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詩歌產生於文字發明之前，它是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漸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響的宋玉等人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傑出的代表作。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闢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漢樂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戰爭災難的《十五從軍徵》，有表現女性不慕富貴的《陌上桑》、《羽林郎》，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講述了一個悽婉的愛情故事。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愛至深，因為焦母與劉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釀成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漢樂府民歌最重要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的最高峰。漢樂府民歌多采用口語化的樸素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動，感情真摯。漢樂府民歌中雖然多數為現實主義的描繪，但許多地方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孔雀東南飛》的最後一段文字，即表現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到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日趨成熟。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誌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詩的內容多敘離別、相思以及對人生短促的感觸。長於抒情，善用比、興手法是《古詩十九首》最大的藝術特色。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暘、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採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192——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緻、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時代之後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時代的代表詩人，他的《詠懷詩》進一步為抒情的五言詩打下基礎，他常用曲折的詩句表達憂國、懼禍、避世之意。與阮籍同期的還有嵇康(224——263)，他的詩憤世嫉俗，鋒芒直指黑暗的現實。他們倆人的詩風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與陶淵明差不多同時的謝靈運(385——433)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詩特點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貫注其中，但有些詩字句過於雕琢，描寫冗長，用典、排偶不夠自然。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一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一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湧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一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儲存下來的有480多首，一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樸、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豔曲”，那麼，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南北朝時最傑出的詩人是鮑照(410左右——466)。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擬行路難》18首是他傑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表現了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南齊永明年間，“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都注意音調和諧。這樣，“永明體”的新詩體逐漸形成。這種新詩體是格律詩產生的開端。這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是謝眺(464左右——499)。謝眺以山水詩著名，詩風清新流麗。他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有一定影響。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留下了近五萬首詩，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五、六十個。初唐四傑是唐詩開創時期的主要詩人。這四傑分別是王勃(649——676)、楊炯(650——693)、盧照鄰(637——689)、駱賓王(646——684)。他們的詩雖然因襲了齊、梁風氣，但詩歌題材在他們手中得以擴大，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也由他們開始初步定型。“四傑”之後，陳子昂(661——702)明確提出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感遇詩》38首，即是他具有鮮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時期是詩歌繁榮的頂峰。這個時期除出現了李白、杜甫兩個偉大詩人外，還有很多成就顯著的詩人。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孟浩然和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另一類是邊塞詩人，他們中的高適和岑參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齡、李頎、王之煥也是邊塞詩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部分用樂府舊題抒寫戰士思念家鄉、立功求勝的心情，他的《從軍行》、《出塞》歷來被推為邊塞詩的名作。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成就卻很突出，《古意》一首、《古從軍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煥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一首《涼州詞》寫盡了遠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鶴雀樓》詩意高遠，富於啟示性。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盪、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鍊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鬱。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闢了奇崛幽峭、濃麗悽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並稱為“小李杜”。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後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採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係疏遠。古詩（古體詩）有固定的詩行，也會有固定的體式。相對於近體詩，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篇幅可長可短，押韻比較自由靈活，不必拘守對仗、聲律，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漢魏以後的古詩一般以五七言為基調，押韻、轉韻有一定法式。所有古體詩都是按照詩句的字數分類。四字一句的稱四言古詩，簡稱四古；五字一句的稱五言古詩，簡稱五古；七字一句的稱七言古詩，簡稱七古。四言詩，遠在《詩經》時代就已被人們採用了。但至唐代卻逐漸衰微，寫它的人很少了。五言古詩，是古體詩的正統，寫的人很多。七言古詩，不是古體詩的主流，這是它起源較晚的緣故。所以，七言古風頗受七言近體詩的影響。
中國的詩歌產生於文字發明之前，它是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漸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響的宋玉等人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傑出的代表作。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闢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漢樂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戰爭災難的《十五從軍徵》，有表現女性不慕富貴的《陌上桑》、《羽林郎》，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講述了一個悽婉的愛情故事。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愛至深，因為焦母與劉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釀成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漢樂府民歌最重要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的最高峰。漢樂府民歌多采用口語化的樸素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動，感情真摯。漢樂府民歌中雖然多數為現實主義的描繪，但許多地方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孔雀東南飛》的最後一段文字，即表現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到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日趨成熟。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誌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詩的內容多敘離別、相思以及對人生短促的感觸。長於抒情，善用比、興手法是《古詩十九首》最大的藝術特色。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暘、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採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192——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緻、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時代之後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時代的代表詩人，他的《詠懷詩》進一步為抒情的五言詩打下基礎，他常用曲折的詩句表達憂國、懼禍、避世之意。與阮籍同期的還有嵇康(224——263)，他的詩憤世嫉俗，鋒芒直指黑暗的現實。他們倆人的詩風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與陶淵明差不多同時的謝靈運(385——433)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詩特點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貫注其中，但有些詩字句過於雕琢，描寫冗長，用典、排偶不夠自然。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一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一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湧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一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儲存下來的有480多首，一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樸、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豔曲”，那麼，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南北朝時最傑出的詩人是鮑照(410左右——466)。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擬行路難》18首是他傑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表現了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南齊永明年間，“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都注意音調和諧。這樣，“永明體”的新詩體逐漸形成。這種新詩體是格律詩產生的開端。這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是謝眺(464左右——499)。謝眺以山水詩著名，詩風清新流麗。他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有一定影響。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留下了近五萬首詩，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五、六十個。初唐四傑是唐詩開創時期的主要詩人。這四傑分別是王勃(649——676)、楊炯(650——693)、盧照鄰(637——689)、駱賓王(646——684)。他們的詩雖然因襲了齊、梁風氣，但詩歌題材在他們手中得以擴大，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也由他們開始初步定型。“四傑”之後，陳子昂(661——702)明確提出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感遇詩》38首，即是他具有鮮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時期是詩歌繁榮的頂峰。這個時期除出現了李白、杜甫兩個偉大詩人外，還有很多成就顯著的詩人。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孟浩然和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另一類是邊塞詩人，他們中的高適和岑參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齡、李頎、王之煥也是邊塞詩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部分用樂府舊題抒寫戰士思念家鄉、立功求勝的心情，他的《從軍行》、《出塞》歷來被推為邊塞詩的名作。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成就卻很突出，《古意》一首、《古從軍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煥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一首《涼州詞》寫盡了遠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鶴雀樓》詩意高遠，富於啟示性。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盪、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鍊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鬱。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闢了奇崛幽峭、濃麗悽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並稱為“小李杜”。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後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採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係疏遠。古詩（古體詩）有固定的詩行，也會有固定的體式。相對於近體詩，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篇幅可長可短，押韻比較自由靈活，不必拘守對仗、聲律，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漢魏以後的古詩一般以五七言為基調，押韻、轉韻有一定法式。所有古體詩都是按照詩句的字數分類。四字一句的稱四言古詩，簡稱四古；五字一句的稱五言古詩，簡稱五古；七字一句的稱七言古詩，簡稱七古。四言詩，遠在《詩經》時代就已被人們採用了。但至唐代卻逐漸衰微，寫它的人很少了。五言古詩，是古體詩的正統，寫的人很多。七言古詩，不是古體詩的主流，這是它起源較晚的緣故。所以，七言古風頗受七言近體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