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時代齊桓公的宰相，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

一，孔子對管仲的評價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很高的

，他曾評價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認為齊桓公能夠成為首位霸主，是管仲的輔助的結果。而且，齊桓公的霸業，不是依恃武力，而是憑著仁德的力量，顯示了管仲的大仁，值得稱讚。管仲"尊王攘夷”，借重周天子的威望，北御夷狄，南制楚蠻，維護了華夏族利益。孔子稱讚說：管仲輔相桓公，稱霸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民族了。

二，孟子對管仲的評價

孟子有個學生叫公孫丑，他對管仲稱讚有加，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而揚名，值得後世學習，卻遭到了孟子的反對，認為，管仲只能幫助齊桓公稱霸於諸侯，而沒有輔助齊桓公統一天下，成就王道。

但是，孟子並不否認管仲是個人才，《孟子·告子下》雲：“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這段話裡，管仲是孟子所列的天降大任的傑出人物。

孟子對管仲有貶有褒，孟子對管仲的貶，只不過管仲的所作所為，沒有達到孟子提出的用王道統一天下的期望而己。

管仲在春秋這段歷史上，可謂是大放光彩的人物，成功地在戰亂四起的年代裡樹立了短暫的和平時光。

但是，儒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對於管仲的看法卻有不同。

相對來說，孔子的評價比較客觀，有褒有貶，但孟子對管仲的評價就以負面居多了。

究其原因，除了當時的形勢之外，孔孟二人對於儒家思想該如何應用於實踐中的方法有了根本性的分歧，這就導致了對管仲做法的褒貶不一。

管仲用何種辦法，結束了長期的戰亂時代

孔子的時代屬於春秋晚期，距離管仲成名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二百餘年，春秋霸主都換了好幾位。但從結果來看，之後的霸主其實都是走的管仲提供的方法。

這個方法為什麼效率如此之高，那就得先來說一說春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戰亂。

社會是不斷髮展的，周朝取代商朝之後，分封諸侯。不是單純地為了拱衛王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盤太大不好管控，讓這些諸侯去建立邦國。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當時的國界線很多地方並不明確。

比如封給箕子的就是現在的北韓半島，當時也不是中國的領土。這些諸侯國到了地方之後，需要自己去拓展土地，逐漸蠶食之前沒有納入周王朝版圖的地方，壯大實力。

就像一張紙上落了很多墨點，一開始大家都比較小，誰都不挨著誰，自然沒什麼問題。但隨著墨漬逐漸渲染，必然就有交界的地方。這些墨點的數量本來就多，邊疆地區還不嚴重，但中原地區的可佔取面積被逐漸擠壓，於是就會發生衝突。

這樣一來，諸侯國之間因為自身的發展需要資源的支撐，不可避免地開始了結盟、攻伐，周王朝又無力管制，局面就此失控了。

管仲看到了這種現象之後，明確地認識到，以現在各諸侯國的實力來說，並不存在一個可以滅掉其他諸侯的國家，那麼還不如各自發展，減少戰亂，透過外交手段來換取利益。

於是，管仲給齊桓公的提供的方法是：尊王攘夷。

既然不能成為實至名歸的領頭人，那麼先做一個實際上的天下盟主倒也可以接受。

齊桓公率先表示，願意擁護周王室，得到了整個周王朝所有諸侯國名義上的服從。再配合著齊國強大的國力，自然就有了管理天下事的能力和理由。

當然，只靠口號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必須要拿出實際的好處來，讓各諸侯國能認同齊國的做法。

這就是“攘夷”的目的。

既然內部的蛋糕就這麼大，打來打去無非就是從你碗裡搶過來，放在我碗裡罷了，那大家何不一起做一個更大的蛋糕呢？

這就叫做“開源”。

於是，以齊國為首的諸侯聯軍開始了互幫互助之旅。

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幫助當時還是小國的燕國北上攻伐山戎，並且還又割了五十里地築城“燕留”，讓這個國家就此成為了中等諸侯國。

不用互相攻伐，可以安心發展，互通有無，大家實力都再逐漸上升，這樣的好事自然就被各諸侯國所接受了。

管仲就是透過這樣看似很簡單的方式，在戰亂年代裡取得了和平時期，之後的幾任霸主其實都沿用的這種辦法。

孔子：走管仲老路，止刀兵，再興霸制

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還沒有進入到戰國稱雄的時代，所以受到時代性的影響，他也是更為支援這種“霸主”路線的。

因為宣傳的需要，後世典籍一般都解釋成孔子是比較維護“周禮”的，但其實從最初的文獻和其所推崇的方法來看，他所維護的“周禮”是管仲、齊桓公等人為了霸權地位而制定的“周禮”，並不是真的要恢復周王室的獨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也是“尊王攘夷”，繼續向外拓展利益，補足內部消耗。

在《論語·憲問》中，孔子有兩次稱讚管仲：

其一：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充分肯定了管仲相齊桓公之後，對於戰亂的止息。

其二：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在此之前，北方的少數民族經常會入侵中原擄掠，雖然中原王朝有所反擊，但忙於內戰，往往都以止損位目的的被動反抗，民眾人口、經濟損失都非常大。

所以孔子說“披髮左衽”等慘狀也不算誇大其詞。

但管仲的策略應用之後，中原諸侯不再忙於內戰，而是發展生產，甚至對北方進行反擊，於國於民都是大好事。

所以孔子對於這種已經被印證過很多次的方法非常推崇，認為其所處的時代也應該出現這樣一位霸主，來評定已久的紛爭。

當然，孔子也對管仲有過批評，比如《論語·八佾》中：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可見，雖然孔子認同管仲的想法非常有效，但對於這個人的能力和品行還是有所批評的。

這一點倒是和孟子有點一致，認為管仲的成功主要還是依靠齊國強大的實力，自身的能力並不是非常出色。而其享受“國君”待遇這樣的行為也是講求“規矩”的儒家人士所不能接受的。

但總體來說，孔子的評價非常可觀，既不抹殺，也不捧殺，所褒所貶都有事實依據，這也是其作品一貫的特性。

孟子：挖周朝牆角，思統一，另立王制

孟子對於管仲的看法在《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中有明確記載。

他認為，管仲的水平很一般，以齊國的國力統一天下都不是難事，管仲只是做到了“稱霸”，實在不值得稱頌。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說法，和兩者時代差距太遠有關，並且孟子很多時候都喜歡用誇張一點的說法來襯托自己的主張。

他說管仲的水平一般，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是想要透過這件事來說明現在的齊國有一統天下的實力，側重點在後面，之前的話不能太較真。

孟子所在的時代已經進入到了戰國階段，第一梯隊的諸侯國已經誕生，就是所謂的“戰國七雄”，其他還有很多個小諸侯國，中山、蜀、衛等等，但基本上上對天下格局影響不大。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諸侯國經過春秋階段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可以統一天下的國力，那自然就不會滿足只當一個有實無名的“天下霸主”了。

他們要做的是真正的“天下共主”。

但問題是，無論是春秋還是戰國，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一直都是“周王室”，各諸侯國該如何辦呢？

這就是孟子給儒家思想入世實踐找到的方法，即“天下共主”的地位是如何交替的。

在《孟子·萬章》中，孟子論述：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漚歌者，不漚歌堯之子而漚歌舜。

就是在講，舜取代堯成為天下共主，其實是民心所向，和“子嗣”傳承、王位指定等等因素都沒有關係。

孟子鑑於此種邏輯，提出了的重要觀點就是：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這就說明，“天下”的所有權只有“天下人”可以決定，不是當代天子可以指定的。

這種說法就瓦解了“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傳承的合法性，也為新一代“天下共主”的誕生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即，只需要民心所向，就能另立王制，做下一個實至名歸的“天下共主”。

所以在孟子將孔子的“仁”發展成為了“仁政”，將道德品質發展成了治國手段，其作品中充斥著大量的“為民謀利”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為貴”。

這樣一來，就能知道，為什麼孟子會對管仲頗有微詞了。

他實際上是想要透過這樣的言論來推翻之前追求“霸制”的策略，為選出新的“天下共主”做理論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