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年間的六部尚書，前後共有二十五人：
吏部：王恕、耿裕、屠滽、倪嶽、馬文升。
戶部：李敏、葉淇、周經、侶鍾、秦紘、韓文。
禮部：周洪謨、耿裕、倪嶽、徐瓊、傅翰、張升。
兵部：餘子俊、馬文升、劉大夏。
刑部：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
工部：賈俊、劉璋、徐貫、曾鑑。
在這二十五人裡面，除了屠滽、徐瓊、白昂、徐貫以外，其餘的二十一人皆在《明師》有傳。其中比較差勁的，惟有周洪謨而已。周是憲宗遺留下來的禮部尚書，到了弘治元年十月便退休了。
建樹最多，是王恕、李敏、馬文升、劉大夏、何喬新、賈俊、曾鑑。
王恕是陝西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大理寺左評事、左寺副、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陽荊襄，巡撫河南，升左副都御史，內調為刑部右侍郎，外調以本官總督河道，轉任南京戶部左侍郎，又以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改任南京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改任南京兵部尚書，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於成化二十年復任南京兵部尚書，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回京師，任為吏部尚書。次月，加官太子少保。
他在巡撫南陽荊襄之時，幫助了白圭打平“大盜劉通”；在總督河道之時，疏浚了高郵湖與邵伯湖，修理了雷公塘、陳公塘與勾城塘的水閘；巡撫雲南之時，對鎮守中官錢能一點也不客氣，一連參了錢能很多次，“直聲動天下”；在巡撫南畿(南直隸，江蘇安徽兩省)之時，以常州的羨米(積餘的稅糧)六萬石代補當地人民所繳的夏稅的不足之數，又用其他各府的鹽鈔積餘之數，“補”了六百萬貫(？)。南畿有些地區這時候有水災，他奏準憲宗，豁免了秋糧六十萬石。宦官王敬，帶了一個妖人王臣，到南畿來採買“藥物珍玩”，又叫蘇州的秀才抄寫妖書(煉丹術之類)，並且誣控了常州知府孫仁，把孫仁抓下牢裡。王恕上疏救孫仁，告王敬、王臣。結果王敬坐了牢，王臣被斬首，孫仁被釋放。
他回任南京兵部尚書以後，又上疏救林俊。林俊是刑部員外郎，因反對妖僧繼曉而下獄。王恕在疏中向憲親說：“天地止一罈，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結果林俊被打了若干棍，從輕發落。全華人心大快，流行了一句話：“兩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王恕在孝宗朝中擔任吏部尚書，從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弘治六年五月。他悉心整飭吏治，在弘治六年一舉而罷黜了全國大小官僚兩千人左右。當時的大學士之一邱浚，頗不以為然，選了其中的九十人，請孝宗特旨保留。理由是，這九十人“非貪暴有顯跡者”。孝宗準了邱浚的奏。王恕因此而一再辭職，孝宗準他退休。繼任的耿裕、屠滽、馬文升，均能遵守成規。
戶部尚書李敏，是河南襄城人，進士出身，歷官御史、巡撫、漕運總督。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四年的戶部任內，也作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把北方的北畿(河北)、山西、陝西，這三省的夏秋兩稅，以銀折糧，按照每石一兩計算。山東、河南二省的輸邊之餉，亦已在他巡撫大同之時，實行了這個以銀折糧的辦法，省掉了公家的浮費，免除了運卒的勞苦。此外，他又請準了孝宗，把充公的罪人莊田，招老百姓承租，每畝收租銀三分。他頗想把當時所有的在北畿的皇莊(皇家的莊田)一萬二幹八百頃，與勳戚及宦官的官莊三萬三千一百多頃，一概革除皇莊的名目，斥逐魚肉農民的“莊頭”(管莊)，改為官田，招老百姓承租，每畝收租銀三分；官莊由政府代收租銀，轉交田主。這一個建議，孝宗由於缺乏魄力，未肯接受。
繼任的戶部尚書葉淇，是山陽(淮安)人，幹到弘治九年，改變了“鹽商開中”的辦法，准許鹽商用銀子交到京師的太倉庫，代替米糧。這件事，利害參半。所謂“鹽課”是增加了，但是邊軍所需要的糧食卻受影響。本來，在明朝初年，邊軍有所謂“軍屯”供應糧食，此時的軍屯業已腐化。葉淇以後的戶部尚書，周經、侶鍾、秦紘，均想有所作為，可惜都鬥不過外戚宦官的惡勢力，整頓不了明朝的財政。外戚，是孝宗皇后的兩個弟弟張鶴齡與張延齡；宦官，以李廣為最壞。孝宗對張皇后專愛，連帶地也姑息了鶴齡、延齡，準他們濫請“官地”與民地為莊田，準他們擅請長蘆場的鹽引(運鹽的執照)十七萬引之多，每引只出價銀五分，以致後來的“奸商”紛紛援例，請去了兩淮的所謂“舊引”一百六十萬引之多。這是孝宗一生，最令人惋惜的美中不足之處。兩浙的鹽引，孝宗也准許管織造的宦官，每年撥走五千引。李廣在鹽的方面所獲得收人，傳說有一萬萬兩以上。他常常矯旨發表“傳奉官”，接受文武百官的饋贈，使得孝宗的政府幾乎重蹈憲宗的覆轍。孝宗以為他深通畫符唸咒與風水之術，聽他的話，造毓秀亭在宮城內的廳歲山，卻死了最小的一位公主；不久，太皇太后周氏所住的清寧宮又失了火，太皇太后大怒，說“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出事!”李廣畏罪自殺，孝宗卻頗想替他立一個祠堂，賜匾。大學士劉健竭力反對，才作為罷論。但是，孝宗仍隆重地祭了李廣一番。
禮部的尚書，從弘治元年十月開始，到正德二年閏正月，先後為耿裕、倪嶽、徐瓊、博瀚、張升。耿裕為人方正，勸孝宗驅逐番僧，孝宗雖則未能完全接受他的意見，卻也只准一百八十二人留下，把成千的番僧逐走。倪嶽於繼任禮部尚書以前，先作了若干年禮部右侍郎與左侍郎，對明朝的制度典章十分熟悉。當了尚書以後，他奏準孝宗規定王府建築的格式，不許僭越，略為糾正了當時朝野的奢侈之風。禮部奏陳“災異”一向是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倪嶽把這些災異按月按日排列，博引經史，讓孝宗知道警惕。徐瓊，不是一個正人，全靠與張皇后有親戚關係，而獲得了尚書的位置。傅瀚很好，但在任不到兩年，於弘治十五年死在任上。張升是成化五年的狀元，他位卑職小，僅為詹事府庶子之時，便敢於上疏直指大學士劉吉之奸。當了禮部尚書以後，勇氣不減當年，終於在孝宗死後鬥不過劉瑾，在正德二年告老回家。
兵部的三位尚書，餘子俊、馬文升、劉大廈，最了不起。關於餘馬二人，筆者已經寫了專節介紹。餘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馬文升在兵部王持了十二年又八個月，到弘治四年十月轉任吏部。劉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馬文升才兼文武，歷任封疆，對當時兵政的癥結，瞭然於胸中，頗想大有作為，雖由於明朝積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卻也保住了邊界，整飭了軍隊。達延汗對他無可奈何，吐魯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許進、彭清等人申討，予以膺懲。他對於培養民力，十分關心，勸孝宗節用薄稅。
劉大夏也是出身進士，他在兵部先當小官，由職方主事(管地圖等項工作的科員)做到郎中(司長)，被餘子俊倚為左右手。其後，由於一時氣憤，打了宦官阿九，被憲宗關下詔獄，幾乎送命，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懷恩所救，罰打二十棍了事。再其後，歷官福建參政，廣東布政使，於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職，到河南治河。那時候，黃河在張秋鎮決口。他先疏浚了賈魯河，孫家渡與四府營的上流，分掉水勢，然後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間，造了三百六十里長的河堤。在明朝的歷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孝宗升他為左副都御史，轉戶部左侍郎，又兼左僉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餉。最後，於升任兵部尚書以前，被任命為“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
劉大夏在兵部尚書任內，頗想痛施一番改革。他坦白地告訴孝宗，天下已經民窮財盡。孝宗大為驚訝，問他說：“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歲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孝宗又問他軍人的情形。他說，“窮與民等。”孝宗說，“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他回答，“其帥侵克過半，安得不窮。”
於是，孝宗下旨嚴禁軍帥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賴以跋扈的御馬監，養著四個衛的“勇士”。這四衛的“虛額”最多，劉大夏便從這四衛下手，同時也請孝宗停辦了不少的“織造”與“齋醮”。他向孝宗上疏痛陳“兵政十害”，把漕軍、番上(輪流入京侍衛的兵)、邊軍，各方面的積弊一一報告。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議。不過，凡是牽涉到權貴與近幸的，大都“留中”(擱在宮中，沒有批示下來)。
他主張把布在各地的“鎮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不肯。武宗即位以後，他參劾最貪殘的幾個鎮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讓，在蘇州的劉琅，在陝兩的劉雲，在山東的朱雲)，碰了武宗的大釘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書是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何喬新是一個正人，不見容於劉吉，被劉吉的黨羽御史鄒魯誣告受賄，而孝宗竟然準他辭職。這是孝宗糊塗的地方。彭韶也是一個正人，也是被劉吉擠走的。白昂在《明史》之中無傳。閔珪敢於向孝宗犯顏直諫，執法不阿不苛，倒始終獲得孝宗的優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還多。
工部的尚書是賈俊、劉璋、徐貫、曾鑑。賈俊很知道節用，也敢於反對當時動輒呼叫京軍作工的陋例。他認為政府的大工程，應以修造倉庫與城池為限。諸王的府第與墳墓，應由諸王就自己的收人擔負費用的一半。過去，全部是由政府擔負。劉璋繼任，對賈俊頗能蕭規曹隨。徐貫在《明史》中無傳。曾鑑的作風，與賈俊、劉璋相仿，也是一個替國家省錢的人。宮內的針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對，向孝宗說：尚衣監、軍器局、司設監，都已經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現在針工局又來援例，這樣下去，“其流無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針工局招收五百名。(其實，五百名依然太多。)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還所有的“織造中官”，不久卻又聽了鄧鎔的話，恢復這些中官的織造使命。曾鑑拚命反對，孝宗才勉強減少了織造的名額三分之一。
弘治年間的六部尚書，前後共有二十五人：
吏部：王恕、耿裕、屠滽、倪嶽、馬文升。
戶部：李敏、葉淇、周經、侶鍾、秦紘、韓文。
禮部：周洪謨、耿裕、倪嶽、徐瓊、傅翰、張升。
兵部：餘子俊、馬文升、劉大夏。
刑部：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
工部：賈俊、劉璋、徐貫、曾鑑。
在這二十五人裡面，除了屠滽、徐瓊、白昂、徐貫以外，其餘的二十一人皆在《明師》有傳。其中比較差勁的，惟有周洪謨而已。周是憲宗遺留下來的禮部尚書，到了弘治元年十月便退休了。
建樹最多，是王恕、李敏、馬文升、劉大夏、何喬新、賈俊、曾鑑。
王恕是陝西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大理寺左評事、左寺副、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陽荊襄，巡撫河南，升左副都御史，內調為刑部右侍郎，外調以本官總督河道，轉任南京戶部左侍郎，又以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改任南京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改任南京兵部尚書，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於成化二十年復任南京兵部尚書，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回京師，任為吏部尚書。次月，加官太子少保。
他在巡撫南陽荊襄之時，幫助了白圭打平“大盜劉通”；在總督河道之時，疏浚了高郵湖與邵伯湖，修理了雷公塘、陳公塘與勾城塘的水閘；巡撫雲南之時，對鎮守中官錢能一點也不客氣，一連參了錢能很多次，“直聲動天下”；在巡撫南畿(南直隸，江蘇安徽兩省)之時，以常州的羨米(積餘的稅糧)六萬石代補當地人民所繳的夏稅的不足之數，又用其他各府的鹽鈔積餘之數，“補”了六百萬貫(？)。南畿有些地區這時候有水災，他奏準憲宗，豁免了秋糧六十萬石。宦官王敬，帶了一個妖人王臣，到南畿來採買“藥物珍玩”，又叫蘇州的秀才抄寫妖書(煉丹術之類)，並且誣控了常州知府孫仁，把孫仁抓下牢裡。王恕上疏救孫仁，告王敬、王臣。結果王敬坐了牢，王臣被斬首，孫仁被釋放。
他回任南京兵部尚書以後，又上疏救林俊。林俊是刑部員外郎，因反對妖僧繼曉而下獄。王恕在疏中向憲親說：“天地止一罈，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結果林俊被打了若干棍，從輕發落。全華人心大快，流行了一句話：“兩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王恕在孝宗朝中擔任吏部尚書，從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弘治六年五月。他悉心整飭吏治，在弘治六年一舉而罷黜了全國大小官僚兩千人左右。當時的大學士之一邱浚，頗不以為然，選了其中的九十人，請孝宗特旨保留。理由是，這九十人“非貪暴有顯跡者”。孝宗準了邱浚的奏。王恕因此而一再辭職，孝宗準他退休。繼任的耿裕、屠滽、馬文升，均能遵守成規。
戶部尚書李敏，是河南襄城人，進士出身，歷官御史、巡撫、漕運總督。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四年的戶部任內，也作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把北方的北畿(河北)、山西、陝西，這三省的夏秋兩稅，以銀折糧，按照每石一兩計算。山東、河南二省的輸邊之餉，亦已在他巡撫大同之時，實行了這個以銀折糧的辦法，省掉了公家的浮費，免除了運卒的勞苦。此外，他又請準了孝宗，把充公的罪人莊田，招老百姓承租，每畝收租銀三分。他頗想把當時所有的在北畿的皇莊(皇家的莊田)一萬二幹八百頃，與勳戚及宦官的官莊三萬三千一百多頃，一概革除皇莊的名目，斥逐魚肉農民的“莊頭”(管莊)，改為官田，招老百姓承租，每畝收租銀三分；官莊由政府代收租銀，轉交田主。這一個建議，孝宗由於缺乏魄力，未肯接受。
繼任的戶部尚書葉淇，是山陽(淮安)人，幹到弘治九年，改變了“鹽商開中”的辦法，准許鹽商用銀子交到京師的太倉庫，代替米糧。這件事，利害參半。所謂“鹽課”是增加了，但是邊軍所需要的糧食卻受影響。本來，在明朝初年，邊軍有所謂“軍屯”供應糧食，此時的軍屯業已腐化。葉淇以後的戶部尚書，周經、侶鍾、秦紘，均想有所作為，可惜都鬥不過外戚宦官的惡勢力，整頓不了明朝的財政。外戚，是孝宗皇后的兩個弟弟張鶴齡與張延齡；宦官，以李廣為最壞。孝宗對張皇后專愛，連帶地也姑息了鶴齡、延齡，準他們濫請“官地”與民地為莊田，準他們擅請長蘆場的鹽引(運鹽的執照)十七萬引之多，每引只出價銀五分，以致後來的“奸商”紛紛援例，請去了兩淮的所謂“舊引”一百六十萬引之多。這是孝宗一生，最令人惋惜的美中不足之處。兩浙的鹽引，孝宗也准許管織造的宦官，每年撥走五千引。李廣在鹽的方面所獲得收人，傳說有一萬萬兩以上。他常常矯旨發表“傳奉官”，接受文武百官的饋贈，使得孝宗的政府幾乎重蹈憲宗的覆轍。孝宗以為他深通畫符唸咒與風水之術，聽他的話，造毓秀亭在宮城內的廳歲山，卻死了最小的一位公主；不久，太皇太后周氏所住的清寧宮又失了火，太皇太后大怒，說“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出事!”李廣畏罪自殺，孝宗卻頗想替他立一個祠堂，賜匾。大學士劉健竭力反對，才作為罷論。但是，孝宗仍隆重地祭了李廣一番。
禮部的尚書，從弘治元年十月開始，到正德二年閏正月，先後為耿裕、倪嶽、徐瓊、博瀚、張升。耿裕為人方正，勸孝宗驅逐番僧，孝宗雖則未能完全接受他的意見，卻也只准一百八十二人留下，把成千的番僧逐走。倪嶽於繼任禮部尚書以前，先作了若干年禮部右侍郎與左侍郎，對明朝的制度典章十分熟悉。當了尚書以後，他奏準孝宗規定王府建築的格式，不許僭越，略為糾正了當時朝野的奢侈之風。禮部奏陳“災異”一向是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倪嶽把這些災異按月按日排列，博引經史，讓孝宗知道警惕。徐瓊，不是一個正人，全靠與張皇后有親戚關係，而獲得了尚書的位置。傅瀚很好，但在任不到兩年，於弘治十五年死在任上。張升是成化五年的狀元，他位卑職小，僅為詹事府庶子之時，便敢於上疏直指大學士劉吉之奸。當了禮部尚書以後，勇氣不減當年，終於在孝宗死後鬥不過劉瑾，在正德二年告老回家。
兵部的三位尚書，餘子俊、馬文升、劉大廈，最了不起。關於餘馬二人，筆者已經寫了專節介紹。餘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馬文升在兵部王持了十二年又八個月，到弘治四年十月轉任吏部。劉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馬文升才兼文武，歷任封疆，對當時兵政的癥結，瞭然於胸中，頗想大有作為，雖由於明朝積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卻也保住了邊界，整飭了軍隊。達延汗對他無可奈何，吐魯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許進、彭清等人申討，予以膺懲。他對於培養民力，十分關心，勸孝宗節用薄稅。
劉大夏也是出身進士，他在兵部先當小官，由職方主事(管地圖等項工作的科員)做到郎中(司長)，被餘子俊倚為左右手。其後，由於一時氣憤，打了宦官阿九，被憲宗關下詔獄，幾乎送命，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懷恩所救，罰打二十棍了事。再其後，歷官福建參政，廣東布政使，於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職，到河南治河。那時候，黃河在張秋鎮決口。他先疏浚了賈魯河，孫家渡與四府營的上流，分掉水勢，然後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間，造了三百六十里長的河堤。在明朝的歷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孝宗升他為左副都御史，轉戶部左侍郎，又兼左僉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餉。最後，於升任兵部尚書以前，被任命為“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
劉大夏在兵部尚書任內，頗想痛施一番改革。他坦白地告訴孝宗，天下已經民窮財盡。孝宗大為驚訝，問他說：“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歲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孝宗又問他軍人的情形。他說，“窮與民等。”孝宗說，“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他回答，“其帥侵克過半，安得不窮。”
於是，孝宗下旨嚴禁軍帥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賴以跋扈的御馬監，養著四個衛的“勇士”。這四衛的“虛額”最多，劉大夏便從這四衛下手，同時也請孝宗停辦了不少的“織造”與“齋醮”。他向孝宗上疏痛陳“兵政十害”，把漕軍、番上(輪流入京侍衛的兵)、邊軍，各方面的積弊一一報告。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議。不過，凡是牽涉到權貴與近幸的，大都“留中”(擱在宮中，沒有批示下來)。
他主張把布在各地的“鎮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不肯。武宗即位以後，他參劾最貪殘的幾個鎮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讓，在蘇州的劉琅，在陝兩的劉雲，在山東的朱雲)，碰了武宗的大釘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書是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何喬新是一個正人，不見容於劉吉，被劉吉的黨羽御史鄒魯誣告受賄，而孝宗竟然準他辭職。這是孝宗糊塗的地方。彭韶也是一個正人，也是被劉吉擠走的。白昂在《明史》之中無傳。閔珪敢於向孝宗犯顏直諫，執法不阿不苛，倒始終獲得孝宗的優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還多。
工部的尚書是賈俊、劉璋、徐貫、曾鑑。賈俊很知道節用，也敢於反對當時動輒呼叫京軍作工的陋例。他認為政府的大工程，應以修造倉庫與城池為限。諸王的府第與墳墓，應由諸王就自己的收人擔負費用的一半。過去，全部是由政府擔負。劉璋繼任，對賈俊頗能蕭規曹隨。徐貫在《明史》中無傳。曾鑑的作風，與賈俊、劉璋相仿，也是一個替國家省錢的人。宮內的針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對，向孝宗說：尚衣監、軍器局、司設監，都已經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現在針工局又來援例，這樣下去，“其流無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針工局招收五百名。(其實，五百名依然太多。)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還所有的“織造中官”，不久卻又聽了鄧鎔的話，恢復這些中官的織造使命。曾鑑拚命反對，孝宗才勉強減少了織造的名額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