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213/09/6956316_253732044.shtml
《花間集》是最早的一部詞總集（也可說是選集），是五代時後蜀廣政三年（941年）趙崇祚所編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溫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從唐開成元年（836年）至歐陽炯作序的廣政三年，大約有一個世紀。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溫庭筠，共六十六首、孫光憲共六十一首、顧敻共五十五首、韋莊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鶚，人各六首。編者趙崇祚自己一首也沒有，序者歐陽炯只有十七首。[①]這也可見選者態度客觀，毫無私心。入選的作者也不限於後蜀一地。例如孫光憲雖是蜀人，卻長期在荊州（今湖北宜昌）高季興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間》結集時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詞卻被選了六十一首之多，僅次於溫庭筠。其中有的詞說到“木棉”和“越禽”，說到“銅鼓與蠻歌”，都是詠南方的風物，可見編選者的材料來源不限於成都一地，他和當時別處的文人也是有聯絡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花間集》當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選集，而應該說，它是代表中國在第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紀四十年代這一百多年中新興起來的一種抒情詩歌的總集。北宋詞人奉《花間集》為詞的正宗，把此書的作品稱為“本色詞”，不是沒有道理的。
花間詞雖屬詞體演變史上影響尤為深遠的一派，一直以來卻遭受不少非議。批評者主要認為花間詞詞風綺靡溫馥，題材不出風月脂粉。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受“詩言志”傳統詩評觀念的影響，而輕易抹煞了一種新型的藝術表現手法，未免有失偏頗。且不說花間詞在題材上遠不止閨帷之音，在其他方面它們其實也具有很高的鑑賞價值：首先，在藝術表現方面，這種詞體對各種感官形式的敏銳刻畫，其深其切，其細其微，都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其次，在感情刻畫方面，花間詞注重表達各種女性真摯的情感，有形有神，以情動人，與當時言辭空洞的“齊梁宮體”和“北里倡風”是大有不同的，這點在歐陽炯的《花間集序》也有提及；再次，花間詞雖然主觀上是為供“公子”、“佳人”筵席之間娛樂而作，但其客觀上對女性生存狀態和心理範疇的表達和探索，奠定了“詞”這一文體比較婉約細膩、充滿女性美的文體特徵，從這個角度來說，更是具有不同凡響的特殊意義的。
【“花間詞”代表人物】
花間詞誕生於晚唐五代，花間詞派作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詞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有著巨大的影響。晚唐五代時，南方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詞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相繼出現了西蜀和南唐兩個詞壇中心。五代趙崇祚撰《花間詞》，收集了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韋莊、和凝、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顧□、魏承班、鹿虔□、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詞作。其中除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稱為“花間派”。 花間派中“花間”兩字出自花間詞人張泌“還似花間見，雙雙對對飛。”一句。縱觀花間詞派一十八位詞人，可以發現他們的作品詞風浮豔，多寫情愛。
所謂花間詞派，因後蜀趙崇祚所選編的詞集《花間集》得名。所選的18個作者中溫庭筠、皇甫松為晚唐人，其餘多數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遊宦者。
花間詞派的形成，自有溫庭筠的開山作用，但衍為流派，風行一時，則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文學原因。晚唐時局動盪，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夢死，狎妓宴飲，耽於聲色犬馬。正如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花間詞正是這種頹靡世風的產物。晚唐五代詩人的心態，已由拯世濟時轉為綺思豔情，而他們的才力在中唐詩歌的繁榮發展之後，也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把審美情趣由社會人生轉向歌舞宴樂，專以深細婉曲的筆調，濃重豔麗的色彩寫宮能感受、內心體驗。而李賀、李商隱、溫庭筠、韓偓等人的部分詩歌，又在題材和表現手法上為花間詞的創作提供了借鑑。詞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寫的、供君臣宴樂之間歌伎樂工演唱的曲子：“綺宴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戕，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同上）這就決定了花間詞的題材和風格，以“綺羅香澤”為主。
當然，《花間集》中也有少數表現邊塞生活和異域風情的詞，如牛希濟的《定西蕃》，表現塞外荒寒，徵人夢苦，風格蒼涼悲壯；李珣的《南鄉子》、孫光憲的《風流子》，表現南國漁村的風俗人情，也較清疏質樸，如“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之九）但這不能代表花間詞的總體特徵。在《花間集》中成就能與溫庭筠比肩、而風格有所不同的是韋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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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間集》是最早的一部詞總集（也可說是選集），是五代時後蜀廣政三年（941年）趙崇祚所編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溫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從唐開成元年（836年）至歐陽炯作序的廣政三年，大約有一個世紀。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溫庭筠，共六十六首、孫光憲共六十一首、顧敻共五十五首、韋莊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鶚，人各六首。編者趙崇祚自己一首也沒有，序者歐陽炯只有十七首。[①]這也可見選者態度客觀，毫無私心。入選的作者也不限於後蜀一地。例如孫光憲雖是蜀人，卻長期在荊州（今湖北宜昌）高季興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間》結集時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詞卻被選了六十一首之多，僅次於溫庭筠。其中有的詞說到“木棉”和“越禽”，說到“銅鼓與蠻歌”，都是詠南方的風物，可見編選者的材料來源不限於成都一地，他和當時別處的文人也是有聯絡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花間集》當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選集，而應該說，它是代表中國在第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紀四十年代這一百多年中新興起來的一種抒情詩歌的總集。北宋詞人奉《花間集》為詞的正宗，把此書的作品稱為“本色詞”，不是沒有道理的。
花間詞雖屬詞體演變史上影響尤為深遠的一派，一直以來卻遭受不少非議。批評者主要認為花間詞詞風綺靡溫馥，題材不出風月脂粉。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受“詩言志”傳統詩評觀念的影響，而輕易抹煞了一種新型的藝術表現手法，未免有失偏頗。且不說花間詞在題材上遠不止閨帷之音，在其他方面它們其實也具有很高的鑑賞價值：首先，在藝術表現方面，這種詞體對各種感官形式的敏銳刻畫，其深其切，其細其微，都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其次，在感情刻畫方面，花間詞注重表達各種女性真摯的情感，有形有神，以情動人，與當時言辭空洞的“齊梁宮體”和“北里倡風”是大有不同的，這點在歐陽炯的《花間集序》也有提及；再次，花間詞雖然主觀上是為供“公子”、“佳人”筵席之間娛樂而作，但其客觀上對女性生存狀態和心理範疇的表達和探索，奠定了“詞”這一文體比較婉約細膩、充滿女性美的文體特徵，從這個角度來說，更是具有不同凡響的特殊意義的。
【“花間詞”代表人物】
花間詞誕生於晚唐五代，花間詞派作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詞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有著巨大的影響。晚唐五代時，南方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詞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相繼出現了西蜀和南唐兩個詞壇中心。五代趙崇祚撰《花間詞》，收集了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韋莊、和凝、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顧□、魏承班、鹿虔□、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詞作。其中除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稱為“花間派”。 花間派中“花間”兩字出自花間詞人張泌“還似花間見，雙雙對對飛。”一句。縱觀花間詞派一十八位詞人，可以發現他們的作品詞風浮豔，多寫情愛。
所謂花間詞派，因後蜀趙崇祚所選編的詞集《花間集》得名。所選的18個作者中溫庭筠、皇甫松為晚唐人，其餘多數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遊宦者。
花間詞派的形成，自有溫庭筠的開山作用，但衍為流派，風行一時，則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文學原因。晚唐時局動盪，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夢死，狎妓宴飲，耽於聲色犬馬。正如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花間詞正是這種頹靡世風的產物。晚唐五代詩人的心態，已由拯世濟時轉為綺思豔情，而他們的才力在中唐詩歌的繁榮發展之後，也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把審美情趣由社會人生轉向歌舞宴樂，專以深細婉曲的筆調，濃重豔麗的色彩寫宮能感受、內心體驗。而李賀、李商隱、溫庭筠、韓偓等人的部分詩歌，又在題材和表現手法上為花間詞的創作提供了借鑑。詞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寫的、供君臣宴樂之間歌伎樂工演唱的曲子：“綺宴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戕，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同上）這就決定了花間詞的題材和風格，以“綺羅香澤”為主。
當然，《花間集》中也有少數表現邊塞生活和異域風情的詞，如牛希濟的《定西蕃》，表現塞外荒寒，徵人夢苦，風格蒼涼悲壯；李珣的《南鄉子》、孫光憲的《風流子》，表現南國漁村的風俗人情，也較清疏質樸，如“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之九）但這不能代表花間詞的總體特徵。在《花間集》中成就能與溫庭筠比肩、而風格有所不同的是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