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沒有生兒子。二曰：淫蕩。三曰：不能討公婆的歡喜。四曰：搬弄是非。五曰：偷東西。六曰：嫉妒。七曰：得了惡疾。七出之條 定義、源流 “七出”一詞起於漢代，至今可見的最早文獻是漢代的《大戴禮記?本命》，稱為“七去”、“七棄”。謂“婦有‘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並解釋不順父母因其逆德，無子為其絕後，淫為其亂族，妒為其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然而，出妻現象早已有之，先秦婦女出嫁和被休同時稱“歸”，被休也叫“大歸”，被出的婦女叫“棄婦”。漢代提出“七出”與“五不娶”（亂倫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惡疾的人家的女兒和沒有母親的長女）有關。這樣就把住婚姻的兩道關口。唐代將“七出”規條入律，當出不出和隨便棄妻都將受律法干預；並將七出順序改變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盜竊、妒忌、惡疾”。清律改為：“無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惡疾、多言舌、盜竊”；而對犯淫僻的婦女沒有“三不去”的權變。“七出”次序的變化反映不同時代對婦女要求的標準不同。 不順父母 父權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維護父家長的尊嚴和利益，娶媳婦事奉孝順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說過“娶妻為養”，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順、孝、事的理想標準如《禮記?內則》所要求的，“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叫頭遍，媳婦起床梳洗到公婆處請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飯，沒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婦必須唯公婆之命是從，“三從”中的“從夫”，實際“夫”需以父母之命是聽；“四德”中的每條都與事奉孝順公婆的修養有關。不順公婆的媳婦，起到擾亂家庭尊卑秩序、破壞和諧的作用，是違背孝德婦道，也是妻婦最嚴重的錯誤。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漢代創造“七出“之條時把“不順父母”放在首條。許多因不孝順休妻的例子看來很不近情理，如東漢姜詩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罵以條狗，就被丈夫認為不孝順休棄，姜詩還被譽為孝子。是否順公婆，更多是主觀感受，一些公婆藉口不孝強迫兒子休妻，造成像《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悲劇。 無子 “七出”之條中，該條對被休婦女而言，最是無辜。父權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娶妻就是為了生育後代；而按照父系傳承的世系原則，只有兒子才算延續香火的後代。因此，婦女不得不擔起“無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需休棄無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棄婦詩》寫道：“無子當歸寧（被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是說無子的婦女就像流星一樣在夫家短暫；只有生了兒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經天在夫家站住腳。可見漢代因無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後代越來越重視“無子”在“七出”中的位置，開放如唐朝，唐律中把“無子”置於首位，這一直延續到明清。不過，後來流行無子的正妻為丈夫納妾，妾生子可視為己生，免於被出；若無子且妒，只有被休。歷代因無子被棄的婦女上至宮廷貴婦（如春秋時衛國夫人莊姜，出身高貴，品貌超群，《詩經.衛風.碩人》就是讚揚她而作，但她由於沒有生育而被疏遠冷落，《詩經?邶風?日月》舊說如是）下至民間（如曹植《棄婦詩》所詠）不可勝數。 “淫” 這裡是指婦女有放縱淫亂的行為，“僻”是行為邪僻不正，淫僻被認為是婦女道德品行最大惡德。（儒家在性行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該條要求妻子對丈夫保守貞操，不得與家族內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穩定和血統純正（《大戴禮記?本命》“為其亂族也”）。對已婚婦女來說，被認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過錯，“萬惡淫為首”。宋代以後重視“處女貞”（守貞操的未婚女子，民間俗稱“黃花閨女”），有新婚夜“驗紅”的習俗（用白絹檢驗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貞潔處女，無血，就斷定犯淫即刻休棄）。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條；清律列在第三條，但又規定犯“七出”之條中，惟獨對犯“淫佚”條不執行“三不去”（詳見第23檔案）的權變規定而格休勿論。家族在對犯淫婦女處罰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臨川孔氏支族家規規定“婦與人私，斷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餅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團拜；凡族中婚姻喜慶之類，俱不得與；不得派行稱呼”。婦女犯淫除休棄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將犯淫婦女綁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習俗）等嚴厲懲罰。宮廷懲罰淫亂的婦女有“幽閉”（是處罰淫行的酷刑即《尚書?呂刑》“宮闢疑赦”之宮刑，男子割勢，女子毀壞生殖器，僅次於死刑）。至於小說、戲劇中如《水滸》對犯淫的妻婦嫂非休即殺在後代影響深遠。 惡疾 “惡疾”，《大戴禮記?本命》認為是“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東漢何休認為“惡疾棄，不可事宗廟也。”何休把喑、聾、盲、癘、禿、跛、佝都歸入惡疾，未免太泛，除了“癘”傳染性強難以治癒，其他6種殘疾並不妨礙祭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癘，惡疾也。”“癘”通“癩”，就是麻瘋病，傳染性強，患者遍身爛灼，毛髮凋零，指節自解，為不治之症。婦女患此惡疾除不許參與祭祀外，也影響生活、生育，不能承擔倫理責任，自然被父權制家庭休棄。後來，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視為惡疾，如清代直隸安平縣歸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瘋，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惡疾”條休棄；岳氏回孃家養病，漸漸康復，而歸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復婚無望，又不願改嫁，就投井自殺了。（事見李塨《恕谷後集》卷7，《可母嶽墓碣銘》）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懲罰那些對丈夫多納妾不滿、敢於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的正妻。認為嫉妒有背“婦德”中的柔順之德、賢惠之道，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說文解字》對“妒”解釋為“婦妒夫”，相應還有“媢”字是“夫妒婦”，說明當時婦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況，引起丈夫嫉妒情況比較多；後來人們更習見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嫉妒了。先秦時代，上層婦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傳》記載晉國叔向的母親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親（妾）長得漂亮，不讓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兒子威脅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傳》還稱讚她聰明。到了東漢的馮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納妾被丈夫休遣，馮衍寫信給妻弟說自己按照先聖之禮納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婦，家不寧、不清，福不生，事不成。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層婦女中嫉妒制夫的現象還非常普遍，直到理學佔統治地位的明清時代，婦女嫉妒減少甚至主動為丈夫納妾的多了起來。 多口舌 “四德”對“婦言”的要求，作為妻婦應沉靜寡言，“言不貴多而貴當”。父權制家庭忌諱妻婦多言，主要因為怕外來的妻婦會離間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特別是兄弟間的關係，導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漢初陳平年輕時與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勵陳平到外面遊學，嫂子嫌陳平不生產白吃飯，說：“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被丈夫休棄，趕回孃家。東漢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間搬弄是非、製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現。後代連篇累牘的女教書中，普遍認為婦女多言是違背婦道，不賢、瘋癲，難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婦女必讀書》中說：“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聲高言多者不賢也。”《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就是寫一個聰明敏銳，性情直率，不受禮法約束，說話無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蓮，到婆家不為所容，而遭休棄，也不為自家哥嫂接納，終於出家為尼。 盜竊 把妻婦“竊盜”（不是指在外盜竊他人財物，而是家內）作為“七出”之一條，一方面反映婦女沒有獨立財產權，更反映出父權制家庭（族）為維護父權—夫權家族的財產利益而對婦女進行控制。《禮記?內則》規定：“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即使孃家人的饋贈也要交給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財物“私假（借）”、“私與（給）”，不然就構成“竊盜”，這被認為“吃裡扒外”。所以，把妻婦竊盜的罪名定為“反義”，即違反常情常理。在父權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為內，女家為外。《韓非子?說林》中講衛國女子因出嫁前聽她母教導——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遺棄很普遍，應該自己積攢財物，到婆家後照乃母話行事被發現，“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後代大家族家法規定妻婦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財物據為小家所有，鄭氏家規要求家庭勞作如紡線必須集體進行，不許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檢查有無缺少，嚴格防止竊盜私藏歸小家庭。 “七出”小結 “七出”是對婦女而設的懲罰規條。明初劉基就說過“七出”不是“聖人意”，乃“後世薄夫之所云”。他認為犯淫、妒、不孝、多言、盜竊這五條，出妻尚有道理，而“惡疾”與“無子”，是人不願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離子》）從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於鞏固父權—夫權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為了維護家長尊嚴和轉移養老責任給婦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緣純正和人際和睦；（2）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續及其象徵意義、社會聲譽和物質利益，以“無子”、“惡疾”、“盜竊”等不近情理的條規出妻。責怪、壓制、懲罰婦女使其屈從犧牲，是“七出”之條對婦女構成壓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與“七出”相補充的還有“三不去”規定：“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戴禮記?本命》）這是對“七出”的一種變通，對那些孃家無人、與夫守孝三年和與夫共歷貧賤患難的妻子當出而給予“豁免”，但對於犯淫的婦女是不適用的。
一曰：沒有生兒子。二曰：淫蕩。三曰：不能討公婆的歡喜。四曰：搬弄是非。五曰：偷東西。六曰：嫉妒。七曰：得了惡疾。七出之條 定義、源流 “七出”一詞起於漢代，至今可見的最早文獻是漢代的《大戴禮記?本命》，稱為“七去”、“七棄”。謂“婦有‘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並解釋不順父母因其逆德，無子為其絕後，淫為其亂族，妒為其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然而，出妻現象早已有之，先秦婦女出嫁和被休同時稱“歸”，被休也叫“大歸”，被出的婦女叫“棄婦”。漢代提出“七出”與“五不娶”（亂倫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惡疾的人家的女兒和沒有母親的長女）有關。這樣就把住婚姻的兩道關口。唐代將“七出”規條入律，當出不出和隨便棄妻都將受律法干預；並將七出順序改變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盜竊、妒忌、惡疾”。清律改為：“無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惡疾、多言舌、盜竊”；而對犯淫僻的婦女沒有“三不去”的權變。“七出”次序的變化反映不同時代對婦女要求的標準不同。 不順父母 父權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維護父家長的尊嚴和利益，娶媳婦事奉孝順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說過“娶妻為養”，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順、孝、事的理想標準如《禮記?內則》所要求的，“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叫頭遍，媳婦起床梳洗到公婆處請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飯，沒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婦必須唯公婆之命是從，“三從”中的“從夫”，實際“夫”需以父母之命是聽；“四德”中的每條都與事奉孝順公婆的修養有關。不順公婆的媳婦，起到擾亂家庭尊卑秩序、破壞和諧的作用，是違背孝德婦道，也是妻婦最嚴重的錯誤。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漢代創造“七出“之條時把“不順父母”放在首條。許多因不孝順休妻的例子看來很不近情理，如東漢姜詩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罵以條狗，就被丈夫認為不孝順休棄，姜詩還被譽為孝子。是否順公婆，更多是主觀感受，一些公婆藉口不孝強迫兒子休妻，造成像《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悲劇。 無子 “七出”之條中，該條對被休婦女而言，最是無辜。父權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娶妻就是為了生育後代；而按照父系傳承的世系原則，只有兒子才算延續香火的後代。因此，婦女不得不擔起“無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需休棄無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棄婦詩》寫道：“無子當歸寧（被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是說無子的婦女就像流星一樣在夫家短暫；只有生了兒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經天在夫家站住腳。可見漢代因無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後代越來越重視“無子”在“七出”中的位置，開放如唐朝，唐律中把“無子”置於首位，這一直延續到明清。不過，後來流行無子的正妻為丈夫納妾，妾生子可視為己生，免於被出；若無子且妒，只有被休。歷代因無子被棄的婦女上至宮廷貴婦（如春秋時衛國夫人莊姜，出身高貴，品貌超群，《詩經.衛風.碩人》就是讚揚她而作，但她由於沒有生育而被疏遠冷落，《詩經?邶風?日月》舊說如是）下至民間（如曹植《棄婦詩》所詠）不可勝數。 “淫” 這裡是指婦女有放縱淫亂的行為，“僻”是行為邪僻不正，淫僻被認為是婦女道德品行最大惡德。（儒家在性行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該條要求妻子對丈夫保守貞操，不得與家族內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穩定和血統純正（《大戴禮記?本命》“為其亂族也”）。對已婚婦女來說，被認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過錯，“萬惡淫為首”。宋代以後重視“處女貞”（守貞操的未婚女子，民間俗稱“黃花閨女”），有新婚夜“驗紅”的習俗（用白絹檢驗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貞潔處女，無血，就斷定犯淫即刻休棄）。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條；清律列在第三條，但又規定犯“七出”之條中，惟獨對犯“淫佚”條不執行“三不去”（詳見第23檔案）的權變規定而格休勿論。家族在對犯淫婦女處罰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臨川孔氏支族家規規定“婦與人私，斷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餅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團拜；凡族中婚姻喜慶之類，俱不得與；不得派行稱呼”。婦女犯淫除休棄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將犯淫婦女綁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習俗）等嚴厲懲罰。宮廷懲罰淫亂的婦女有“幽閉”（是處罰淫行的酷刑即《尚書?呂刑》“宮闢疑赦”之宮刑，男子割勢，女子毀壞生殖器，僅次於死刑）。至於小說、戲劇中如《水滸》對犯淫的妻婦嫂非休即殺在後代影響深遠。 惡疾 “惡疾”，《大戴禮記?本命》認為是“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東漢何休認為“惡疾棄，不可事宗廟也。”何休把喑、聾、盲、癘、禿、跛、佝都歸入惡疾，未免太泛，除了“癘”傳染性強難以治癒，其他6種殘疾並不妨礙祭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癘，惡疾也。”“癘”通“癩”，就是麻瘋病，傳染性強，患者遍身爛灼，毛髮凋零，指節自解，為不治之症。婦女患此惡疾除不許參與祭祀外，也影響生活、生育，不能承擔倫理責任，自然被父權制家庭休棄。後來，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視為惡疾，如清代直隸安平縣歸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瘋，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惡疾”條休棄；岳氏回孃家養病，漸漸康復，而歸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復婚無望，又不願改嫁，就投井自殺了。（事見李塨《恕谷後集》卷7，《可母嶽墓碣銘》）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懲罰那些對丈夫多納妾不滿、敢於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的正妻。認為嫉妒有背“婦德”中的柔順之德、賢惠之道，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說文解字》對“妒”解釋為“婦妒夫”，相應還有“媢”字是“夫妒婦”，說明當時婦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況，引起丈夫嫉妒情況比較多；後來人們更習見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嫉妒了。先秦時代，上層婦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傳》記載晉國叔向的母親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親（妾）長得漂亮，不讓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兒子威脅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傳》還稱讚她聰明。到了東漢的馮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納妾被丈夫休遣，馮衍寫信給妻弟說自己按照先聖之禮納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婦，家不寧、不清，福不生，事不成。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層婦女中嫉妒制夫的現象還非常普遍，直到理學佔統治地位的明清時代，婦女嫉妒減少甚至主動為丈夫納妾的多了起來。 多口舌 “四德”對“婦言”的要求，作為妻婦應沉靜寡言，“言不貴多而貴當”。父權制家庭忌諱妻婦多言，主要因為怕外來的妻婦會離間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特別是兄弟間的關係，導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漢初陳平年輕時與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勵陳平到外面遊學，嫂子嫌陳平不生產白吃飯，說：“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被丈夫休棄，趕回孃家。東漢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間搬弄是非、製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現。後代連篇累牘的女教書中，普遍認為婦女多言是違背婦道，不賢、瘋癲，難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婦女必讀書》中說：“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聲高言多者不賢也。”《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就是寫一個聰明敏銳，性情直率，不受禮法約束，說話無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蓮，到婆家不為所容，而遭休棄，也不為自家哥嫂接納，終於出家為尼。 盜竊 把妻婦“竊盜”（不是指在外盜竊他人財物，而是家內）作為“七出”之一條，一方面反映婦女沒有獨立財產權，更反映出父權制家庭（族）為維護父權—夫權家族的財產利益而對婦女進行控制。《禮記?內則》規定：“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即使孃家人的饋贈也要交給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財物“私假（借）”、“私與（給）”，不然就構成“竊盜”，這被認為“吃裡扒外”。所以，把妻婦竊盜的罪名定為“反義”，即違反常情常理。在父權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為內，女家為外。《韓非子?說林》中講衛國女子因出嫁前聽她母教導——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遺棄很普遍，應該自己積攢財物，到婆家後照乃母話行事被發現，“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後代大家族家法規定妻婦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財物據為小家所有，鄭氏家規要求家庭勞作如紡線必須集體進行，不許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檢查有無缺少，嚴格防止竊盜私藏歸小家庭。 “七出”小結 “七出”是對婦女而設的懲罰規條。明初劉基就說過“七出”不是“聖人意”，乃“後世薄夫之所云”。他認為犯淫、妒、不孝、多言、盜竊這五條，出妻尚有道理，而“惡疾”與“無子”，是人不願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離子》）從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於鞏固父權—夫權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為了維護家長尊嚴和轉移養老責任給婦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緣純正和人際和睦；（2）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續及其象徵意義、社會聲譽和物質利益，以“無子”、“惡疾”、“盜竊”等不近情理的條規出妻。責怪、壓制、懲罰婦女使其屈從犧牲，是“七出”之條對婦女構成壓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與“七出”相補充的還有“三不去”規定：“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戴禮記?本命》）這是對“七出”的一種變通，對那些孃家無人、與夫守孝三年和與夫共歷貧賤患難的妻子當出而給予“豁免”，但對於犯淫的婦女是不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