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青銅文化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隨後在商與西周達到頂峰，並一直成為華夏文明璀璨的驕傲。而以青銅等器物為載體的古代文明也曾一度隨著這些古老而神秘的“神器”埋葬於三尺黃土之下，數百年乃至千年不見天日，默默地等待著曾經輝煌的歷史重見天日的一天。

但社會進步的車輪卻是永不停歇的滾動，卷著歷史所有的塵埃與過往，多年後，時過境遷，後世之人對於得到的古代器物不得其解，於是在此基礎上慢慢誕生了一門以研究前朝的銅器和碑石（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為物件的考古學，術稱“金石學”。

金石學是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一類考古學，金石文化則是指鐫刻在銅器、碑石、竹簡、甲骨、玉器、陶器、磚瓦、 封泥等上面的文字及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根據最早記載“金石”一詞的《墨子》中雲：“古者聖王......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孟，傳遺後世子孫。”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金石便已作為一種書寫載體，承擔起“傳遺後世子孫”的歷史使命。

古人對於金石文化的研究最早開始於石刻，著名的琅琊石刻，便是秦時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附屬品，有《史記·秦始皇本紀》為證：“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而中國古代對於金石遺文的研究，在三國魏時已發其端。在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二中雲：“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送女器，有犧尊，王肅以證‘婆娑’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下得白玉琯，乃以玉作，傳至於魏，孟康以證《律曆志》‘竹曰管’說之未盡。”可見當時學者已將出土古器用於舊籍的考訂，但還沒有人專以此學成為名家的。

金石研究家認為金石學萌芽於西漢，形成於宋代，清代時期達到鼎盛，民國後衰落不前。

歐陽永叔即為北宋名家歐陽修，他曾修《集古錄》對當時及後代文人學者影響深遠，從《集古錄》後各種金石學專著層出不窮，而趙明誠的《金石錄》則是其中的翹楚。北宋初年，由於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士大夫中私塾藏器之風日盛，其僅見於《金石錄》所載，就有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擇之，丞相呂微仲、王禹玉，內翰趙元考，學士晁無咎，公卿楊南仲、蘇翰林、宋莒公，以及洛陽趙氏、劉氏，岐山馮氏，穎昌韓氏，蜀人鄧氏，方城範氏，南京蔡氏等二十餘家。與此同時，亦出現了幾部有影響的著作，如劉敞的《先秦古器圖》、呂大臨的《考古圖》、李公麟的《古器圖》、王黻的《宣和博古圖》，以及歐陽修的《集古錄》等，使金石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以上諸書，前四者所載只限於鐘鼎彝器，而《集古錄》則金文石刻兼收幷蓄，“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集古錄自序》），凡所集錄達千卷之多，跋尾亦在四百篇以上。它的問世，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金石考古之學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趙明誠的《金石錄》正是在繼承前輩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耕耘，發揚光大，成為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提起趙明誠，很多人便會想起其妻李清照，畢竟千古第一才女的名號無論是在聲譽還是在才學上都力壓趙明誠。但趙明誠本身作為一代文人學者在宋代也是屈指可數的才子，特別是在金石文獻研究領域，其《金石錄》代表了宋遼金以來的最高水平，至今作為金石學領域的權威資料。《金石錄》共收錄三代至隋唐五代金石刻兩千卷，並流傳於後世。從專業角度來看，歐陽修集錄了三代以來的金石遺文一千卷，而趙明誠所集卷數正好是歐陽修的兩倍；從其考證之精深來談，《金石錄》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無疑，趙明誠作為一代金石學大家的地位不容置疑。

趙明誠在《金石錄序》中便明確表達了創作初衷：“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跡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著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可見，作為文人的趙明誠創作之初便已對石刻的歷史文獻價值有深刻的認識，並從認識出發，傾畢生心血成煌煌大觀。

從《金石錄》所蘊含的文獻思想看，“金石證史”和“碑石互證”是趙明誠最主要的金石文獻思想。這種思想是潛移默化中滲透在著作中，得益於多年的收藏鑑賞和科學研究以及淵博深厚的學識之上。他對收集到的金石文獻進行細緻地研究、分類和整理，把眾多金石資料編為三十卷，前十卷是目錄，後二十卷為跋尾，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編碼排列，按資料的時代先後一一羅列，全書條目清晰，一目瞭然。在研究中，他尤其注重史書與碑刻的對比，加以個人獨到見解，以廣博的學識、縝密的辨析、洞察歷史的慧眼糾正和彌補了許多史料的錯誤和不足。此外，趙明誠也注意到金石文獻中所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書法文字等方面因素，十分謹慎而不留遺漏，在實踐中形成了他的“金石證史”和“碑石互證”的文獻思想，達到了宋代無人可及的金石成就。

當然，我們並不能忽略其妻李清照對於《金石錄》的重要貢獻。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八歲的李清照嫁給二十一的趙明誠，早年二人的婚姻成為當時乃至後世茶餘飯後的話題。納蘭性德曾以“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來描寫他們當時的生活。明代吳寬盛也曾對他們的婚姻評以“金石緣分翰墨芬，文蕭夫婦盡能文”一語道破了二人曾經的伉儷情深。

受趙明誠影響，李清照嫁入趙家後也養成了濃厚的金石愛好。在《金石錄後序》中她回憶早年夫婦二人搜求金石的痴迷，寫道：“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這是他們新婚貧困時搜求書畫的寫照。所以清代王世禛層在《池北偶談》中把《金石錄》定為二人的合著，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實際情況。

趙明誠出仕後，夫妻二人生活條件好轉，因趙明誠因有“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所以“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可見李清照參與到了《金石錄》的文獻整理和校勘中。而痴迷於金石收集的趙明誠，曾鬧出“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脫衣市易”的典故，雖然今日成為佳話，但李清照作為其妻不僅沒有反對，甚至以實際行動來支援，她“食去重肉，衣去重採，身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自然，作為一個文人和妻子李清照都是合格的，趙明誠能肆意痴迷於金石文化的研究並取得成就離不開李清照的支援與幫助。

但命運無常，福禍相依。北宋末年金人佔領汴京，河北、山東相繼淪陷，積腐敗與兵弱的北宋朝廷南遷江南，安居一方。趙明誠與李清照也去江南逃難，所藏金石書畫在輾轉過程中損失殆盡，趙明誠也在流亡中病逝。此時，李清照飽經戰亂之苦、生離死別之傷、生活貧困之憂，但她依舊將《金石錄》帶在身邊，“病中把玩，搬在臥內”。數年後，當李清照重新翻閱《金石錄》，遙憶當年和趙明誠賭書潑茶的日子，一時百感交集，遂寫下了千古奇文《金石錄後序》，備述一生遭際和文物聚散，讓人扼腕嘆息。

《後序》末尾寫道：“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十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餘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餘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雲。”可悲可嘆，可惜可憐。李清照對於《金石錄》的愛護有其“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氣魄，最終，她為將《金石錄》傳遺後世，紹興年間表進於朝廷，使得這一著作流傳至今。

一本《金石錄》串聯起一對夫妻的悲歡離合，一個時代的居安思危，一個民族的歷史沉浮。金石文化更是像一把開啟古代文化的鑰匙，今人珍惜並傳承這些以《金石錄》為代表的金石著作，不僅是亡者的遺願，更是對歷史使命的繼承。趙明誠的《金石錄》作為一部傳世之作，對於研究這些古代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

金石學是中國古代考古學的前身，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且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的一門學科。其中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金石學起始於北宋時期，代表人物是歐陽修，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

趙明誠本人是金石學家、古文字研究家、文物收藏鑑賞家，他從小就愛好金石之學，跟李清照結婚後他就更加痴迷，走訪了很多地方，其中去的多的地方是仰天山，記錄很多碑文資料，在李清照的幫助下他完成了《金石錄》的寫作。這是一部繼歐陽修《集古錄》之後， 規模更大、更有價值的研究金石之學的專著。著錄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種。《金石錄》一共三十卷，前十卷是目錄，後二十卷是各種他所見到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和碑銘墓誌石刻文字。這本書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看的一本書。

中國古代的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金石學形成於北宋時期，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趙明誠的《金石錄》提出金石一詞。清代王鳴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這一名稱。

說白了就是古代的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