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張恨水先生的《燕歸來》即是以此開篇立意，緊緊圍繞一個女學生和四個男學生愛情追逐的故事，因此激起無數嚮往花前月下之浪漫的讀者的好奇心，不愧是“鴛鴦蝴蝶派”的開山筆主。但是，如果這篇小說緊緊侷限於此的話，則與時下汗牛充棟的快餐小說無異，也就沒有張恨水先生今時今日的文學地位了。小說引子如下：女主人公楊燕秋本是甘肅難民，一家逃荒到西安時已近家破人亡，後得貴人相助輾轉到了南京，從丫頭變身為小姐，上學堂、穿華衣，食玉食，總算苦盡甘來。奈何好景不長，養父母先後去世，不容於義兄嫂，又不願寄人籬下，所以決定返回故里與失散的家人相聚，並立志為西部開發做貢獻。因為當時兵荒馬亂，一個女子單身上路很不安全，所以就相約在學校對自己均有好感的四位男士即石耐勞、高一虹、費昌年、吳健生四人共同前往，也算是考察體驗西部風情。另外一層大家心照不宣的就是，這次也是情感考驗之旅，誰能雀屏中選，成為燕秋的如意郎君，就要看旅行中的表現了。因此，四位男士自然當仁不讓，都願意千里相隨，一路護送燕秋到甘肅，以報得美人歸，考驗自此開始。這一場表面上看去眾男追女的鬧劇，已經摺射出民國二、三十年代新式青年的情感態度和追求方式。新文化運動解放後的中國青年，可能有的在家裡接受的還是傳統教育，但是在學校一般都開始接受西化思想，穿西服，念洋文，尤其是男女平等和自由戀愛等信條，甚或歐美女士優先的紳士教條也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才可能突破中國倫理的傳統教條，出潼關、渡黃河、宿窯洞、食黑饃，千里相送，熱情而執著，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這情感又並非堅定不移的，“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專情之人實在少見，所以四人中最為燕秋信賴的石耐勞、高一虹在覓到新歡後先後離去，而故事最耐人尋味的也正是這一點——最倚重的往往最先離開——不知道這樣的安排純粹是張恨水先生的個人經歷，還是她對燕秋女士識人不逮的諷刺，或是對人性的某種剖析？追求的熱烈與用情的浮動正好形成強烈的反比，那個時代的新青年已然如此，何況今日？另外，小說對幾個青年男女的心態琢磨也很有意思。最後陪燕秋上路的高一虹、費昌年、吳健生等三人，雖然在女士面前爭相邀功、互相妒忌猜忌，但經風雨、共患難，同學之誼或多或少還是有的。行事作為，三人雖然都是學生，然背景有異，學科不同，自然也就顯出不同的特性來：首先高一虹乃南洋華僑，喜弄文學，交友甚廣，為人較為虛榮然而心機不深；費昌年主修法律，思想頗有見地、城府較深，但為人比較厚道寬容；吳健生學理工科，為人較真小氣，時常牢騷滿腹，與燕秋距離最遠，但對這份感情也最能堅守。因此，透過日常生活的細節描寫，三位男士的形象就生動的躍然紙上了。當然，人物描寫中最有意思的當數女主角燕秋女士。此女性情自主高傲，胸存大志，幼年的苦難更增加了她出類拔萃的睿智和出於日常年齡的成熟。所以，雖然偶爾有小女兒性情和心態，但有兩點足可見其特別之處：一是自江南富庶之鄉義無反顧地要回貧瘠荒涼的西北老家。如果說初生牛犢不怕虎只是年輕人的意氣用事的話，那她明知山有虎卻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實在是巾幗不讓鬚眉，在人生志向上明顯高出同行的男伴；二是她平衡各方的“權術”手腕不能不說是高超。面對一撥追求自己的男友，既要他們心甘情願地護送自己西行，又不能激化矛盾導致內訌或令自己難堪，所以小說中每每有這位女士義正詞嚴的告誡、嬉笑婉轉的點醒以及適時的情意外露，頗有帝王馭臣的風範。到最後總算找到了生命中的如意郎君程力行男士，旅途中留存下來的費昌年、吳健生雖然還是朋友，卻大可以過河拆橋、壽終正寢了。當然，這只是出自個人揣測，小說結果固然如此，但動機卻可以有多種解釋，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也。除去人物塑造，這部小說最為精妙的地方我想應該是對當時社會現象的反映以及中國西北部人文風情的描述，這才足以顯現一個優秀作家的文學功底和知識涵養。首先是對逃難災民的苦難生活入木三分的描寫，以前看書、看電視也知道中國古代一旦遇到旱澇蝗災，災民就得流離失所、啃樹皮、吃草根，甚至人互食，但總覺得那是一種畫面和概念，尚不能體驗到這人間悲劇的慘狀。但是，看過這部小說，幾乎親歷了這個不幸的家庭一步步被飢餓逼向死亡的過程，再聯想到災荒或戰爭下千千萬萬這樣的家庭，方才明白什麼是“安居樂業”，什麼是“國家慎戰”；其次是對當時軍閥混戰，軍隊強拉壯丁、官僚魚肉百姓的反映，燕秋的兩個哥哥被強拉入軍，父親好不容易弄到的一擔救命糧也被軍隊強行沒收。在民不聊生的地方，政府不思撫民安政、休養生息、重建生產，而是雪上加霜，即使糟糠也不放過，這樣導致的的結果是：災荒過去五年了，仍然是千里黃土不見人煙，貧瘠農田不見膏粱，最大的西部省會城市西安破落不堪，曾經萬人的小鎮也人丁凋零。總之兩個字——荒涼。然而，這掩藏的更深層次的悲哀應該是對歷史的荒疏和踐踏。作者安排了一群重視歷史文化古蹟的主人公，一路護送美人歸，也是一路遊歷風景名勝。此次的旅程從河南開封說起，經西安到蘭州，這條路承載的是中華文明幾千年厚重的歷史：曾經的黃河文明發源地，曾經的絲綢之路，曾經的大唐盛世，曾經的詩詞曲賦，曾經的文化瑰寶，……最終，似乎都被黃沙厚土掩埋了，消失於歷史的隧道。這其中的原因雖然有著自然環境的侵蝕，但更多的是後人的怠慢、疏忽甚至破壞，龍門石窟的藝術瑰寶成為“無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太不懂得珍惜歷史，珍視文化，又是一場“文化苦旅”。書看完了，感慨良多，為人物性情，為社會苦難，也為歷史文明。以前以為“鴛鴦蝴蝶”的小說流於淺薄，看後方才領略大家作品是不能隨便以派別的帽子來扣的，而應該是尊重、分析和學習。
《詩經》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張恨水先生的《燕歸來》即是以此開篇立意，緊緊圍繞一個女學生和四個男學生愛情追逐的故事，因此激起無數嚮往花前月下之浪漫的讀者的好奇心，不愧是“鴛鴦蝴蝶派”的開山筆主。但是，如果這篇小說緊緊侷限於此的話，則與時下汗牛充棟的快餐小說無異，也就沒有張恨水先生今時今日的文學地位了。小說引子如下：女主人公楊燕秋本是甘肅難民，一家逃荒到西安時已近家破人亡，後得貴人相助輾轉到了南京，從丫頭變身為小姐，上學堂、穿華衣，食玉食，總算苦盡甘來。奈何好景不長，養父母先後去世，不容於義兄嫂，又不願寄人籬下，所以決定返回故里與失散的家人相聚，並立志為西部開發做貢獻。因為當時兵荒馬亂，一個女子單身上路很不安全，所以就相約在學校對自己均有好感的四位男士即石耐勞、高一虹、費昌年、吳健生四人共同前往，也算是考察體驗西部風情。另外一層大家心照不宣的就是，這次也是情感考驗之旅，誰能雀屏中選，成為燕秋的如意郎君，就要看旅行中的表現了。因此，四位男士自然當仁不讓，都願意千里相隨，一路護送燕秋到甘肅，以報得美人歸，考驗自此開始。這一場表面上看去眾男追女的鬧劇，已經摺射出民國二、三十年代新式青年的情感態度和追求方式。新文化運動解放後的中國青年，可能有的在家裡接受的還是傳統教育，但是在學校一般都開始接受西化思想，穿西服，念洋文，尤其是男女平等和自由戀愛等信條，甚或歐美女士優先的紳士教條也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才可能突破中國倫理的傳統教條，出潼關、渡黃河、宿窯洞、食黑饃，千里相送，熱情而執著，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這情感又並非堅定不移的，“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專情之人實在少見，所以四人中最為燕秋信賴的石耐勞、高一虹在覓到新歡後先後離去，而故事最耐人尋味的也正是這一點——最倚重的往往最先離開——不知道這樣的安排純粹是張恨水先生的個人經歷，還是她對燕秋女士識人不逮的諷刺，或是對人性的某種剖析？追求的熱烈與用情的浮動正好形成強烈的反比，那個時代的新青年已然如此，何況今日？另外，小說對幾個青年男女的心態琢磨也很有意思。最後陪燕秋上路的高一虹、費昌年、吳健生等三人，雖然在女士面前爭相邀功、互相妒忌猜忌，但經風雨、共患難，同學之誼或多或少還是有的。行事作為，三人雖然都是學生，然背景有異，學科不同，自然也就顯出不同的特性來：首先高一虹乃南洋華僑，喜弄文學，交友甚廣，為人較為虛榮然而心機不深；費昌年主修法律，思想頗有見地、城府較深，但為人比較厚道寬容；吳健生學理工科，為人較真小氣，時常牢騷滿腹，與燕秋距離最遠，但對這份感情也最能堅守。因此，透過日常生活的細節描寫，三位男士的形象就生動的躍然紙上了。當然，人物描寫中最有意思的當數女主角燕秋女士。此女性情自主高傲，胸存大志，幼年的苦難更增加了她出類拔萃的睿智和出於日常年齡的成熟。所以，雖然偶爾有小女兒性情和心態，但有兩點足可見其特別之處：一是自江南富庶之鄉義無反顧地要回貧瘠荒涼的西北老家。如果說初生牛犢不怕虎只是年輕人的意氣用事的話，那她明知山有虎卻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實在是巾幗不讓鬚眉，在人生志向上明顯高出同行的男伴；二是她平衡各方的“權術”手腕不能不說是高超。面對一撥追求自己的男友，既要他們心甘情願地護送自己西行，又不能激化矛盾導致內訌或令自己難堪，所以小說中每每有這位女士義正詞嚴的告誡、嬉笑婉轉的點醒以及適時的情意外露，頗有帝王馭臣的風範。到最後總算找到了生命中的如意郎君程力行男士，旅途中留存下來的費昌年、吳健生雖然還是朋友，卻大可以過河拆橋、壽終正寢了。當然，這只是出自個人揣測，小說結果固然如此，但動機卻可以有多種解釋，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也。除去人物塑造，這部小說最為精妙的地方我想應該是對當時社會現象的反映以及中國西北部人文風情的描述，這才足以顯現一個優秀作家的文學功底和知識涵養。首先是對逃難災民的苦難生活入木三分的描寫，以前看書、看電視也知道中國古代一旦遇到旱澇蝗災，災民就得流離失所、啃樹皮、吃草根，甚至人互食，但總覺得那是一種畫面和概念，尚不能體驗到這人間悲劇的慘狀。但是，看過這部小說，幾乎親歷了這個不幸的家庭一步步被飢餓逼向死亡的過程，再聯想到災荒或戰爭下千千萬萬這樣的家庭，方才明白什麼是“安居樂業”，什麼是“國家慎戰”；其次是對當時軍閥混戰，軍隊強拉壯丁、官僚魚肉百姓的反映，燕秋的兩個哥哥被強拉入軍，父親好不容易弄到的一擔救命糧也被軍隊強行沒收。在民不聊生的地方，政府不思撫民安政、休養生息、重建生產，而是雪上加霜，即使糟糠也不放過，這樣導致的的結果是：災荒過去五年了，仍然是千里黃土不見人煙，貧瘠農田不見膏粱，最大的西部省會城市西安破落不堪，曾經萬人的小鎮也人丁凋零。總之兩個字——荒涼。然而，這掩藏的更深層次的悲哀應該是對歷史的荒疏和踐踏。作者安排了一群重視歷史文化古蹟的主人公，一路護送美人歸，也是一路遊歷風景名勝。此次的旅程從河南開封說起，經西安到蘭州，這條路承載的是中華文明幾千年厚重的歷史：曾經的黃河文明發源地，曾經的絲綢之路，曾經的大唐盛世，曾經的詩詞曲賦，曾經的文化瑰寶，……最終，似乎都被黃沙厚土掩埋了，消失於歷史的隧道。這其中的原因雖然有著自然環境的侵蝕，但更多的是後人的怠慢、疏忽甚至破壞，龍門石窟的藝術瑰寶成為“無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太不懂得珍惜歷史，珍視文化，又是一場“文化苦旅”。書看完了，感慨良多，為人物性情，為社會苦難，也為歷史文明。以前以為“鴛鴦蝴蝶”的小說流於淺薄，看後方才領略大家作品是不能隨便以派別的帽子來扣的，而應該是尊重、分析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