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是繼《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後出現的又一群眾創作和文人創作相結合的作品。

它的成書，醞釀了七百多年。無數民間藝人和無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為吳承恩的《西遊記》提供了深厚的創作基礎。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注：《廣弘明集》卷二十五載玄奘《請御製三藏聖序表》稱貞觀元年開始西行，今從《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定在貞觀三年。)玄奘不顧禁令，偷越國境，費時十七載，經歷百餘國，前往天竺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震動中外。歸國後，玄奘奉詔口述所見，由門徒辯機輯錄成《大唐西域記》，介紹西域諸國的歷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資源，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以後門徒慧立、彥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為了神化玄奘，在描繪他突破艱險，一意西行的同時，還穿插了一些神話傳說，如獅子王劫女產子，西女國生男不舉，迦溼羅國“滅壞佛法”等。它們雖還遊離於取經故事之外，卻啟發後來作者創作出更多的有關取經的神話。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把各種神話與取經故事串聯起來，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講”。書中出現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化身為白衣秀士，自動來護三藏西行。他神通廣大、足智多謀，一路殺白虎精、伏九馗龍、降深沙神，使取經事業得以“功德圓滿”。這是取經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漸變為猴王的開端。中國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說如《吳越春秋》、《搜神記》、《補江總白猿傳》等，都寫過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古嶽瀆經》中的淮渦水怪無支祁，他的“神變奮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經傳說中的猴王尤為相近。《取經詩話》雖然粗糙簡單，某些細節如蟠桃變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較清楚地顯示了取經故事的輪廓。從深沙神、鬼子母國、女人國的描寫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遊記》某些章回的雛形。取經故事在元代已經定型。元時磁州窯的唐僧取經枕上已有唐僧、孫悟空、豬八戒等沙僧師徒四人的取經形象。《永樂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韻“夢”條，引有一千二百餘字的“夢斬涇河龍”，標題作《西遊記》，內容和世德堂本《西遊記》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基本相同。可以想見，至遲在元末明初曾有過一部類似平話的《西遊記》。此外，古代北韓的漢、朝語對照讀本《樸通事諺解》也載有取經故事的梗概。注云：“詳見《西遊記》。”我們雖還不能斷定《永樂大典》及《樸通事諺解》所引出自一書，但從它們時代的相近與規模的相當來看，卻完全可以肯定在吳承恩著《西遊記》之前，取經故事的主要內容已基本具備。《樸通事諺解》複述了“車遲國鬥聖”的梗概，和《西遊記》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強欺正法，心猿顯聖滅諸邪”十分相似。從書中有關的八條注裡，還可以窺見元末明初取經故事的輪廓。一條注說：“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湧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子兒怪，幾死僅免。又過棘釣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可見取經故事本身已十分豐富複雜。注中還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簾洞鐵板橋下“號齊天大聖”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園蟠桃、老君丹花，又竊王母仙衣“來設慶仙衣會”。李天王奉命“引領天兵十萬及諸神將”，“與大聖相戰失利”。終賴二郎神捕獲，被觀音押入石縫，“飢食鐵丸，渴飲銅汁”。唐僧取經，路過此山，將他放出，“收為徒弟，賜法名悟空，改號孫行者”。寫孫悟空的來歷和鬥爭歷史已和吳氏《西遊記》大體相同。注中還提到另兩名護法弟子：一個是從《取經詩話》中的深沙神演變而成的沙和尚；一個是《取經詩話》中不曾提到的黑豬精朱八戒。但是他們的神通都不及孫悟空。可見這時百回本《西遊記》的重要情節早已定型，為吳承恩後來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當的基礎。和取經故事在話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時，類似的戲曲創作也產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均已失傳。現存元末明初人楊訥所著《西遊記》雜劇，(注：按《錄鬼簿》載：吳昌齡有《西天取經》，題目正名為“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又有《鬼子母揭缽記》，相當於楊本《西遊記》雜劇第三卷“鬼母皈依”。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集》載：“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名下有《西遊記》劇目，當即今存《楊東萊批評西遊記》。)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兒”故事開場，這同樣是後來《西遊記》小說的一個重要內容。取經故事的最後完成者是吳承恩(1510?-1582?)。(注：劉修業《吳承恩年譜》將生年定為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今按吳承恩《石鼎聯句圖題詞》雲：“因憶少小時，侍客談此，僕率爾對曰……回思此對，二十餘年矣!”自署“丙午秋日”。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距此“二十餘年”尚雲“少小”，則吳承恩生年最早當在正德初年(1510頃)。)他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江蘇淮安)人，出身於一個從“兩世相繼為學官”，終於沒落為商人的家庭，“髫齡即以文鳴於淮”，卻“屢困場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多歲時，始補歲貢生；後因母老家貧，作過短期的長興縣丞。但他長期度過的，卻是一種賣文自給的清苦生活。這固然銷磨了他“少年人謾比終軍”的銳氣和壯志，卻也激發他“迂疏漫浪，不比數於時人”的憤慨和狂傲，使他比較容易接受當時廣大人民迫切要求變革的思想感情。而他的“善諧劇”的風趣，酷愛野史奇聞的癖好，一旦和那種深沉的憤滿情緒結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繼承“志怪”傳統，諷刺社會黑暗的創作動機。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鑑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說。他的詩如《瑞龍歌》、《二郎搜山圖歌》等，也都表現了借神話傳說，寄託掃蕩邪魔、安民保國的願望。所謂“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正是透過歌頌二郎神的搜山除妖來寄寓自己的理想的。它的浪漫主義風格，不僅可以和小說《西遊記》互相印證，而且也流露了他創作《西遊記》的旨趣。吳承恩雖處在前後七子“馳鶩天下”的時代，而他的詩文創作卻能獨出胸臆，不入藩籬。這種追求藝術獨創的精神，在小說《西遊記》中，則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