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對現代市場經濟有不同的分類。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1991年《轉換到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體制模式：美國、英國的消費者導向型市場經濟體制，又稱自由市場經濟；日本、法國的行政管理導向市場經濟體制；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一、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特徵 一談到西方市場經濟，人們自然首先考慮到的是美國、日本和德國，因為他們既重要、發達，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一談到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市場經濟，人們又往往比較重視研究它們之間的不同點。誠然，這些特殊性確實是顯著而重要的，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但是，從借鑑的角度出發，更重要的是探討它們的共性。 （一）社會經濟制度方面 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的經濟體制都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而在私有制經濟中，都是以私人壟斷企業為主導。 在美國、日本、德國經濟中，國有部分約佔1%-10%不等，合作社所有制、工會所有制的份量更小，其餘80%-90%以上均屬私有制。而在私有制經濟中，中小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佔80%-90%甚至更多，但它們畢竟是從屬的。例如在日本製造業中的中小企業，60%以上同大企業有承包關係。在美國20萬家工業公司中，最大的50家佔了全部工業資產總額的49%。[1]在日本，以盈利為目的的法人企業（不包括金融、保險業）有175萬家，其中資本額在10億日元以上的公司有2195家，僅佔公司總數的0.13%，但它們佔了全部法人企業資本總額的41.4%。[2]在德國將近4.4萬個工業企業中，千人以上的大企業只有1000個，佔企業總數的2%，但它們卻佔了銷售總額的44%。[3]這裡我們之所以突出大公司的地位，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影響和作用實在太大，太重要。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概括說，大多數國家都是依靠幾十個工業集中區和幾百家公司提供大部分出口產品，提高生產率和國民生活水平的。 （二）社會經濟機制方面 在社會經濟機制方面，都以市場競爭為基本調節手段。在對待競爭的問題上，美國、日本、德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三種體制的共同點主要表現在下述兩方面：一是都強調競爭的重要性，同時又都看到個人和企業（特別是私人壟斷企業）有一種排斥競爭的本能，因此不能寄希望於其自發存在的競爭秩序，而是重視建立人為的有序的競爭。二是為了建立這種有序的競爭，不僅要直接制訂若干必要的調整競爭秩序的法規，例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壟斷法、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等，而且還要間接地為建立有序競爭創造重要的條件，例如幣值穩定、市場開放、契約自由等。 西方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特別重視競爭，致力於保護競爭，把它看成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德國的路德希·艾哈德說：“競爭不可分地是市場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它最內在的要素，排斥、損害或阻礙競爭都必然導致根本毀壞這種制度”。在他們看來，競爭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多方面作用。這些作用可以歸結為取得成就、實現民主和達到協調。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有兩大任務，即保證最大成就和分散經濟權力”。[4]“一種競爭的經濟制度是所有經濟制度中最經濟的，同時又是最民主的制度。”[5]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過程是由個人和企業在市場上按供需狀況自由地進行決策。這些分散決策的協調也要透過競爭。這種透過競爭協調經濟發展的思想，出自於斯密的理論。在斯密看來，人的利己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調節力量，但這種調節力量只有在競爭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有益於公眾的作用。 他們同時也認識到，經濟本身對競爭往往是不感興趣的，而且總是力求透過壟斷和價格與市場的協定等來削弱和排除競爭。經驗表明，國民經濟中的競爭原則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貫徹，它必須透過一種國家規定的“人為秩序”加以保護。這就是西方一系列反壟斷法和相應的國家機構出現的原因。然而，為了形成有效的競爭秩序，人們還必須作出種種努力間接地為此建立必要的框架條件。例如，正確運用貨幣政策。在競爭秩序裡，貨幣政策起著首要作用。如果不能成功地保證一定的幣值穩定，一切實現秩序的努力都將白費，因為，通貨膨脹將會嚴重干擾價格的調控機制和訊號功能。又如，必須開放市場。封閉供求意味著企業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市場上的競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封閉市場，就是犯法，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再如，契約自由是開展競爭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只有當家庭和企業可以自行決定何時何地買賣何物的情況下，競爭才能正常執行起來。 （三）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 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相當接近。資產階級國家同時履行階級職能和社會經濟職能，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二戰後的新現象在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都大大增強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考慮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時的基本目標，和在制訂社會經濟政策時所提出的目標都大大提高了。 戰後，美國、日本、德國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國家的任務主要是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創造框架條件，而不是自己直接從事經濟生產活動；其次，針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自發的市場競爭所必然帶來的三大弊病（經濟的週期性波動、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以及社會的極大不公），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衝突，力爭加以緩和。據此，它們提出了三個層次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第一層次是社會政策目標，即所謂個人自由和社會和諧，這一目標可以稱之為最高目標。第二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一級目標，包括經濟自由、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第三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二級目標，這裡指通貨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適度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 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達到上述社會經濟政策目標，戰後美國、日本、德國都發展或完善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工具，包括競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等。所謂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大大增強，主要就是透過這些具體的政策得到體現的。可以說，它特別集中地反映在一項指標上，即國家財政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戰後比戰前都數倍地提高了。1937年，美國的這一指示為8.5%，日本為11.6%，1952年聯邦德國為15%；1988年，美國上升到36.3%，日本為32.9%，德國則為46.6%。[6]當然，在運用這些政策工具時，各國在“配方”和“劑量”方面還是有不少差別的。 （四）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 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趨勢和前途方面，總的說來是在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擾。 由於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各有長處和短處。人們普遍認為，美國、英國更多的強調“自由”，而相對較少社會福利；德國、法國和北歐一些國家比較重視社會福利，但相對缺乏“自由”；日本則兩者都不足。目前的發展趨勢是，它們各自都將彌補自己的欠缺，三者的差異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 我認為，對於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發展前途，可以作另一種描述。是否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自由競爭階段）；以私有大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私人壟斷階段）；大企業＋大政府的階段，即由大企業和大政府一起主導社會經濟生活。這裡的“大政府”，不僅是指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規模數量比過去擴大，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權力和職能的強化和擴大。然而，在第三個發展階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義的、效率欠缺的；“大企業”則是過分追求利潤，既忽視社會責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現在正在進入第四個發展階段。它將依然是“大企業”＋“大政府”，然而這裡的“大企業”和“大政府”都將逐步比過去有所改善。西方市場經濟雖然有種種弊病，但從大方向看，它們在繼續進步。
國際上對現代市場經濟有不同的分類。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1991年《轉換到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體制模式：美國、英國的消費者導向型市場經濟體制，又稱自由市場經濟；日本、法國的行政管理導向市場經濟體制；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一、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特徵 一談到西方市場經濟，人們自然首先考慮到的是美國、日本和德國，因為他們既重要、發達，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一談到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市場經濟，人們又往往比較重視研究它們之間的不同點。誠然，這些特殊性確實是顯著而重要的，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但是，從借鑑的角度出發，更重要的是探討它們的共性。 （一）社會經濟制度方面 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的經濟體制都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而在私有制經濟中，都是以私人壟斷企業為主導。 在美國、日本、德國經濟中，國有部分約佔1%-10%不等，合作社所有制、工會所有制的份量更小，其餘80%-90%以上均屬私有制。而在私有制經濟中，中小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佔80%-90%甚至更多，但它們畢竟是從屬的。例如在日本製造業中的中小企業，60%以上同大企業有承包關係。在美國20萬家工業公司中，最大的50家佔了全部工業資產總額的49%。[1]在日本，以盈利為目的的法人企業（不包括金融、保險業）有175萬家，其中資本額在10億日元以上的公司有2195家，僅佔公司總數的0.13%，但它們佔了全部法人企業資本總額的41.4%。[2]在德國將近4.4萬個工業企業中，千人以上的大企業只有1000個，佔企業總數的2%，但它們卻佔了銷售總額的44%。[3]這裡我們之所以突出大公司的地位，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影響和作用實在太大，太重要。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概括說，大多數國家都是依靠幾十個工業集中區和幾百家公司提供大部分出口產品，提高生產率和國民生活水平的。 （二）社會經濟機制方面 在社會經濟機制方面，都以市場競爭為基本調節手段。在對待競爭的問題上，美國、日本、德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三種體制的共同點主要表現在下述兩方面：一是都強調競爭的重要性，同時又都看到個人和企業（特別是私人壟斷企業）有一種排斥競爭的本能，因此不能寄希望於其自發存在的競爭秩序，而是重視建立人為的有序的競爭。二是為了建立這種有序的競爭，不僅要直接制訂若干必要的調整競爭秩序的法規，例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壟斷法、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等，而且還要間接地為建立有序競爭創造重要的條件，例如幣值穩定、市場開放、契約自由等。 西方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特別重視競爭，致力於保護競爭，把它看成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德國的路德希·艾哈德說：“競爭不可分地是市場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它最內在的要素，排斥、損害或阻礙競爭都必然導致根本毀壞這種制度”。在他們看來，競爭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多方面作用。這些作用可以歸結為取得成就、實現民主和達到協調。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有兩大任務，即保證最大成就和分散經濟權力”。[4]“一種競爭的經濟制度是所有經濟制度中最經濟的，同時又是最民主的制度。”[5]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過程是由個人和企業在市場上按供需狀況自由地進行決策。這些分散決策的協調也要透過競爭。這種透過競爭協調經濟發展的思想，出自於斯密的理論。在斯密看來，人的利己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調節力量，但這種調節力量只有在競爭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有益於公眾的作用。 他們同時也認識到，經濟本身對競爭往往是不感興趣的，而且總是力求透過壟斷和價格與市場的協定等來削弱和排除競爭。經驗表明，國民經濟中的競爭原則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貫徹，它必須透過一種國家規定的“人為秩序”加以保護。這就是西方一系列反壟斷法和相應的國家機構出現的原因。然而，為了形成有效的競爭秩序，人們還必須作出種種努力間接地為此建立必要的框架條件。例如，正確運用貨幣政策。在競爭秩序裡，貨幣政策起著首要作用。如果不能成功地保證一定的幣值穩定，一切實現秩序的努力都將白費，因為，通貨膨脹將會嚴重干擾價格的調控機制和訊號功能。又如，必須開放市場。封閉供求意味著企業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市場上的競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封閉市場，就是犯法，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再如，契約自由是開展競爭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只有當家庭和企業可以自行決定何時何地買賣何物的情況下，競爭才能正常執行起來。 （三）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 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相當接近。資產階級國家同時履行階級職能和社會經濟職能，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二戰後的新現象在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都大大增強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考慮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時的基本目標，和在制訂社會經濟政策時所提出的目標都大大提高了。 戰後，美國、日本、德國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國家的任務主要是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創造框架條件，而不是自己直接從事經濟生產活動；其次，針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自發的市場競爭所必然帶來的三大弊病（經濟的週期性波動、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以及社會的極大不公），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衝突，力爭加以緩和。據此，它們提出了三個層次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第一層次是社會政策目標，即所謂個人自由和社會和諧，這一目標可以稱之為最高目標。第二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一級目標，包括經濟自由、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第三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二級目標，這裡指通貨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適度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 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達到上述社會經濟政策目標，戰後美國、日本、德國都發展或完善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工具，包括競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等。所謂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大大增強，主要就是透過這些具體的政策得到體現的。可以說，它特別集中地反映在一項指標上，即國家財政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戰後比戰前都數倍地提高了。1937年，美國的這一指示為8.5%，日本為11.6%，1952年聯邦德國為15%；1988年，美國上升到36.3%，日本為32.9%，德國則為46.6%。[6]當然，在運用這些政策工具時，各國在“配方”和“劑量”方面還是有不少差別的。 （四）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 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趨勢和前途方面，總的說來是在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擾。 由於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各有長處和短處。人們普遍認為，美國、英國更多的強調“自由”，而相對較少社會福利；德國、法國和北歐一些國家比較重視社會福利，但相對缺乏“自由”；日本則兩者都不足。目前的發展趨勢是，它們各自都將彌補自己的欠缺，三者的差異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 我認為，對於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發展前途，可以作另一種描述。是否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自由競爭階段）；以私有大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私人壟斷階段）；大企業＋大政府的階段，即由大企業和大政府一起主導社會經濟生活。這裡的“大政府”，不僅是指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規模數量比過去擴大，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權力和職能的強化和擴大。然而，在第三個發展階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義的、效率欠缺的；“大企業”則是過分追求利潤，既忽視社會責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現在正在進入第四個發展階段。它將依然是“大企業”＋“大政府”，然而這裡的“大企業”和“大政府”都將逐步比過去有所改善。西方市場經濟雖然有種種弊病，但從大方向看，它們在繼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