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
胡適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
胡適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胡適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程序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正規化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啟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嶽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當歷史行進到前“五四”時期時，曾給傳統詩歌以極大衝擊，但最終陷入困境的轟轟烈烈的“詩界革命”已經結束，喧囂一時的中國詩壇開始趨於沉寂。
然而，正是這一相對蕭條的時期，詩壇卻出現了一種聲勢並不顯赫，但卻十分深刻且與前代“詩界革命”有著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胡適前“五四”白話詩“嘗試”。
從語言方面來看，胡適引入了新名詞與開拓了新意境。
從形式方面來看，胡適則在詩界革命“舊瓶裝新酒”的基礎上，採用多種革新方法，進一步把詩歌的外在形式導向了更加廣闊、更加自由的領域。
在句式上，胡適遵其“作詩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張，採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舊體詩的章法結構和格律要求。
在詩體上，胡適採用“背律向古”與“借用西方”的方式，向著“自由化”的目標進行了多種認真的嘗試。
在風格上，胡適此時期的詩作顯示出了清新、平實、自然的特徵。如他的“白話詩八首”就在其純白的語言、活潑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寫的日常社會情狀和抒發的個人生活情感之中，顯示出了樸實與清新之風。
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裡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 余英時（歷史學家，漢學家）：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季羨林（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宣告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張中行（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梁實秋（文學家）：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剛（美國華裔學者）：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唐德剛又說：胡適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只有上卷而沒有下卷，被黃侃譏諷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監，成了將沒有完稿的小說、論著稱為太監的起源。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樸學大師）：“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敖（作家）：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
胡適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
胡適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胡適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程序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正規化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啟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嶽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當歷史行進到前“五四”時期時，曾給傳統詩歌以極大衝擊，但最終陷入困境的轟轟烈烈的“詩界革命”已經結束，喧囂一時的中國詩壇開始趨於沉寂。
然而，正是這一相對蕭條的時期，詩壇卻出現了一種聲勢並不顯赫，但卻十分深刻且與前代“詩界革命”有著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胡適前“五四”白話詩“嘗試”。
從語言方面來看，胡適引入了新名詞與開拓了新意境。
從形式方面來看，胡適則在詩界革命“舊瓶裝新酒”的基礎上，採用多種革新方法，進一步把詩歌的外在形式導向了更加廣闊、更加自由的領域。
在句式上，胡適遵其“作詩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張，採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舊體詩的章法結構和格律要求。
在詩體上，胡適採用“背律向古”與“借用西方”的方式，向著“自由化”的目標進行了多種認真的嘗試。
在風格上，胡適此時期的詩作顯示出了清新、平實、自然的特徵。如他的“白話詩八首”就在其純白的語言、活潑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寫的日常社會情狀和抒發的個人生活情感之中，顯示出了樸實與清新之風。
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裡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 余英時（歷史學家，漢學家）：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季羨林（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宣告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張中行（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梁實秋（文學家）：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剛（美國華裔學者）：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唐德剛又說：胡適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只有上卷而沒有下卷，被黃侃譏諷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監，成了將沒有完稿的小說、論著稱為太監的起源。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樸學大師）：“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敖（作家）：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