漠，歌迷們的怨恨，輿論界的詆譭，這位不足30歲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來了，他沉默著、忍受著，等待著他心愛的人永遠安息。 在鄧麗君逝世一年後，從不接受媒體採訪的保羅，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亞視”專訪，並親自上電視自曝與鄧麗君相識相戀的種種。他說，他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故事。他愛鄧麗君那顆善良的心，她的溫柔和愛心。或許是未能在愛人病發時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誤急救的遺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羅在訪問中一再強調，五年來他和鄧麗君是形影不離、時刻相對。談到鄧麗君過世後的心情，他說：“自從她去世，每回聽到她的歌聲我都想哭，這一年裡，我掙扎得好辛苦，我承認我在逃避現實，所以只能把自己鎖在屋子裡。除了這樣，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問及他對未來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時間平復”，並且對未來也沒有任何計劃。至於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羅毫不猶豫地表示會去，“但不會在她的忌日，我會選擇一些沒人留意的時間去，我對她的感情毋須別人的見證。” 1995年後有整整的三年時間，保羅渾渾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別墅裡。他的種種狀況，鄧麗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們希望他早點找個工作，也曾經好幾次勸他過去的就過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國過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羅才決定返國。 保羅悄悄而來，旋即悄悄而走，帶來的是一份傷情的哀思，帶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