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贈作者詩《叔子病起寄詩召遊黃山》： 病餘意氣尚騫騰,想見花間著語能。 老手詩中識途馬,壯心酒後脫彀鷹。 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 1948年，錢鍾書先生的詩藝鑑賞論著《談藝錄》在上海問世，立即引起文藝、學術界的矚目，次年又再版印行。上世紀60年代中期，幾家出版社相繼慫恿錢先生重印此書，終因“藏拙為幸”遭到遜謝。粉碎“四人幫”後，錢先生的宏篇鉅著《管錐編》問世，海內外學人無不為之折服。讀者又想到了被海外盜版印行、而在大陸絕版30多年的《談藝錄》，要求重印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錢先生再也不能推辭了。於是以原書為上編，逐處訂益，補為下編，篇幅增加了一倍。1985年夏天，終於以精裝的《談藝錄》(補訂本)與讀者見面了。筆者當時曾目睹在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一些人渴求此書，以能否買得為幸事或憾事的動人情景。現在，此書不論京滬或港澳，早已告罄。有人慨嘆嚴肅文學學術論著發行的不景氣，恐怕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吧(2001年初，三聯版《錢鍾書集》中《談藝錄》，已由陸文虎先生將新補訂部分與早期原著部分重新組合，分為上下卷；一來實現了錢先生的遺願，二來大大方便了讀者閱覽)。 198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黃克介紹《談藝錄》的文章《龍的飛舞》。文中引用了清華大學學生“三傑”的傳說。錢鍾書、萬家寶(即曹禺)和顏毓蘅三位才人，被人們戲稱雅謔為“龍、虎、狗”。黃克上世紀50年代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曾聽老師講過這段軼事，故有“狗尚如此，何況龍虎?”的仰慕之情。現在他讀罷錢著，果然有神龍飛舞略現鱗爪的讚歎。 沒想到，錢先生見了此文後，當即示我一函曰：“有關我的那一篇(指《龍的飛舞》)，使我面紅耳赤；儘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熱心，但吹捧氣氛籠罩該版，我終覺慚惶。‘龍、虎、狗’一節，也是現代神話；顏君的英語很好，萬君(指曹禺)別擅才華，當時尚未露頭角呢。此事無須考訂確鑿，告你供一笑！” 錢先生對出國講學和海內外新聞記者的採訪，一概婉言謝絕，鍥而不捨地守著他的“冷攤子”。正如率領研究生鑽研錢先生著作的廈門大學教授、錢公的摯友鄭朝宗先生所說：“錢先生屬於最聰明的人，卻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學問的學者。”錢先生曾賜筆者一詩，其中頸聯尤為警策：“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錢先生是中國最甘寂寞的大學者之一。所以我們這些中青年後生皆有默契，對錢先生最有效的愛護就是：不去打擾。 其實，中國曆來有兩種龍，一種是比喻諸葛亮（哥兒仨“龍、虎、狗”）那種人中之龍，象徵哲人智者；另一種是龍子龍孫嚇唬人民之龍。正如吳宓教授早年稱讚清華園師生中的佼佼者所譽：“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老的當推陳寅恪，年輕的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 這正是：有麝自然香，何須春風忙；大智如海默，小溪愛喧嚷。 上文發表於1986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錢先生所憂慮的“現代神話”、“吹捧氣氛”，不幸為以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了，的確是對他的一種無謂的沒完沒了的干擾。 計然(老子的弟子)有云：“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文子·符言》)。唐代劉禹錫在《萋兮吟》中也說：“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宋代王安石在《讀江南錄》中說得更為明白：“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不是對手)。隨著讚譽而來的毀謗，幾乎是如影隨形，成了某些人快速成名的捷徑。特別是《圍城》成為暢銷書和常銷書，錢先生去世後出版的《錢鍾書集》，引起了某些人以批評為名，進行了很不正派的無端的挑剔和毀謗(錢先生對一切善意的指謬，從來抱歡迎態度)；有的今日之惡毒毀謗者，正是昨天瘋狂的吹捧者。究其原因，也很簡單：妒火中燒。其結果卻適得其反，使錢先生受到更多讀者的尊崇。如果說那些不適當的吹捧(也就是錢先生所厭惡的“現代神話”)，是給錢先生添亂——幫了倒忙的話，那麼，某些因嫉妒而毀謗錢先生的人，卻給錢公幫了正忙。任何時代，小人是不會絕種的。他們可以起到反面鏡子的作用，這個鏡子裡被歪曲的形象，恰恰是小人們自己心術不正、難以掩飾的寫照。“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錢先生頂住了各種巨大榮譽和某些惡毒毀謗的雙重壓力，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人品楷模。17世紀英國劇作家瓊森在歷史悲劇《卡塔林的陰謀》中說：“巨大的榮譽是巨大的負擔，而其享有者若同時又受到嫉妒的話，那他便是揹負著雙重的重壓。” 在這裡，我想有必要部分摘錄錢先生在1992年初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表明瞭錢鍾書是怎樣對待制造“錢鍾書的現代神話”的態度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2月17日轉載了《人物》雜誌1992年第1期《吳組緗暢談錢鍾書》的採訪記。 錢先生看了此文，當即給我函示。信中說：“今日收到寄來的《海外版》上的大文(筆者按：以下簡稱《暢談》)，熬不住逐處(見剪報影印件第3號)批註了幾句”： 1.錢先生對暢談余文的採訪者報道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他從略。 2.《暢談》第1段：1979年，一位海外學者向錢鍾書問到吳組緗，錢先生說：“吳組緗是相當謹嚴的作家，對於寫作始終覺得力不從心；自從《鴨嘴澇》(後改名《山洪》)出版後，便擱筆了。”錢先生對此批註道：“全無其事。說也慚愧，我到今(天)沒有讀過吳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學者’的‘記錄’也是富於‘創造性’的——這已成中外採訪者的‘職業道德’問題。” 3.《暢談》中說：十年後，吳先生說：錢鍾書與我同是個“書蟲”。我常到他屋裡去，他的筆記本一摞摞的。我進他屋，見他眼睛閉著，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頭：記錯了；擺進去，又抽出一本。”錢先生對這一段又批註道：“全無其事。吳和我同年級(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歲比我長，在校時只相識，從無來往。我只知道他那時早發表小說。我作筆記是到英國後，大圖書館書不出借，才開始帶筆記本上圖書館的。 4.《暢談》中說：喜歡與人聊天，不過一般人他看不上。那時，清華有個學生特別矮，叫徐元配(音)。錢先生最喜歡與他聊天，吃飯時也聊，沒完沒了。現在，錢先生與周振甫先生就是這樣的關係。他同我就聊不起來。解放後，他幾次問我：“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我說：“不知道。”
錢鍾書贈作者詩《叔子病起寄詩召遊黃山》： 病餘意氣尚騫騰,想見花間著語能。 老手詩中識途馬,壯心酒後脫彀鷹。 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 1948年，錢鍾書先生的詩藝鑑賞論著《談藝錄》在上海問世，立即引起文藝、學術界的矚目，次年又再版印行。上世紀60年代中期，幾家出版社相繼慫恿錢先生重印此書，終因“藏拙為幸”遭到遜謝。粉碎“四人幫”後，錢先生的宏篇鉅著《管錐編》問世，海內外學人無不為之折服。讀者又想到了被海外盜版印行、而在大陸絕版30多年的《談藝錄》，要求重印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錢先生再也不能推辭了。於是以原書為上編，逐處訂益，補為下編，篇幅增加了一倍。1985年夏天，終於以精裝的《談藝錄》(補訂本)與讀者見面了。筆者當時曾目睹在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一些人渴求此書，以能否買得為幸事或憾事的動人情景。現在，此書不論京滬或港澳，早已告罄。有人慨嘆嚴肅文學學術論著發行的不景氣，恐怕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吧(2001年初，三聯版《錢鍾書集》中《談藝錄》，已由陸文虎先生將新補訂部分與早期原著部分重新組合，分為上下卷；一來實現了錢先生的遺願，二來大大方便了讀者閱覽)。 198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黃克介紹《談藝錄》的文章《龍的飛舞》。文中引用了清華大學學生“三傑”的傳說。錢鍾書、萬家寶(即曹禺)和顏毓蘅三位才人，被人們戲稱雅謔為“龍、虎、狗”。黃克上世紀50年代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曾聽老師講過這段軼事，故有“狗尚如此，何況龍虎?”的仰慕之情。現在他讀罷錢著，果然有神龍飛舞略現鱗爪的讚歎。 沒想到，錢先生見了此文後，當即示我一函曰：“有關我的那一篇(指《龍的飛舞》)，使我面紅耳赤；儘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熱心，但吹捧氣氛籠罩該版，我終覺慚惶。‘龍、虎、狗’一節，也是現代神話；顏君的英語很好，萬君(指曹禺)別擅才華，當時尚未露頭角呢。此事無須考訂確鑿，告你供一笑！” 錢先生對出國講學和海內外新聞記者的採訪，一概婉言謝絕，鍥而不捨地守著他的“冷攤子”。正如率領研究生鑽研錢先生著作的廈門大學教授、錢公的摯友鄭朝宗先生所說：“錢先生屬於最聰明的人，卻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學問的學者。”錢先生曾賜筆者一詩，其中頸聯尤為警策：“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錢先生是中國最甘寂寞的大學者之一。所以我們這些中青年後生皆有默契，對錢先生最有效的愛護就是：不去打擾。 其實，中國曆來有兩種龍，一種是比喻諸葛亮（哥兒仨“龍、虎、狗”）那種人中之龍，象徵哲人智者；另一種是龍子龍孫嚇唬人民之龍。正如吳宓教授早年稱讚清華園師生中的佼佼者所譽：“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老的當推陳寅恪，年輕的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 這正是：有麝自然香，何須春風忙；大智如海默，小溪愛喧嚷。 上文發表於1986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錢先生所憂慮的“現代神話”、“吹捧氣氛”，不幸為以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了，的確是對他的一種無謂的沒完沒了的干擾。 計然(老子的弟子)有云：“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文子·符言》)。唐代劉禹錫在《萋兮吟》中也說：“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宋代王安石在《讀江南錄》中說得更為明白：“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不是對手)。隨著讚譽而來的毀謗，幾乎是如影隨形，成了某些人快速成名的捷徑。特別是《圍城》成為暢銷書和常銷書，錢先生去世後出版的《錢鍾書集》，引起了某些人以批評為名，進行了很不正派的無端的挑剔和毀謗(錢先生對一切善意的指謬，從來抱歡迎態度)；有的今日之惡毒毀謗者，正是昨天瘋狂的吹捧者。究其原因，也很簡單：妒火中燒。其結果卻適得其反，使錢先生受到更多讀者的尊崇。如果說那些不適當的吹捧(也就是錢先生所厭惡的“現代神話”)，是給錢先生添亂——幫了倒忙的話，那麼，某些因嫉妒而毀謗錢先生的人，卻給錢公幫了正忙。任何時代，小人是不會絕種的。他們可以起到反面鏡子的作用，這個鏡子裡被歪曲的形象，恰恰是小人們自己心術不正、難以掩飾的寫照。“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錢先生頂住了各種巨大榮譽和某些惡毒毀謗的雙重壓力，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人品楷模。17世紀英國劇作家瓊森在歷史悲劇《卡塔林的陰謀》中說：“巨大的榮譽是巨大的負擔，而其享有者若同時又受到嫉妒的話，那他便是揹負著雙重的重壓。” 在這裡，我想有必要部分摘錄錢先生在1992年初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表明瞭錢鍾書是怎樣對待制造“錢鍾書的現代神話”的態度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2月17日轉載了《人物》雜誌1992年第1期《吳組緗暢談錢鍾書》的採訪記。 錢先生看了此文，當即給我函示。信中說：“今日收到寄來的《海外版》上的大文(筆者按：以下簡稱《暢談》)，熬不住逐處(見剪報影印件第3號)批註了幾句”： 1.錢先生對暢談余文的採訪者報道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他從略。 2.《暢談》第1段：1979年，一位海外學者向錢鍾書問到吳組緗，錢先生說：“吳組緗是相當謹嚴的作家，對於寫作始終覺得力不從心；自從《鴨嘴澇》(後改名《山洪》)出版後，便擱筆了。”錢先生對此批註道：“全無其事。說也慚愧，我到今(天)沒有讀過吳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學者’的‘記錄’也是富於‘創造性’的——這已成中外採訪者的‘職業道德’問題。” 3.《暢談》中說：十年後，吳先生說：錢鍾書與我同是個“書蟲”。我常到他屋裡去，他的筆記本一摞摞的。我進他屋，見他眼睛閉著，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頭：記錯了；擺進去，又抽出一本。”錢先生對這一段又批註道：“全無其事。吳和我同年級(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歲比我長，在校時只相識，從無來往。我只知道他那時早發表小說。我作筆記是到英國後，大圖書館書不出借，才開始帶筆記本上圖書館的。 4.《暢談》中說：喜歡與人聊天，不過一般人他看不上。那時，清華有個學生特別矮，叫徐元配(音)。錢先生最喜歡與他聊天，吃飯時也聊，沒完沒了。現在，錢先生與周振甫先生就是這樣的關係。他同我就聊不起來。解放後，他幾次問我：“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我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