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劉蘭芝的悲劇性格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全詩長達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僅是漢樂府民歌中，也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寫一個封建社會中常見的愛情悲劇。劉蘭芝是《孔雀東南飛》中一個充滿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個反抗婦女形象，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形象豐滿的覺醒女性形象，這個形象突破了個人與家庭的狹小圈子而具有了廣泛的重大的社會典型意義。因此，很多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劉蘭芝的形象，也從不同的方面，如歷史價值、現實價值和藝術價值等等方面探討了劉蘭芝的價值所在 。在悲劇性的探討上，更多的人側重於從社會的角度去探討，側重於從以焦母、劉兄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對其的摧殘和迫害去探討，肯定這是一出社會的悲劇，並歸納其中的悲劇意義。甚至有人用心理學、從戀母情結等西方批評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劇的產生。這些觀點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這種觀點和看法也存在著不盡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過分強調當時封建禮教對劉蘭芝的影響，就是完全脫離社會去探討人物。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劉蘭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動這一出悲劇的情節上的意義，恰恰相反，這正是決定劉蘭芝的鬥爭和命運之所在。因此，對劉蘭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這一出悲劇上的作用進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這個人物和社會，這也是一種思路。而且必須要抓住這一點，這才避免偏頗。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脫離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劉蘭芝是一個集善良與反抗精神於一體，反抗佔主要的女性形象。這種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會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禮教。這一點在課文中有直接的體現。 首先，詩前序文有：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從這一小序中不難發覺，這是一曲基於事實而形於吟詠的悲歌。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小序最大的意義不是在與說出男主人公焦仲卿與其妻劉蘭芝的愛情故事，而是給我們點明瞭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主人公劉蘭芝之死，處於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就從這一點來判斷，劉蘭芝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她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她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她屈從了，那麼雖然她的肉體還活著，但她的靈魂、她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她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後世人民對她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後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所以，劉之死，已衝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範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劉蘭芝的抗爭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衝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發展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她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其中起決定作用是她的充滿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從文章的主體部分來看，劉蘭芝也是一個集善良與反抗精神於一體，反抗佔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劇的事實是焦仲卿的母親卻不喜歡兒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間婆媳矛盾頗為激烈。劉蘭芝向丈夫訴苦，說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勸說母親，卻反被母親罵了一通，並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違於母親與妻子之間，不免進退維谷，於是他勸劉蘭芝回孃家住一段時間，等他辦完公事後再來接她。劉蘭芝含淚而別，回到孃家。過了一段日子，縣令和太守相繼遣媒為子求婚，劉蘭芝的哥哥逼迫她答應，劉蘭芝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暗暗下了死的決心。婚期前一天，劉蘭芝與聞訊趕來的焦仲卿抱頭痛哭，約定“黃泉下相見”。在太守家迎親之夕，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自殺，兩家將他倆合葬在一起。 實際上，這個悲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婦女只能聽憑別人決定自己命運的不幸處境。在這樣的社會里，發生這樣的悲劇，正是由於劉蘭芝的叛逆性格。劉蘭芝在當時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造反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並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蘭芝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她身上流露出來的叛逆性格。試想，如果她向封建禮教屈服的話，那裡還會有人記起這一出悲劇，記起這一悲劇中的人物劉蘭芝呢！ 再次，劉蘭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場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中逐漸表現出來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衝突，刻畫了焦母的專橫和仲卿的軟弱。蘭芝辭婆一段，是第二次衝突，這一次衝突比第一次衝突來得要強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無情和蘭芝的鬥爭。蘭芝拒婚，是第三次衝突，這是衝突的進一步的發展，它在蘭芝與其兄之間展開，突出了蘭芝富貴不能淫的堅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別母一段，寫出了阿母的頑固與仲卿的守約。這四次衝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雙雙殉情，這衝突終於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衝突當中，主角劉蘭芝，她的堅決抗爭，她的反抗精神，影響與決定了仲卿的態度與鬥爭。 在這些鬥爭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語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全詩“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①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特別是劉蘭芝的語言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後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作過這樣細緻的分析：“蘭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於母，子之於母，情固不同。女從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與妻，孰與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無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負，女以死償，安得不以死？彼此時，母即悔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死終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異者，兒今冥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為獨死？不過謂此怨懟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東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將改適，不言女亦欲死，蓋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則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試想，蘭芝如果直說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 “雞鳴外慾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願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妝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係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係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蘭芝死時，義無反顧，“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劃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嘆，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劉蘭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著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別是主人公劉蘭芝的反抗性格。 為什麼要塑造劉蘭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劉蘭芝回孃家後，遭到家長制的威壓。但劉蘭芝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正如前文對劉蘭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剛好印證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劉蘭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畫深刻，就愈讓人感到悲劇的力量。文中的劉蘭芝勤勞能幹，孝順婆婆，體貼丈夫，懷著對未來生活朦朧的期待默默忍受著婆婆的折磨。但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這種精神讓她有清醒的認識，一旦意識到婆婆要驅逐自己的意圖，不等對方開口，就自動提出“譴歸”，並且“嚴裝”上路，非常鎮定地面對自己的命運。當阿兄逼嫁的嚴重時刻，她既不告辭也不爭辯，而是表面順從，內心卻抱著以死徇情的主意，從容地“舉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勢力做了最後的抗爭，這樣，她的悲劇性便一步步的顯示出來，她的個性以在專制勢力的碰撞下迸發出火花。透過這個悲劇，使得《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呈現於：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殉情而死的愛情悲劇，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夫婦忠於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託了人民群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嚮往。 （三） 綜上所述，這是一出性格悲劇，是劉蘭芝反抗性格與強大的封建勢力、封建禮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下的一出悲劇，從中體現出劉蘭芝既是中國典型的婦女形象，有勤勞、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滿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這兩者的完美統一構成了劉蘭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劇的魅力，在於它毀滅的美；悲劇的不幸，在於它往往不僅僅是悲劇，而是永遠的生活。在中國文學史上，作者第一次從這種悲劇中發現了深刻的人生教訓和社會意義，並用漢末時已臻於成熟的五言詩體作了完美的體現。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此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直到現在為止，它還被不斷改編為各種劇本，為廣大人民所喜愛。總之， 劉蘭芝對愛情是忠貞的，對封建倫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徹底的。正是劉蘭芝性格中這種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決定了她的鬥爭和命運，也是她的形象能夠千古流傳的主要原因。
淺論劉蘭芝的悲劇性格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全詩長達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僅是漢樂府民歌中，也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寫一個封建社會中常見的愛情悲劇。劉蘭芝是《孔雀東南飛》中一個充滿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個反抗婦女形象，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形象豐滿的覺醒女性形象，這個形象突破了個人與家庭的狹小圈子而具有了廣泛的重大的社會典型意義。因此，很多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劉蘭芝的形象，也從不同的方面，如歷史價值、現實價值和藝術價值等等方面探討了劉蘭芝的價值所在 。在悲劇性的探討上，更多的人側重於從社會的角度去探討，側重於從以焦母、劉兄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對其的摧殘和迫害去探討，肯定這是一出社會的悲劇，並歸納其中的悲劇意義。甚至有人用心理學、從戀母情結等西方批評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劇的產生。這些觀點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這種觀點和看法也存在著不盡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過分強調當時封建禮教對劉蘭芝的影響，就是完全脫離社會去探討人物。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劉蘭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動這一出悲劇的情節上的意義，恰恰相反，這正是決定劉蘭芝的鬥爭和命運之所在。因此，對劉蘭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這一出悲劇上的作用進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這個人物和社會，這也是一種思路。而且必須要抓住這一點，這才避免偏頗。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脫離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劉蘭芝是一個集善良與反抗精神於一體，反抗佔主要的女性形象。這種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會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禮教。這一點在課文中有直接的體現。 首先，詩前序文有：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從這一小序中不難發覺，這是一曲基於事實而形於吟詠的悲歌。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小序最大的意義不是在與說出男主人公焦仲卿與其妻劉蘭芝的愛情故事，而是給我們點明瞭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主人公劉蘭芝之死，處於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就從這一點來判斷，劉蘭芝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她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她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她屈從了，那麼雖然她的肉體還活著，但她的靈魂、她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她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後世人民對她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後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所以，劉之死，已衝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範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劉蘭芝的抗爭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衝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發展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她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其中起決定作用是她的充滿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從文章的主體部分來看，劉蘭芝也是一個集善良與反抗精神於一體，反抗佔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劇的事實是焦仲卿的母親卻不喜歡兒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間婆媳矛盾頗為激烈。劉蘭芝向丈夫訴苦，說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勸說母親，卻反被母親罵了一通，並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違於母親與妻子之間，不免進退維谷，於是他勸劉蘭芝回孃家住一段時間，等他辦完公事後再來接她。劉蘭芝含淚而別，回到孃家。過了一段日子，縣令和太守相繼遣媒為子求婚，劉蘭芝的哥哥逼迫她答應，劉蘭芝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暗暗下了死的決心。婚期前一天，劉蘭芝與聞訊趕來的焦仲卿抱頭痛哭，約定“黃泉下相見”。在太守家迎親之夕，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自殺，兩家將他倆合葬在一起。 實際上，這個悲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婦女只能聽憑別人決定自己命運的不幸處境。在這樣的社會里，發生這樣的悲劇，正是由於劉蘭芝的叛逆性格。劉蘭芝在當時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造反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並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蘭芝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她身上流露出來的叛逆性格。試想，如果她向封建禮教屈服的話，那裡還會有人記起這一出悲劇，記起這一悲劇中的人物劉蘭芝呢！ 再次，劉蘭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場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中逐漸表現出來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衝突，刻畫了焦母的專橫和仲卿的軟弱。蘭芝辭婆一段，是第二次衝突，這一次衝突比第一次衝突來得要強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無情和蘭芝的鬥爭。蘭芝拒婚，是第三次衝突，這是衝突的進一步的發展，它在蘭芝與其兄之間展開，突出了蘭芝富貴不能淫的堅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別母一段，寫出了阿母的頑固與仲卿的守約。這四次衝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雙雙殉情，這衝突終於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衝突當中，主角劉蘭芝，她的堅決抗爭，她的反抗精神，影響與決定了仲卿的態度與鬥爭。 在這些鬥爭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語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全詩“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①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特別是劉蘭芝的語言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後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作過這樣細緻的分析：“蘭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於母，子之於母，情固不同。女從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與妻，孰與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無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負，女以死償，安得不以死？彼此時，母即悔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死終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異者，兒今冥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為獨死？不過謂此怨懟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東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將改適，不言女亦欲死，蓋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則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試想，蘭芝如果直說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 “雞鳴外慾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願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妝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係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係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蘭芝死時，義無反顧，“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劃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嘆，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劉蘭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著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別是主人公劉蘭芝的反抗性格。 為什麼要塑造劉蘭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劉蘭芝回孃家後，遭到家長制的威壓。但劉蘭芝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正如前文對劉蘭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剛好印證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劉蘭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畫深刻，就愈讓人感到悲劇的力量。文中的劉蘭芝勤勞能幹，孝順婆婆，體貼丈夫，懷著對未來生活朦朧的期待默默忍受著婆婆的折磨。但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這種精神讓她有清醒的認識，一旦意識到婆婆要驅逐自己的意圖，不等對方開口，就自動提出“譴歸”，並且“嚴裝”上路，非常鎮定地面對自己的命運。當阿兄逼嫁的嚴重時刻，她既不告辭也不爭辯，而是表面順從，內心卻抱著以死徇情的主意，從容地“舉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勢力做了最後的抗爭，這樣，她的悲劇性便一步步的顯示出來，她的個性以在專制勢力的碰撞下迸發出火花。透過這個悲劇，使得《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呈現於：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殉情而死的愛情悲劇，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夫婦忠於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託了人民群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嚮往。 （三） 綜上所述，這是一出性格悲劇，是劉蘭芝反抗性格與強大的封建勢力、封建禮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下的一出悲劇，從中體現出劉蘭芝既是中國典型的婦女形象，有勤勞、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滿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這兩者的完美統一構成了劉蘭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劇的魅力，在於它毀滅的美；悲劇的不幸，在於它往往不僅僅是悲劇，而是永遠的生活。在中國文學史上，作者第一次從這種悲劇中發現了深刻的人生教訓和社會意義，並用漢末時已臻於成熟的五言詩體作了完美的體現。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此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直到現在為止，它還被不斷改編為各種劇本，為廣大人民所喜愛。總之， 劉蘭芝對愛情是忠貞的，對封建倫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徹底的。正是劉蘭芝性格中這種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決定了她的鬥爭和命運，也是她的形象能夠千古流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