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時，突然有學生問：

“老師，課文第一段介紹百草園，直接說賣給一戶姓朱的人家就可以了，魯迅為什麼要說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呢？這句話裡有沒有隱含別的什麼意思？”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有文字敏感性的學生，如此細微之處，也能看不出尋常。

正常情況下，魯迅只需說“早已並屋子一齊賣了”，至於是賣給姓朱的還是姓馬的，並不重要。然而在此處，他不但強調了是姓朱的，而且還將朱熹的諡號冠在前面，確實是略有諷刺的意思。

課文下面有註釋，學生能瞭解到，朱文公即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魯迅向來不喜此人，曾用“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之惡毒語言斥罵他。

朱熹是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克己復禮”信條的重要人物。魯迅不喜朱熹，固然因他痛恨“吃人”的封建禮教，更與魯迅家族一樁重大變故有關。

從課文中亦可知，魯迅小時候，家境是比較好的。宅後有花園，有養育他的奶媽長媽媽，還可以在“三味書屋”讀私塾。他在為《阿Q正傳》所寫的《著者自序傳略》中也曾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

其家族之興與衰，皆源於祖父周福清。

公元1871年，周福清赴京會試，中了貢士，欽點翰林庶吉士，幸運地成為國家級“後備幹部”。翰林庶吉士向來有“儲相”之稱，前途無量。

不料，周福清性情耿直，於官場規則缺乏悟性。翰林院結業後，竟被外放為知縣。這於庶吉士而言，是不常見的。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沒把握好人生機會。

庶吉士任知縣者，因科甲出身，向來眼高於頂。周福清也是如此，從不把上司放在眼裡。有一次拜訪知府，竟因公事爭執得令對方下不了臺。任期未滿三年，周福清即以“不稱職”遭彈劾，被革去官職。

不諳官場規則，卻熱衷於功名。這是周福清性格中的悲劇，也為家族悲劇埋下了伏筆。

在家賦閒一段時間後，周福清終不甘心就此離開官場，遂變賣一部分家產，又找親友借貸，籌到一筆錢，捐了一個從七品內閣中書的小京官。

此期間，魯迅的父親，周福清的兒子周伯宜，也奮鬥在仕途的路上。但是，周伯宜雖自幼讀書，卻沒什麼天份，僅中了一個秀才，鄉試屢次不第。兒子仕途渺茫，家族振興無望，一直都是周福清一塊心病。

1893年，魯迅的祖母去世，周福清按制回浙江老家丁憂。第二年，正逢鄉試。浙江的主考官殷如璋，與周福清是同榜進士。

周家有五位親友，亦有子弟參加考試，遂慫恿周福清走走路子。周福清躇躊了很久，終於禁不住功名利祿的誘惑，決定鋌而走險。他為首與眾親友集資了一萬兩銀票，並修書一封，欲賄賂主考官殷如璋。

當時，滿清王朝雖大廈將傾，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王朝崩塌之前，科舉考試還算比較規範。按規定，主考官不得會客，不得收發信件，且隨時接受其他官員監督。

周福清反覆盤算，唯有官船半路停泊蘇州時，方有機會。遂與僕人陶阿順提前赴蘇州等候。待官船來時，周福清遣陶阿順坐小船設法靠近，將信送上。其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於船上聊天，收到信後，不便開啟，置於桌上。

僕人陶阿順擔心殷如璋不知信內有銀票，自己回去不好交差，嚷道：“信內有萬兩銀票，為什麼不給張回條？”殷如璋大驚，慌忙將信件示與副主考，於是案發。

光緒皇帝親自過問此案，令嚴辦。周福清被革去官職功名，判斬監候。即戲文中常說的“秋後問斬”。秋決之時，皇帝硃筆複核，圈到者斬，未圈到者暫監。如是三年，仍未圈到者，改判無期。

周福清運氣好，連過三關。服刑七年後，遇大赦，方得以出獄回家，時年65歲。

周福清被革職判刑，兒子周伯宜也被革去秀才身份。為了打點周福清的案子，家產幾乎變賣殆盡。性格本來柔弱的周伯宜，遽然遭此變故，承受不了如此重大打擊，染上沉痾，纏綿病榻，僅36歲而歿。其時，周福清尚在獄中。等到出獄歸來，已是物是人非，家道徹底敗落。

於魯迅，祖父與父親，都是封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自己也因年幼時那樁科舉弊案所導致的家破人亡而吃盡苦頭，從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少爺，淪落為寄居外祖母家的“乞食者”。

以致，在他的內心裡，或許很小的時候，就對科舉制度心懷怨恨。成年以後，又接受了西學的新思想，看到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就更加對其深惡痛絕了。

也因此，魯迅偶爾將心中的不滿，遷怒於理學大宗師朱熹身上，字裡行間，或諷刺，或怒罵，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賣給了朱文公的子孫。

魯迅受蔡元培的舉薦，到北京教育部任職，他又把自己的弟弟辦到北京大學當教授，弟兄兩個月入都在三百元以上，收入很可以了。當年，中學的工資是小學的十倍，大學的工資又是中學的十倍，一個大學教授，可以有個包月的黃包車伕，家裡有老媽子伺候，有個對付訪客的門童，是相當幸福的職業。

弟兄兩個都從困頓中走出，自然想賣了祖傳的老房子在北京安家。所以魯迅回鄉，倒是從此遠離故鄉的，賣了房子和傢俱，搬走了母親等人，他一生再沒回去。至於朱文公的子孫，那是誇張的說法，無非說那人姓朱。魯迅說，紹興人喜歡攀名人做祖宗，他自己家裡的燈籠打的就是南山先生，意思是周敦頤的子孫。但到了他這輩連作為長子的他，都不知道是耶非耶。

“百草園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這句話裡有沒有隱含別的什麼意思？”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有文字敏感性的學生，如此細微之處，也能看不出尋常。

正常情況下，魯迅只需說“早已並屋子一齊賣了”，至於是賣給姓朱的還是姓馬的，並不重要。然而在此處，他不但強調了是姓朱的，而且還將朱熹的諡號冠在前面，確實是略有諷刺的意思。

朱文公即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魯迅向來不喜此人，曾用“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之惡毒語言斥罵他。

朱熹是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克己復禮”信條的重要人物。魯迅不喜朱熹，固然因他痛恨“吃人”的封建禮教，更與魯迅家族一樁重大變故有關。

從文中可知，魯迅小時候，家境較好。宅後有花園，有養育他的奶媽長媽媽，還可以在“三味書屋”讀私塾。他在為《阿Q正傳》所寫的《著者自序傳略》中也曾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其家族之興與衰，皆源於祖父周福清。

公元1871年，周福清赴京會試，中了貢士，欽點翰林庶吉士，幸運地成為國家級“後備幹部”。翰林庶吉士向來有“儲相”之稱，前途無量。

不料，周福清性情耿直，於官場規則缺乏悟性。翰林院結業後，竟被外放為知縣。這於庶吉士而言，是不常見的。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沒把握好人生機會。

庶吉士任知縣者，因科甲出身，向來眼高於頂。周福清也是如此，從不把上司放在眼裡。有一次拜訪知府，竟因公事爭執得令對方下不了臺。任期未滿三年，周福清即以“不稱職”遭彈劾，被革去官職。

不諳官場規則，卻熱衷於功名。這是周福清性格中的悲劇，也為家族悲劇埋下了伏筆。

在家賦閒一段時間後，周福清終不甘心就此離開官場，遂變賣一部分家產，又找親友借貸，籌到一筆錢，捐了一個從七品內閣中書的小京官。

此期間，魯迅的父親，周福清的兒子周伯宜，也奮鬥在仕途的路上。但是，周伯宜雖自幼讀書，卻沒什麼天份，僅中了一個秀才，鄉試屢次不第。兒子仕途渺茫，家族振興無望，一直都是周福清一塊心病。

1893年，魯迅的祖母去世，周福清按制回浙江老家丁憂。第二年，正逢鄉試。浙江的主考官殷如璋，與周福清是同榜進士。

周家有五位親友，亦有子弟參加考試，遂慫恿周福清走走路子。周福清躇躊了很久，終於禁不住功名利祿的誘惑，決定鋌而走險。他為首與眾親友集資了一萬兩銀票，並修書一封，欲賄賂主考官殷如璋。

當時，滿清王朝雖大廈將傾，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王朝崩塌之前，科舉考試還算比較規範。按規定，主考官不得會客，不得收發信件，且隨時接受其他官員監督。

周福清反覆盤算，唯有官船半路停泊蘇州時，方有機會。遂與僕人陶阿順提前赴蘇州等候。待官船來時，周福清遣陶阿順坐小船設法靠近，將信送上。其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於船上聊天，收到信後，不便開啟，置於桌上。

僕人陶阿順擔心殷如璋不知信內有銀票，自己回去不好交差，嚷道：“信內有萬兩銀票，為什麼不給張回條？”殷如璋大驚，慌忙將信件示與副主考，於是案發。

光緒皇帝親自過問此案，令嚴辦。周福清被革去官職功名，判斬監候。即戲文中常說的“秋後問斬”。秋決之時，皇帝硃筆複核，圈到者斬，未圈到者暫監。如是三年，仍未圈到者，改判無期。

周福清運氣好，連過三關。服刑七年後，遇大赦，方得以出獄回家，時年65歲。

周福清被革職判刑，兒子周伯宜也被革去秀才身份。為了打點周福清的案子，家產幾乎變賣殆盡。性格本來柔弱的周伯宜，遽然遭此變故，承受不了如此重大打擊，染上沉痾，纏綿病榻，僅36歲而歿。其時，周福清尚在獄中。等到出獄歸來，已是物是人非，家道徹底敗落。

於魯迅，祖父與父親，都是封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自己也因年幼時那樁科舉弊案所導致的家破人亡而吃盡苦頭，從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少爺，淪落為寄居外祖母家的“乞食者”。

以致，在他的內心裡，或許很小的時候，就對科舉制度心懷怨恨。成年以後，又接受了西學的新思想，看到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就更加對其深惡痛絕了。

也因此，魯迅偶爾將心中的不滿，遷怒於理學大宗師朱熹身上，字裡行間，或諷刺，或怒罵，就一點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