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自言，不管是大事、小事，他會緊緊盯住新聞當中的人，再透過人把這個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儘可能地呈現出來，所以人始終是他拍照的一個焦點。最興奮的時候，他說其實往往興奮的是什麼，回過頭來整理照片，他發現很多東西，當時他不一定很經意拍下來的東西，現在已經成為已經消失的景象。後悔的事情，他面對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或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景象，失之交臂，而且是自己完全能夠把它拍下來的，自己沒有拍，這是非常後悔的事情。
攝影家雍和當時二零一幾年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和上海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他先後在《中國城市導報》、《青年報》、《新民週刊》、《新民晚報》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在當時二十多年的攝影生涯中，雍和用相機記錄了上海城市的變化和老百姓的生存點滴，他所拍攝的照片無言地訴說著上海這座城市的變遷。雍和拍的第一張照片，應該是1971年吧，那個時候他父親應該是在幹校，在農村、下放，他媽媽在中學做教師，他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都工作了，他是最小的、在讀書，利用暑假的時候，到外地去看看玩玩，那時候很簡單的，也沒有什麼旅遊的概念，只是出去逛逛。其實他是路過南京，他路過那裡，那個長江大橋當時是一個很偉大的工程，帶了一個照相機，這個型號現在都沒有了，現在要麼135，要麼120，那個是127的一種規格的照相機，那個也沒有什麼光圈、速度，好像很簡單，只有一檔、兩檔，反正天好可以拍出來，天暗一點就不行，他就拿了那個按下快門。其實那個照片可以說，照相機我帶出去，不是要照別的景色、或者照別的人，其實是要請別人幫忙，你幫我拍一張，這樣的，但是他可能是有感而發，看到那個景色、看到那個，就是情不自禁地就按下一些快門，無意識、後來現在能回想起來，可能這是他的第一張照片。1973年，雍和中學畢業，被分配到崇明前進農場工作，一呆就是八年多，他不僅學會了農田耕作，還學會了和人打交道，喜歡在田埂上觀察來往人群，喜歡看他們一張張生動的臉。
在1982年，他調回來、調到上海，給他分到公交汽車一場，但是其實那時候農場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只要回上海，管它是掃地的還是賣醬油的，只要戶口能回到上海，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那就萬幸了。其實崇明也是上海，但是它是農村戶口，不是城市戶口，那個好像你到了農場後好像和以前的同學有一個隔閡，他不知道他們心態怎麼樣，他好像總有一些自卑一樣，不願意見他們，看到他們繞開一些，我在農場、你們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廠，那時候自己有一點自卑，到1982年以後，不管怎麼樣，1982年進了公交公司，那是國營單位、全民的，儘管他對賣票這個工作，他說心裡話，自己也不覺得很自豪，每天很機械重複的工作，而且說不定也會和人發生矛盾衝突，那時候有逃票的、月票，他還記得很清楚，上車請買票、月票請出示。你每關一次門，必須要說這個，拐彎的時候你必須拿一個小紅旗伸出去，敲幾下，噹噹噹當，提醒旁邊的人車要轉彎了，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都是天天干這個、覺得很沒勁。上班時間，其實他是選擇了一個長早班，長早班就是每一天都是早班，他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才比較自覺地拿起照相機，這真是也有一種天時地利人和。假如他是正規的八點鐘上班、六點鐘下班，可能就沒這種事情。因為他是早上班、早下班，下午自己幹什麼呢，他的同學、他的朋友可能那時候他們在上班，自己在幹什麼呢，正好他哥哥他姐姐他們有照相機，他們那時候比他大一些年齡，他們喜歡拍照片自己玩、自己留影，雍和他就有空把照相機拿出來，那拍誰去呢，那時候也沒什麼人，他就會走到街上、公園，那時候主要是公園，到公園去拍一些別人的鏡頭。1982年九月，上海南京西路工藝品商店，中斷20多年的黃金首飾市場重新開放，市民聞訊而至，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鍊等黃金飾品又回到了民間。有一張是198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園拍的，這個遊戲就叫擊鼓傳花，現在很少有年輕人玩這個了，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社會上很流行這一類的遊戲，當時做遊戲是在公園裡，公園當時就是青年人文化娛樂的活動中心，很多工廠的、企業、單位、包括部隊，很多人都會在那裡舉行一些文藝活動，團組織生活。擊鼓傳花，輪到誰，誰就要出來唱歌，當時他就用一個比較普通的照相機、一個標準鏡頭，就按了幾下，這是其中一張，這也是他第一張發表的照片，就是第一張正式成為印刷物的照片。那時候他剛談女朋友，就是他現在的太太，他去幫她拍所謂的寫真、就是美人照，就在拍好的路上，他看到那個草坪上有很多人在做遊戲、擊鼓傳花的遊戲，那他就順勢把它拍下來，也沒特意地多拍幾張，他現在看底片，其實也沒拍了幾張，拿回來，他連夜就放大，其實他不是為了這張《偏偏輪到我》放大，他是為女朋友的照片放大，第二天要給她看，那順便也把這張照片放出來，放出來，他也沒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覺得不錯，把它放得稍微大一點，他就放在他自己那個書桌的玻璃板底下、自我欣賞，有時候有朋友來，他們都覺得這張照片抓得神態太棒了，他們會發出稱讚，而且會鼓勵他，你這張照片不能孤芳自賞，應該拿出去給人家看看，比如投稿、參加比賽。那時候，國內的攝影雜誌比較少，主要是《大眾攝影》，它有一個月賽，雍和他就嘗試一下，他就投過去，他這是第一次投稿，而且老實說是，自己不完全是很自主地去投，所以他是完全不抱希望的。後來偶爾又有一次，他發現香港有一本陳復禮先生辦的《攝影畫報》也有一個月賽，它也吸收國內的人去投稿，那他同時也放了一張八寸的照片寄過去，他原來想這兩張照片，幾乎是不可能會獲獎的。
這是4月拍的，他記得都在7月份，同時兩個獲獎證書都過來了，他第一個感覺不是驚喜、是害怕，一稿兩投，這下闖禍了，他從來沒有投過稿，怎麼第一下就一稿兩投，不要人家、那時候很單純，他第一感覺不是開心，要命了、怎麼會這張照片一稿兩投，兩個地方都中了，而且這兩個刊物當時在他來看都是很高深的刊物，怎麼會同時都會獲獎呢，他那時候很擔心的。其實過了一會兒，他想想大不了，沒什麼的。我又不是偷來的、又不是搶來的，我自己拍的。但是無形當中和這張照片起的題目一樣《偏偏輪到我》，“真是偏偏輪到我"。假如他第一次投稿就沒中或者接二連三的失敗，他就很難說以後自己還有信心會拿起照相機、這樣到處拍、去記錄一些東西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天意吧。
1983年，上海閘北為了參加一個集體活動，許多人第一次打上領帶，隨著改革開放大門的開啟，年輕人的髮型、衣服不少都以西方文化為榜樣。也就是那一段時間的吧，是公交公司的職工運動會，職工運動會它是結合自身的工作性質，比如拉電車辮子的比賽、也有滾輪胎的那種比賽，他這張拍的是一個滾輪胎的比賽。那時候《解放日報》在舉行一個攝影比賽，那時候他相對來說有一點信心，他喜歡投稿了，那他就把它投過去，果然它刊登出來了，隔了一天還是兩天，頭版登出來以後，這個事情就變成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是公交公司、他的車隊、他的師傅，什麼人都會認為是他們一起的光榮，他們都為他高興。後來公交公司和汽車一場有事情都會把他臨時借到工會，去搞一些拍攝的工作。
《城市導報》完全是拍一個大多數的照片是見物不見人的那種，拍大橋、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通車，寫實，很實實在在一個建築的東西。它很少拍人，而且它報紙是週報，當時是週報，那麼拍那個會覺得這是工作，和自己興趣無關，我的志向興趣不在這裡，那麼那時候幹什麼呢，那時候整個社會上的攝影圈裡面的風氣是朝邊疆走、朝少數民族的地方走、朝窮鄉僻壤的地方走、去拍，獵奇的心態去拍一些東西。那時候拍的東西，主要是以美為追求的，一個光、一個影，一個很好看的東西，構圖、影調，主要以那種為追求。然後這樣時間長了以後，一個是覺得自己沒勁拍那個、風花雪月的，和社會現實脫得太開。1986年，上海火車北站廣場上開始出現了農民工，農村改革打破了原來的格局，離鄉背井進城謀生的農民越來越多。1986年，在上海大世界，就是西藏路口那個大世界，辦了一個影展，叫“十年一瞬間”，是北京一幫攝影人到上海來辦了一個影展，1976年到1985年這十年的歷史瞬間的回顧，那他去看了這個影展，這裡面的照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紀實和新聞照片，記錄那段歷史。當時就給他感觸是比較深的，但是你說他從實踐上去這樣拍，他還沒有做過。但是他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照片也可以這樣拍，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你說我是很自覺的就朝這個方向去發展，其實還是沒有，還是比較沉浸在那個風花雪月裡面，但是他已經看到另外有一塊天地了。
他曾自言，不管是大事、小事，他會緊緊盯住新聞當中的人，再透過人把這個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儘可能地呈現出來，所以人始終是他拍照的一個焦點。最興奮的時候，他說其實往往興奮的是什麼，回過頭來整理照片，他發現很多東西，當時他不一定很經意拍下來的東西，現在已經成為已經消失的景象。後悔的事情，他面對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或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景象，失之交臂，而且是自己完全能夠把它拍下來的，自己沒有拍，這是非常後悔的事情。
攝影家雍和當時二零一幾年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和上海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他先後在《中國城市導報》、《青年報》、《新民週刊》、《新民晚報》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在當時二十多年的攝影生涯中，雍和用相機記錄了上海城市的變化和老百姓的生存點滴，他所拍攝的照片無言地訴說著上海這座城市的變遷。雍和拍的第一張照片，應該是1971年吧，那個時候他父親應該是在幹校，在農村、下放，他媽媽在中學做教師，他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都工作了，他是最小的、在讀書，利用暑假的時候，到外地去看看玩玩，那時候很簡單的，也沒有什麼旅遊的概念，只是出去逛逛。其實他是路過南京，他路過那裡，那個長江大橋當時是一個很偉大的工程，帶了一個照相機，這個型號現在都沒有了，現在要麼135，要麼120，那個是127的一種規格的照相機，那個也沒有什麼光圈、速度，好像很簡單，只有一檔、兩檔，反正天好可以拍出來，天暗一點就不行，他就拿了那個按下快門。其實那個照片可以說，照相機我帶出去，不是要照別的景色、或者照別的人，其實是要請別人幫忙，你幫我拍一張，這樣的，但是他可能是有感而發，看到那個景色、看到那個，就是情不自禁地就按下一些快門，無意識、後來現在能回想起來，可能這是他的第一張照片。1973年，雍和中學畢業，被分配到崇明前進農場工作，一呆就是八年多，他不僅學會了農田耕作，還學會了和人打交道，喜歡在田埂上觀察來往人群，喜歡看他們一張張生動的臉。
在1982年，他調回來、調到上海，給他分到公交汽車一場，但是其實那時候農場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只要回上海，管它是掃地的還是賣醬油的，只要戶口能回到上海，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那就萬幸了。其實崇明也是上海，但是它是農村戶口，不是城市戶口，那個好像你到了農場後好像和以前的同學有一個隔閡，他不知道他們心態怎麼樣，他好像總有一些自卑一樣，不願意見他們，看到他們繞開一些，我在農場、你們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廠，那時候自己有一點自卑，到1982年以後，不管怎麼樣，1982年進了公交公司，那是國營單位、全民的，儘管他對賣票這個工作，他說心裡話，自己也不覺得很自豪，每天很機械重複的工作，而且說不定也會和人發生矛盾衝突，那時候有逃票的、月票，他還記得很清楚，上車請買票、月票請出示。你每關一次門，必須要說這個，拐彎的時候你必須拿一個小紅旗伸出去，敲幾下，噹噹噹當，提醒旁邊的人車要轉彎了，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都是天天干這個、覺得很沒勁。上班時間，其實他是選擇了一個長早班，長早班就是每一天都是早班，他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才比較自覺地拿起照相機，這真是也有一種天時地利人和。假如他是正規的八點鐘上班、六點鐘下班，可能就沒這種事情。因為他是早上班、早下班，下午自己幹什麼呢，他的同學、他的朋友可能那時候他們在上班，自己在幹什麼呢，正好他哥哥他姐姐他們有照相機，他們那時候比他大一些年齡，他們喜歡拍照片自己玩、自己留影，雍和他就有空把照相機拿出來，那拍誰去呢，那時候也沒什麼人，他就會走到街上、公園，那時候主要是公園，到公園去拍一些別人的鏡頭。1982年九月，上海南京西路工藝品商店，中斷20多年的黃金首飾市場重新開放，市民聞訊而至，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鍊等黃金飾品又回到了民間。有一張是198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園拍的，這個遊戲就叫擊鼓傳花，現在很少有年輕人玩這個了，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社會上很流行這一類的遊戲，當時做遊戲是在公園裡，公園當時就是青年人文化娛樂的活動中心，很多工廠的、企業、單位、包括部隊，很多人都會在那裡舉行一些文藝活動，團組織生活。擊鼓傳花，輪到誰，誰就要出來唱歌，當時他就用一個比較普通的照相機、一個標準鏡頭，就按了幾下，這是其中一張，這也是他第一張發表的照片，就是第一張正式成為印刷物的照片。那時候他剛談女朋友，就是他現在的太太，他去幫她拍所謂的寫真、就是美人照，就在拍好的路上，他看到那個草坪上有很多人在做遊戲、擊鼓傳花的遊戲，那他就順勢把它拍下來，也沒特意地多拍幾張，他現在看底片，其實也沒拍了幾張，拿回來，他連夜就放大，其實他不是為了這張《偏偏輪到我》放大，他是為女朋友的照片放大，第二天要給她看，那順便也把這張照片放出來，放出來，他也沒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覺得不錯，把它放得稍微大一點，他就放在他自己那個書桌的玻璃板底下、自我欣賞，有時候有朋友來，他們都覺得這張照片抓得神態太棒了，他們會發出稱讚，而且會鼓勵他，你這張照片不能孤芳自賞，應該拿出去給人家看看，比如投稿、參加比賽。那時候，國內的攝影雜誌比較少，主要是《大眾攝影》，它有一個月賽，雍和他就嘗試一下，他就投過去，他這是第一次投稿，而且老實說是，自己不完全是很自主地去投，所以他是完全不抱希望的。後來偶爾又有一次，他發現香港有一本陳復禮先生辦的《攝影畫報》也有一個月賽，它也吸收國內的人去投稿，那他同時也放了一張八寸的照片寄過去，他原來想這兩張照片，幾乎是不可能會獲獎的。
這是4月拍的，他記得都在7月份，同時兩個獲獎證書都過來了，他第一個感覺不是驚喜、是害怕，一稿兩投，這下闖禍了，他從來沒有投過稿，怎麼第一下就一稿兩投，不要人家、那時候很單純，他第一感覺不是開心，要命了、怎麼會這張照片一稿兩投，兩個地方都中了，而且這兩個刊物當時在他來看都是很高深的刊物，怎麼會同時都會獲獎呢，他那時候很擔心的。其實過了一會兒，他想想大不了，沒什麼的。我又不是偷來的、又不是搶來的，我自己拍的。但是無形當中和這張照片起的題目一樣《偏偏輪到我》，“真是偏偏輪到我"。假如他第一次投稿就沒中或者接二連三的失敗，他就很難說以後自己還有信心會拿起照相機、這樣到處拍、去記錄一些東西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天意吧。
1983年，上海閘北為了參加一個集體活動，許多人第一次打上領帶，隨著改革開放大門的開啟，年輕人的髮型、衣服不少都以西方文化為榜樣。也就是那一段時間的吧，是公交公司的職工運動會，職工運動會它是結合自身的工作性質，比如拉電車辮子的比賽、也有滾輪胎的那種比賽，他這張拍的是一個滾輪胎的比賽。那時候《解放日報》在舉行一個攝影比賽，那時候他相對來說有一點信心，他喜歡投稿了，那他就把它投過去，果然它刊登出來了，隔了一天還是兩天，頭版登出來以後，這個事情就變成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是公交公司、他的車隊、他的師傅，什麼人都會認為是他們一起的光榮，他們都為他高興。後來公交公司和汽車一場有事情都會把他臨時借到工會，去搞一些拍攝的工作。
《城市導報》完全是拍一個大多數的照片是見物不見人的那種，拍大橋、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通車，寫實，很實實在在一個建築的東西。它很少拍人，而且它報紙是週報，當時是週報，那麼拍那個會覺得這是工作，和自己興趣無關，我的志向興趣不在這裡，那麼那時候幹什麼呢，那時候整個社會上的攝影圈裡面的風氣是朝邊疆走、朝少數民族的地方走、朝窮鄉僻壤的地方走、去拍，獵奇的心態去拍一些東西。那時候拍的東西，主要是以美為追求的，一個光、一個影，一個很好看的東西，構圖、影調，主要以那種為追求。然後這樣時間長了以後，一個是覺得自己沒勁拍那個、風花雪月的，和社會現實脫得太開。1986年，上海火車北站廣場上開始出現了農民工，農村改革打破了原來的格局，離鄉背井進城謀生的農民越來越多。1986年，在上海大世界，就是西藏路口那個大世界，辦了一個影展，叫“十年一瞬間”，是北京一幫攝影人到上海來辦了一個影展，1976年到1985年這十年的歷史瞬間的回顧，那他去看了這個影展，這裡面的照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紀實和新聞照片，記錄那段歷史。當時就給他感觸是比較深的，但是你說他從實踐上去這樣拍，他還沒有做過。但是他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照片也可以這樣拍，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你說我是很自覺的就朝這個方向去發展，其實還是沒有，還是比較沉浸在那個風花雪月裡面，但是他已經看到另外有一塊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