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梁】劉勰 《文心雕龍·序志》：“ 魏 （ 魏文帝 曹丕 ）典密而不周， 陳 （ 陳思王 曹植 ）書辯而無當， 應 （ 應瑒 ）論華而疏略， 陸 （ 陸機 ）賦巧而碎亂。

” 　　巧而碎亂：陸機的《文賦》巧妙但顯得碎亂。碎亂（碎亂）：瑣碎雜亂。　　　　　　　　　　　陸機文賦 　陸機在文學史上是駢文的創始者，當然，他的論文也只能重在修辭技巧方面，這即是他《文賦自序》中所說的“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因此，我們也就不必對他有什麼過高的要求。杜甫《醉歌行》雲：“陸機二十作《文賦》”，可見《文賦》還是他早年之作，也就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又《序志》篇說：“《文賦》巧而碎亂。”這批評也相當正確。不過由於為賦體所限，當然不能像散文這般具有條貫。這也是沒法避免的事。至於鍾嶸《詩品序》稱“陸機《文賦》通而無貶”，那更不是《文賦》的缺點，因為《文賦》主旨本不重在品評。　　大抵陸機所得，也只在作文之利害所由，所以說“普辭條與文律，良餘膺之所服”。重在辭條文律，於是即選辭、謀篇、剪裁諸法也成為討論的材料，這就不免陷於“泛論纖悉”之病。事實上，他對於行文甘苦，卻是深有體會的。他認為重質而輕辭，則雖應而不和；重辭而遺情，則雖和而不悲；任情而無檢，則雖悲而不雅；約情而止禮，則既雅而不豔。要因宜適變，恰到好處，確是很困難的。於是他提出了文學上的幾項問題。　　第一項是天才的問題。這裡所謂天才，是包括學力說的。　　他說：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堪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這是說自己才力短弱不能採擷詞華，只能發為庸音，也就說明了才與學是很重要的一項。　　第二項是情感的問題。這裡所謂情感，又是包括景物講的。　　他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一方面說明情由景生，一方面再說明所生之情表現提煉的人生，這樣才能寫成好文，所以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把景物侷限於四時萬物，那麼這情感也只是士大夫階級的情感而已。　　第三項是想象的問題，他在這方面描寫得很精彩。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瞳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說得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在想象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要“籠天地於形內”，要“挫萬物於筆端”，才見得想象力的豐富瑰偉。　　第四項是感興的問題。不論何種藝術，待到它組成作品的時候，總不能越過感興一個階段；文學作品尤其是這樣。這也是陸機獨到的見解，說得也很精彩。　　他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及Ш，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智，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　　這是說感興方濃，不能遏止其發露，感興不來，也不能勉強去醞釀。當它來的時候，醞釀成熟，故能提起銳筆，一呵而就，所以“或率意而寡尤”。當它不來或已去的時候，即使欲勉強作文，而時機未熟，也不免徒勞無功，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想象和感興這兩點，是《文賦》中比較突出的部分，他《自序》所謂“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者，可能也重在這兩方面。　　此外，他在文學批評史上提供的問題，就是：（一）文體的辨析，（二）駢偶的主張，（三）音律的問題。總之，也都是屬於修辭技巧方面的。　　《文賦》論文體比《典論•論文》又詳細一些。他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對文體的分析逐漸精密，也就影響到總集的編纂。稍後如摯虞之《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都可說是從文體區分的基礎上才能完成的。不過摯虞所編，重在類聚區分，所以所論的只及到文體；李充所編，重在菁華，所以所論的又及到對於作家或作品的品評。文學批評和總集的關係，本來是相當緊密的，所以這也是文學批評初起時應有的現象。　　陸機以駢文著稱，所以論文也偏主妍麗。上文所舉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謝榛《四溟詩話》就稱“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不贊成他的說法；不知陸機所論本是重在新體，當然不必泥於古說。《文賦》中再說：“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這種主張，就開後來“元嘉文學”的風氣。　　他再講到音律的重要。他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已經注意到同聲相應異音相從的問題了。不過因為當時對於文字聲韻的辨析不精，所以還不可能制定人為的音律；但是他說“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一作‘言徒靡’）而弗華”，他確實已經注意到調勻音節的重要性了。這種主張，又開了後來“永明文學”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