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發展面臨最大問題是環境和增長的矛盾，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美國之所以要退出巴黎協定，因為巴黎協議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的氣候協議，主要是針對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應對，加強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應對，就在於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在全球佔比達15%以上，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目前的發展戰略是美國優先，這就意味著美國發展石油和煤炭等石化燃料受到限制，妄圖逃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得到世界主要國家和環保機構的 嚴厲批評。批評美國喪失環保責任。

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德豪斯提出的DICE最最佳化模型就是用於計算減排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最優減排額的確定。

據新浪網，諾德豪斯的研究顯示：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沒有準確的預計全球變暖所帶來的真正影響。他的DICE模型將經濟學，碳迴圈，氣候科學等一系列研究實現了對接，這就讓溫室效應和氣候變暖的成本和收益都可衡量，繼而採取措施放緩溫室效應。

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全球溫度升高，南北極冰山融化，海水水平面上升，已經嚴重威脅到很多國家和城市的安全，不少沿海城市擔憂數十年以後會被海水淹沒，另外也導致厄爾尼諾現象不斷增加，引發很多的極端氣候發生，造成巨大的養殖業和農業損失。

每一個國家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尤其是發達國家更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減緩全球氣溫的升高，兩位經濟學家的貢獻就在於讓政府可以有一個模型來評價溫室氣體的排放成本和帶來的損失與發展之間的數量關係，從而逼迫世界各國制定最最佳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數量，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這一成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真的是物有所值。

#諾貝爾獎揭曉#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佈後，我有一點小興奮。在我辦公桌上就放著薩繆爾森與威廉·諾德豪斯合著的經濟學鉅著—《經濟學》第十七版上下冊。薩繆爾森的一句豪言：“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編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會在乎是誰在為它制定法律，又是誰在為他起草條約”的聲音在耳旁迴響！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Romer）獲得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獲獎理由正如諾獎委員會所言：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對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問題最有效的補救措施是對所有國家統一徵收的全球碳排放稅計劃。

今年的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保羅·羅默的研究表明，思想的積累如何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 他展示了經濟力量如何管理公司產生新想法和創新的意願。

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創新理論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導致的人口福利挑戰，這幾大主體正是當今世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

我們不能不佩服諾獎委員會在獲獎課題研究上選擇的精明與獨到。

諾獎委員會起碼在經濟學獎得主上一個變化是由過去偏重於基礎理論到現在更加偏重於解決現實問題。

這次兩位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國當前經濟發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保羅·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對中國當前正在推進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頗有借鑑意義。實踐證明，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知識）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一個國家若要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從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對科研、教育增加投入，從而保證有足夠的知識被生產出來。

諾德豪斯的經濟學研究範圍很廣，包括環境、價格、能 源、技術變革、經濟增長、利潤和生產率的增長趨勢。他獲獎的主要理論—氣候變化經濟學，對於中國目前採取經濟手段治理環境大氣汙染具有實際借鑑意義，比如碳排放權交易所模式就應該儘快建立。

當然，對於諾德豪斯瞭解或許更多一些。舉一個小例子，在他與薩繆爾森合著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的政府失靈的概念讓人耳目一新。市場失靈一般是指透過市場配置資源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一般認為，導致市場失靈的原因包括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資訊等因素。

而政府失靈是指什麼呢？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滯脹是政府失靈的典型現象。目前一些國家股市的糟糕情況，也或多或少能夠看到政府失靈的影子。

值得高興的是，1970年55歲的薩繆爾森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設立），在經濟學獎設立50週年之際頒獎給了薩繆爾森“親選者”——諾德豪斯，這不僅僅是巧合，背後是實力使然！

臺北時間10月8日17：50左右，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Romer）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表彰二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

如何評價今年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我想，這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們所能夠完成的事情。但正因為我們是凡夫俗子，要吃五穀雜糧，要呼吸空氣，要承受季節氣候的變化，因此，我們能深深地認識到，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Romer）兩名美國經濟學家，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就需要我們對兩位經濟學家有一個基本的認知。總體來看，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成果對全球變暖、碳排放等能源、環境、生態經濟學的政策和實踐帶來重大啟示。保羅·羅默是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奠基者。保羅·羅默的一個著名的理論是“內生增長理論”。而“內生”強調的就是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成果針對的是人類的生存問題；保羅·羅默的研究成果針對的是人類的發展問題。生存和發展是人類休慼相關的兩大議題。對於處於後工業化、環境危機、能源危機、消費主義時代的我們，兩位教授的創見具有重大時代意義。

正是基於對兩位經濟學家的認知，因此，在目前的世界發展環境裡，把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兩位經濟學家是有積極意義的。此舉不僅是對兩位經濟學家的認可，更是希望以此來引起世界各國對兩大經濟學家所研究領域及成果的重視。比如，威廉·諾德豪斯研究的全球變暖、碳排放等問題，這事關人類自身的生存問題。對這個問題必須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像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6月1日宣佈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做法，顯然是不足取的。因為巴黎協議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的氣候協議，主要是針對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應對，加強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應對，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在全球佔比達15%以上，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作為美國來說，理應承擔起自己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又比如，保羅·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的是發展模式與途徑問題，即強調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這與野蠻式增長顯然是不同的。這不論是對於全球經濟的增長來說，還是對於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來說，顯然是有積極的指導意義的。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的背景來看，可謂是飽經非議，甚至一度有人提出要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認為其拉低了諾貝爾獎的格調。

諾貝爾經濟學獎之所以會常年處於這樣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由於它是後來為紀念諾貝爾設立的，並不是承襲了諾貝爾先生的遺願而來；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經濟理論本身的影響，向上看沒有高新技術突破、艱深理論求索，往下看沒有高尚情操陶冶、民生人文關懷，彷彿跟我們隔得太遠而沒有實際意義。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內容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是科學、政治、經濟與環保的有機結合，可謂是一個階段性的突破。

獲獎者之一威廉.諾德豪斯可謂是環境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所處的環境使得他更易於站在政治的角度看待經濟，對於二氧化碳排放量過高帶來的全球變暖，溫室效應等，對政府提出了徵收碳稅的建議，同時也堅守科學的立場，先後建立了兩個經濟對氣候變化的模型；另一位獲獎者保羅.羅默，打破了一直被預設的“規模報酬遞減”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規模報酬遞增的觀點，最終也獲得了不少學者的支援。

應該來說是實至名歸了。諾德豪斯現任耶魯大學斯特林經濟學教授；羅默現任斯坦福大學教授，他們都是宏觀經濟學領域權威，其所提出的理論影響了世界範圍內政策的制定。

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是由於對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就是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而獲得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簡而言之，就是對經濟增長模型的完善，羅默把知識與技術創新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諾德豪斯把環境資源要素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

可能諾德豪斯和羅默的研究模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不知所云，但他們獲獎能讓人們直接感受到經濟學研究成果對人類生活的直接意影響，即為我們在利用技術實現長期增長的同時，如何應對增長過程中的環境問題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