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淩河戰前，後金已經連線蒙古科爾沁等部落，兵勢進一步壯大。在本次戰役之前的突襲北京城一役中，阻擋在後金和皇太極面前的關寧鐵騎，因為袁崇煥和滿桂的分別身死，其實已經統一歸屬於祖大壽統領。此時的關寧鐵騎，雖然受到京畿之戰的傷亡影響，但是面對後金軍時的常勝之勢依然保留。

而這時剛好是崇禎四年。如果說崇禎四年值得紀念一下，那麼先要從崇禎三年說起了。崇禎三年，李自成也揭竿而起，率領一批人馬鬧起了革命。在崇禎四年，李自成已經成長為一名“闖將”，並且和其他三十六路起義軍會師山西，整個山西可以說除了邊關重鎮和首府太原，其餘城鎮多有不保。整個北方地區一下子被帶入到農民起義的旋渦中一直掙扎到明朝滅亡。

整個大明朝的精兵，在三大營被一戰葬送之後，到了此時，便只剩下了孫承宗經營遼東留下的關寧鐵騎和他的防守關外，反擊遼東策略了。而大淩河便是下一步棋的重點。

按照孫承宗的設計，遼東關寧軍一路修築城寨，來到了大淩河。如果能夠在大淩河旁邊完成築城防守的任務，那麼隨著城鎮周邊衛所的發展，明朝可以向前突進幾百裡，逐漸壓縮後金政權生存的空間。下一個站點，或者就可以與毛文龍留下計程車兵相互成犄角之勢了。

然而事事不順心。毛文龍被袁崇煥以不聽從指揮的名義一刀切掉了事，可是他的部下並不安心，後來派駐皮島的將領更與本來留守的將領發生矛盾，於是毛文龍舊部揭竿而起，雖然最終得以平息，但是戰鬥力大打折扣，再沒有像之前一樣，動不動到後金的老巢瀋陽等地逛一圈收點利息，後來更在孔有德等人的主持下，徹底投降了後金。

在大淩河之戰時，整個遼東明軍的精銳部隊其實已經集中在了這裡。而此時的後金也完成了一次蛻變：建立政權制度，皇太極一改過去四貝勒輪流執政的方式，分別設立了六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完善政府職員編制，重用投降的明朝大臣武將，並且對於過去動不動就屠城殺人的做法進行了壓制。皇太極似乎一下子變成了個文縐縐的皇帝了，也讓很多過去抱定心思戰死了之的人，心態不再堅定。

不光是政權設立了，透過這種政權的設立，後金的軍事、政治權利也充分集中到了皇太極的手上。在武器裝備上更是有了新的突破：後金自己可以造紅衣大炮了。在聽說明軍準備重修大淩河城時，皇太極馬上聯合蒙古軍隊，再次出動。

這次攻城已經完全不是過去的打法了。曾經大淩河三建三廢，每次在建的時候，都是後金軍主動進攻，明軍防守。這次後金軍在戰略戰術上做出了重大調整：圍點打援。你要修城是不是，那好啊，我也不像過去一樣犯傻的往死裡衝鋒了。我給你留夠了地盤，你修你的，我餓不死你。

於是大淩河邊在修的城市四周被深不見底的壕溝給圍住了。關寧鐵騎被困，整個遼東明軍都被驚動了，明軍遼東經略先後組織了四次救援行動，第一次出兵2000，第二次6000，第三次依然不足一萬，第四次也只有三萬餘人，可是這些部隊並不是關寧鐵騎的主力部隊呀，來了之後還不夠皇太極塞牙縫的，一一慘敗被滅。

最終祖大壽帶領的關寧主力部隊，在把城市裡能吃的都吃了，原來三萬多人吃的也只剩下一萬人多一點為止，終於絕望了，在皇太極派人反覆勸說下，終於投降。

這次“大淩河之戰”，雖然只是讓明軍損失了一個城市，損失了幾萬軍隊，可是他們面對的，不再是過去的一個部落的叛亂了，面對的是一個統一的政權機構。有了這次政治機構的改革，以及祖大壽等一大批明朝文官、將領的投降，後金軍也變得鳥槍換炮，完成了民族思想各方面的一個融合。

提問者說法並不全對，後金呈現跨越式發展絕不是在大淩河戰役之後。其實在大淩河會戰之前，後金就開始大步走向封建化，無論是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是有飛速發展的，可以說大淩河之戰的勝利就是後金實力提升之後才取得的戰果。

後金（清）在皇太極繼位之後，糾正了努爾哈赤的錯誤的民族政策，適時調整政策，改善境內漢民的地位，令漢人分屯別居，使大量的漢族奴隸獲得了民戶的地位，成為後金（清）政權下的個體農民，生產關係的調整，無疑緩和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給未來的對明戰爭“足食足兵”提供了保證。要知道大淩河城距離後金首都瀋陽達到了四百四十里，如果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大後方，皇太極是根本不可能圍困大淩河城達到三個月之久的。

其次，後金（清）在大淩河之戰之前改變了周邊環境的不利因素，在天聰元年首次攻打北韓，強迫北韓與自己結為兄弟之國，基本切斷了明朝與北韓的聯絡，並逼迫毛文龍退守海島。再於天聰三年，會同蒙古諸部征討察哈爾部林丹汗，大敗察哈爾部，直追至興安嶺，而此戰最大的成果就是用制度和法令約束蒙古部落，確立了蒙古歸附各部對後金的臣屬地位。

《清太宗實錄》天聰三年正月辛未條：上頒敕諭於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

在軍事上，吸取了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的教訓，為了彌補八旗軍缺乏重火力的缺陷，對紅衣大炮加以仿製，終於在天聰五年（大淩河會戰爆發前夕）獲得成功，後金（清）自主製造的第一門紅衣大炮在瀋陽鑄成，在大淩河會戰之前後金（清）已經擁有了40門紅衣大炮，在圍城打援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史稱“以是久圍大淩河，克成厥功者，上創造紅衣大將軍炮故也”。

《清太宗實錄》天聰五年正月壬午條：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啟明、備禦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中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

所以，如果真要說是跨越式發展，後金（清）早在大淩河之戰之前就已經在大步向前了。但是不能否認大淩河之戰確實對後金（清）實力的增長起到了催化劑一樣的作用。

首先，加強了後金（清）的軍備實力。後金（清）透過此次會戰更加註重對火器的使用，大淩河城投降之後，皇太極命令立即收集城中火器，其中包括大小炮三千五百位及鳥槍、火藥、鉛子無數，統一由佟養性管理。

《清太宗實錄》天聰五年十一月癸酉條：以大淩河所獲大小火炮三千五百位，並鳥槍、火藥、鉛子，命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管理。

其次，此次戰役俘獲了大量遼東軍的骨幹力量，皇太極對他們採用了“恩養”措施，“大淩河之役，漢人歸降及俘獲者甚眾，悉令民間分養”，在他們適應後金（清）的社會生活之後，逐漸出任要職，為後金的政權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

就比如在崇德元年，清朝各部院承政（相當於尚書）就是全部由大淩河降將來擔當張存仁為都察院承政、祖澤洪為吏部承政、韓大勳為戶部承政、姜新為禮部承政、祖澤潤為兵部承政、李云為刑部承政、裴國珍為工部承政。

而在崇德七年，漢軍四旗擴充套件為漢軍八旗，八旗首領的任命中很多都是大淩河降將，其中祖澤潤是八個固山額真之一，而祖可法、祖澤洪、祖澤遠、張存仁、裴國珍為梅勒章京。而那些投降後的大淩河的普通士兵則構成了漢軍八旗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後金（清）開疆拓土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淩河降將歸降在歸降後金後，忠誠度很高，積極的為後金（清）政權建言獻策，打擊明朝，擴大後金（清）的實力。就如張存仁在受到重用之後，感激萬分，當即向皇太極表示要“以三死許國”，所謂“如臣不實心任事，苟且塞責，畏首畏尾，即以負君之罪誅臣，一也。如臣借公行私，顧瞻情面，遺誤國政，以欺君之罪誅臣，二也。如臣貪財受賄，私家利己，即以貪婪之罪誅臣，三也”。

在松錦會戰中，張存仁上進兵方略，提出集中兵力，圍困錦州；以屯種為長久之計；攻心為上，離間蒙古。被皇太極一一採納，事實證明他對局勢的判斷以及對明作戰方略完全正確。

所以，大淩河的降人首先優化了後金（清）政權的制度建設，他們出謀劃策，增加了後金（清）對抗明朝的信心和決心。而大淩河之戰的降兵們則擴充套件了漢軍八旗的實力。

第三、大淩河之戰造成了明清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此戰祖大壽麾下的“祖家軍”精銳幾乎喪失殆盡。對於明朝而言，“祖家軍”這一群體一直抵抗後金（清）的主要力量，是寧、錦防線的擎天之柱。

《孫承宗集·補立遼東前鋒疏》：祖大壽一兵，實為天下雄銳，其動定便關重輕。

但是，大淩河之戰，“祖家軍”精銳和宋偉、吳襄兩軍四萬精銳潰散，使明朝關外遼軍受到沉重打擊，更加支離破碎。

第四、大淩河之戰間接引發了吳橋之變，造成了孔有德的叛亂。

大淩河城被後金軍長久圍困，明廷傳檄孫元化派精兵趕赴遼東救援，而孔有德有怯戰之心，緩慢行軍至吳橋，“經月抵吳橋”，又由於給養耗盡，士兵捉取當地的鄉紳所餵養的家禽食用，孔有德鞭打偷盜士兵，於是眾軍兵變，孔有德亦隨其士兵發動叛亂，與耿仲明裡應外合攻破登州，這就是著名的“登萊之變”的開端。此次叛亂從崇禎五年正月開始持續到次年四月平定。

此役孔有德、耿仲明在叛亂失敗之下，投靠後金。叛亂雖然被平定，要命的是孔有德的受到過孫元化系統的西式火器訓練，是明朝少有的掌握火器的精銳部隊。他的船隊帶著包括六、七門紅衣大炮的各種火器投靠了後金（清）。

《天聰朝臣工奏議》：若孔耿來降，可得船百餘隻，紅夷六、七位。

而孔有德所攜帶的紅夷大炮多為澳門葡萄牙人所造的火炮，其質量更遠高於後金（清）自造的紅衣炮。不僅如此，在孔有德的軍隊裡維修火器的工匠和士兵，這無疑增強了八旗的戰力，而相應的明朝製造火器的努力則付諸東流。

《國榷·卷九十二》：前登州火器大炮與精其技者皆歸於建州矣。

綜上所述，大淩河之戰的影響不僅僅是讓後金政權建設更上一層樓，更嚴重削弱了明朝的實力，使明朝精銳在關外消耗殆盡，其間接引發的登、萊叛亂也使明朝完全失去了火器的優勢，更加無力抵抗後金入侵。

引用文獻：《清太宗實錄》、《國榷》、《天聰朝臣工奏議》、《孫承宗集》、《明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