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聯組會時強調，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此前，在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的表述，意味著中國將對發展戰略進行重大的調整和轉變。
如何理解“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筆者認為有三層意思：一是面對逆全球化雜音，中國要繼續堅持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二是未來的發展程序不能僅僅依靠、依賴和利用國際市場，需要更加註重利用自己的內需優勢，以此構建獨立的國內經濟迴圈體系；三是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把自己封閉起來發展是要不得的，要想辦法參與和帶動國際經濟迴圈，把國內國際迴圈統籌起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形成不同於過去的新的發展格局。
構建“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積極應對當前外部環境嚴峻變化和推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在“逆全球化”傾向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著鬆動、分離的嚴峻形勢，未來也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脫鉤的風險。在短期內，我們要透過更快的復工達產、更多的國際合作、更大力度的開放等措施，去竭力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從中長期看，則應透過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糾偏國內國際經濟迴圈失衡的現狀，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是大國經濟優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教授的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揭示的“國內市場效應”原理表明，在一個存在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世界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的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將成為淨出口國。這就意味著，國內大市場迴圈可以支撐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國內經濟迴圈與國際經濟迴圈可以在功能上實現互補，而國內市場需求較小的小國經濟則不具備這種優勢。世界各主要工業化大國均具有一個共性特徵，即透過國內市場的培育和開發，進而以此為基礎實現向國際市場擴張，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內後外、內外並舉”的發展路徑。
然而，中國作為典型的大國經濟，國內經濟迴圈與國際經濟迴圈在過去的發展格局下卻呈現長期分離趨勢，突出表現為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究其原因，關鍵在於過去在出口導向戰略下注重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長期忽視對國內市場需求的培育和開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國經濟優勢的發揮。誠然，出口導向戰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該戰略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是依賴於一些內外部條件的，當這些條件發生變化時（如要素成本上升等），出口導向戰略的負面影響也就凸顯出來，尤其是對國內國際雙迴圈所產生的割裂效應。因此，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要任務就是轉變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以國內市場效應作為國內經濟迴圈和國際經濟迴圈的連線“橋樑”。
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具體路徑
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關鍵著力點，在於提升產業基礎高階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其具體路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動態比較優勢為指導，推進本土企業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中國經濟過去以廉價的生產要素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是與靜態比較優勢理論相一致的。然而，靜態比較優勢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些特定產品上擁有技術優勢，因而不適用於指導中國在趕超戰略下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目標。相反，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大國經濟國內市場對內生創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國經濟具有規模性、內源性、多元性等特徵，這意味著本土企業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國內市場獲得專業化分工、規模經濟以及範圍經濟等創新前提，如果某種特定產品的創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產品市場形成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尤其是對於一些作為產業基礎的關鍵部門（如半導體的加工裝置、電子產業的高檔晶片等），是中國產業鏈體系中明顯的短板，同時也是靜態比較優勢理論下缺乏競爭力的部門，但這些部門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須以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進行“揚長補短”。
二是以國內價值鏈為依託，培育本土的“鏈主”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在國內價值鏈中，地理臨近效應（既包括地理空間鄰近，也包括文化習俗鄰近）使得本土企業與消費者需求的聯絡更為緊密，進而更容易獲取領先使用者、細分市場等需求資訊。這樣一來，一部分企業就可以透過掌握領先使用者獲得先行者優勢，且最有可能成為該行業規則的制定者，有利於實現從供應商角色到發包商角色的轉換，以及從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者”到國內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轉型，同時也有一部分企業可以透過抓住細分市場的商業機會迅速填補市場縫隙，並在這些細分市場上精益求精，最終成為行業中的“隱形冠軍”企業。
三是以現代化產業叢集為載體，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在近期的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鏈的縱向分工或將趨於縮短，進而導致跨國技術溢位減緩、貿易一體化規模收縮，但在橫向分工上或將趨於區域化集聚，這反映了原先分佈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生產工序和環節，將回縮到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內或若干鄰近國家組成的區域內，形成產業叢集式發展。在這種內向化的演變趨勢下，產業叢集與國內市場需求的產業聯絡有望得到改善。實際上，產業叢集是市場經濟在一定時空範圍內自然演化的結果，但政府可以在產業叢集初步成型之後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發揮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圍繞重點產業鏈佈局若干產業叢集與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對接，使之成為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的最重要的空間載體。
四是以“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為契機，促進存量最佳化和增量創新相結合的產業結構調整。“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的本質在於網際網路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部門的巢狀、融合，重塑整個產業鏈上下游生態。一方面，用數字經濟改造傳統產業，延長產業生命週期，最佳化經濟存量；另一方面，基於數字經濟發展物聯網、雲計算、社會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創新經濟增量，從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譬如，自2015年以來，中國先後共有近100個城市設立了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試驗區利用“網際網路+”搭建了線上“單一視窗”和線下“綜合園區”平臺，不僅使政府部門間可以實現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而且也有利於匯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設施和服務，進而為跨境電子商務打造完整產業鏈和生態圈。跨境電子商務為推動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術基礎，極大地拓寬了本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
五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紐帶，塑造以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為關鍵技術譜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全球產業鏈出現一定程度鬆動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新的任務和重要合作機遇，不僅要繼續深化國際產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礎上將其與國內價值鏈相互銜接，在沿線國家積極引入國內價值鏈上本土龍頭企業的品牌和標準，塑造以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為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橫向分工的區域化集聚趨勢中，中國應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態度，基於“一帶一路”建設加快佈局這種“以我為主”的區域產業鏈體系。譬如，在當前疫情仍然嚴峻的形勢下，可以把抗擊疫情與新基建相結合，為沿線國家提供抗疫經驗、必要的醫療服務和物資，在網路資訊科技和醫療健康等基礎設施領域提供援助和加強合作，這是應對中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鬆動的具體辦法之一。
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國內市場的高質量供給。具體來說，可以以產業創新為主要抓手，積極探索和試點科研成果按照市場規律實現高效率產業化的制度安排。同時，發揮中國所有制經濟協同優勢，使較多分佈於產業鏈上游的國有企業和較多分佈於產業鏈下游的民營企業，在動態競爭中形成高度互補、互相合作、互相支援的關係。
第二，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國內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進而擴大內需規模和最佳化內需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質量發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重點和難點，需要從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兩個方面共同發力。尤其是在當前疫情所產生的巨大沖擊下，可以採取多種優惠組合政策，分步驟分階段地補貼廣大工薪階層，提振國內消費能力。
第三，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實施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上升，但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發展國內價值鏈的根本驅動力，但不能將其與“閉關鎖國”畫等號，相反，要以更加開放的理念來促進國內經濟迴圈。建議加快塑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打造開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來吸引全球跨國企業、虹吸全球高階人才、技術和資本為中國發展創新經濟服務。
最後，要進一步健全完善中國製度創新中的容錯糾錯機制。中國仍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協調和創新，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鼓足幹勁、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門類齊全、體系完整、規模龐大的產業體系，也都意味著中國對於新的制度或政策擁有更大的進退餘地。可以說，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的題中之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聯組會時強調，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此前，在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的表述，意味著中國將對發展戰略進行重大的調整和轉變。
如何理解“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筆者認為有三層意思：一是面對逆全球化雜音，中國要繼續堅持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二是未來的發展程序不能僅僅依靠、依賴和利用國際市場，需要更加註重利用自己的內需優勢，以此構建獨立的國內經濟迴圈體系；三是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把自己封閉起來發展是要不得的，要想辦法參與和帶動國際經濟迴圈，把國內國際迴圈統籌起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形成不同於過去的新的發展格局。
構建“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積極應對當前外部環境嚴峻變化和推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在“逆全球化”傾向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著鬆動、分離的嚴峻形勢，未來也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脫鉤的風險。在短期內，我們要透過更快的復工達產、更多的國際合作、更大力度的開放等措施，去竭力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從中長期看，則應透過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糾偏國內國際經濟迴圈失衡的現狀，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是大國經濟優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教授的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揭示的“國內市場效應”原理表明，在一個存在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世界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的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將成為淨出口國。這就意味著，國內大市場迴圈可以支撐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國內經濟迴圈與國際經濟迴圈可以在功能上實現互補，而國內市場需求較小的小國經濟則不具備這種優勢。世界各主要工業化大國均具有一個共性特徵，即透過國內市場的培育和開發，進而以此為基礎實現向國際市場擴張，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內後外、內外並舉”的發展路徑。
然而，中國作為典型的大國經濟，國內經濟迴圈與國際經濟迴圈在過去的發展格局下卻呈現長期分離趨勢，突出表現為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究其原因，關鍵在於過去在出口導向戰略下注重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長期忽視對國內市場需求的培育和開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國經濟優勢的發揮。誠然，出口導向戰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該戰略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是依賴於一些內外部條件的，當這些條件發生變化時（如要素成本上升等），出口導向戰略的負面影響也就凸顯出來，尤其是對國內國際雙迴圈所產生的割裂效應。因此，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要任務就是轉變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以國內市場效應作為國內經濟迴圈和國際經濟迴圈的連線“橋樑”。
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具體路徑
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關鍵著力點，在於提升產業基礎高階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其具體路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動態比較優勢為指導，推進本土企業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中國經濟過去以廉價的生產要素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是與靜態比較優勢理論相一致的。然而，靜態比較優勢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些特定產品上擁有技術優勢，因而不適用於指導中國在趕超戰略下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目標。相反，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大國經濟國內市場對內生創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國經濟具有規模性、內源性、多元性等特徵，這意味著本土企業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國內市場獲得專業化分工、規模經濟以及範圍經濟等創新前提，如果某種特定產品的創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產品市場形成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尤其是對於一些作為產業基礎的關鍵部門（如半導體的加工裝置、電子產業的高檔晶片等），是中國產業鏈體系中明顯的短板，同時也是靜態比較優勢理論下缺乏競爭力的部門，但這些部門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須以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進行“揚長補短”。
二是以國內價值鏈為依託，培育本土的“鏈主”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在國內價值鏈中，地理臨近效應（既包括地理空間鄰近，也包括文化習俗鄰近）使得本土企業與消費者需求的聯絡更為緊密，進而更容易獲取領先使用者、細分市場等需求資訊。這樣一來，一部分企業就可以透過掌握領先使用者獲得先行者優勢，且最有可能成為該行業規則的制定者，有利於實現從供應商角色到發包商角色的轉換，以及從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者”到國內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轉型，同時也有一部分企業可以透過抓住細分市場的商業機會迅速填補市場縫隙，並在這些細分市場上精益求精，最終成為行業中的“隱形冠軍”企業。
三是以現代化產業叢集為載體，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在近期的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鏈的縱向分工或將趨於縮短，進而導致跨國技術溢位減緩、貿易一體化規模收縮，但在橫向分工上或將趨於區域化集聚，這反映了原先分佈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生產工序和環節，將回縮到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內或若干鄰近國家組成的區域內，形成產業叢集式發展。在這種內向化的演變趨勢下，產業叢集與國內市場需求的產業聯絡有望得到改善。實際上，產業叢集是市場經濟在一定時空範圍內自然演化的結果，但政府可以在產業叢集初步成型之後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發揮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圍繞重點產業鏈佈局若干產業叢集與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對接，使之成為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的最重要的空間載體。
四是以“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為契機，促進存量最佳化和增量創新相結合的產業結構調整。“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的本質在於網際網路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部門的巢狀、融合，重塑整個產業鏈上下游生態。一方面，用數字經濟改造傳統產業，延長產業生命週期，最佳化經濟存量；另一方面，基於數字經濟發展物聯網、雲計算、社會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創新經濟增量，從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譬如，自2015年以來，中國先後共有近100個城市設立了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試驗區利用“網際網路+”搭建了線上“單一視窗”和線下“綜合園區”平臺，不僅使政府部門間可以實現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而且也有利於匯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設施和服務，進而為跨境電子商務打造完整產業鏈和生態圈。跨境電子商務為推動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術基礎，極大地拓寬了本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
五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紐帶，塑造以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為關鍵技術譜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全球產業鏈出現一定程度鬆動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新的任務和重要合作機遇，不僅要繼續深化國際產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礎上將其與國內價值鏈相互銜接，在沿線國家積極引入國內價值鏈上本土龍頭企業的品牌和標準，塑造以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為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橫向分工的區域化集聚趨勢中，中國應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態度，基於“一帶一路”建設加快佈局這種“以我為主”的區域產業鏈體系。譬如，在當前疫情仍然嚴峻的形勢下，可以把抗擊疫情與新基建相結合，為沿線國家提供抗疫經驗、必要的醫療服務和物資，在網路資訊科技和醫療健康等基礎設施領域提供援助和加強合作，這是應對中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鬆動的具體辦法之一。
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國內市場的高質量供給。具體來說，可以以產業創新為主要抓手，積極探索和試點科研成果按照市場規律實現高效率產業化的制度安排。同時，發揮中國所有制經濟協同優勢，使較多分佈於產業鏈上游的國有企業和較多分佈於產業鏈下游的民營企業，在動態競爭中形成高度互補、互相合作、互相支援的關係。
第二，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國內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進而擴大內需規模和最佳化內需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質量發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重點和難點，需要從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兩個方面共同發力。尤其是在當前疫情所產生的巨大沖擊下，可以採取多種優惠組合政策，分步驟分階段地補貼廣大工薪階層，提振國內消費能力。
第三，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實施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上升，但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發展國內價值鏈的根本驅動力，但不能將其與“閉關鎖國”畫等號，相反，要以更加開放的理念來促進國內經濟迴圈。建議加快塑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打造開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來吸引全球跨國企業、虹吸全球高階人才、技術和資本為中國發展創新經濟服務。
最後，要進一步健全完善中國製度創新中的容錯糾錯機制。中國仍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協調和創新，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鼓足幹勁、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門類齊全、體系完整、規模龐大的產業體系，也都意味著中國對於新的制度或政策擁有更大的進退餘地。可以說，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