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其實也是有文字獄的，北宋的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南宋的江湖詩案。如果我們將文字獄理解成以思想迫害為特徵的恐怖統治，那必須得說，宋朝是沒有文字獄的，和明清時期比，則出現了這樣的文字獄。

我們不妨來說說宋朝的詩案與明清時期的文字獄：

1、不管是烏臺詩案，還是江湖詩案，畢竟都沒有殺人，蘇東坡只是被貶到黃州當一個閒官。而明清的文字獄卻動輒殺頭、滅族。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蘇軾生活在明朝的朱元璋時代，或者生活在清朝的乾隆時代，肯定難逃一死。

2、宋代的詩案只是偶發的個例，而明清的文字獄卻遍地開花，清乾隆時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獄”的一座歷史高峰。有人統計過，據統計，乾隆時期文字獄一百三十多起，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時期的文字獄的總和。說起文禍之烈，罪孽最深重者，莫過於乾隆。

3、宋代的詩案都有著黨爭的背景，不過最後的定罪卻未泛政治化，在制勘過程中也嚴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式。反觀之明清時期的文字獄，情況恰恰相反：哪怕是雞毛蒜毛的事情，也要無限政治化，上不封頂，下無底線，尋常的文學修辭可以上升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你去看清代“文字獄”檔案，會發現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謀反大逆”。

所以說，宋朝有文字獄，但不像明清時期那樣的文字獄。至少說明宋朝比較文明，而明清比較野蠻。

在宋朝的歷史事件裡，如果說有哪一個話題，千年來一直被嚴重美化。那就有“文字獄”這個話題。後人大多豔羨宋朝的文化繁榮，甚至感動於宋王朝“不殺文臣”的承諾。這麼一個重視文化且文官當家的王朝，怎麼會有惡治知識分子的文字獄？事實證明，宋朝的“文字獄”，丁點不稀罕！

比如宋初名臣胡旦，就曾倒黴中招，而且比起歷代好些知識分子仗義執言招禍的“文字獄”，胡旦這次更倒黴，當時胡大才子精神抖擻，給宋太宗上了《河平頌》，熱情歌頌宋太宗英明神武的表現。但無奈宋太宗文化水平太低，如此熱情洋溢的文字，竟然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外加此人又是出名小心眼，看不明白就瞎琢磨，竟懷疑胡旦有意嘲諷他。這下胡旦馬屁拍到馬腿上，被宋太宗狠狠一腳，踹到商州做團練。當然，宋朝“文字獄”的一樁優點也得承認：最多就是貶官流放，從無滿門抄斬。但這事也有例外，比如宋哲宗年間的“車蓋亭詩案”，當時舊黨當政，多年來為王安石變法扛旗的大宋宰相蔡確，卻被舊黨羅織罪名，硬說他在車蓋亭寫反詩，文字獄扯上了黨爭，那比宋仁宗發火還可怕。嘔心瀝血多年的蔡確，這下雪上加霜，被宋朝一貶再貶，最終客死新州！

總結來說，宋朝沒有像明清時期的那種文字獄。

一提到文字獄，大家馬上想到的就是清朝的“文字獄”，清朝大興文字獄，到什麼程度？僅乾隆時期就有130餘起文字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文字獄的定義直接就是“清朝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定的刑獄。”那麼宋朝有沒有文字獄呢？我們為什麼很少聽到宋朝文字獄的訊息呢？

首先，宋朝肯定是有文字獄的，漢宣帝時期就有文字獄的記載，之後到清朝就一直沒斷多。之所以會有“宋朝沒有文字獄”這一錯覺，一方面是明清的文字獄太出名，導致文字獄成為了明清時期統治者為了排除異己發明的專屬手段，其實不是的。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宋朝的普遍印象是宋朝文人地位較高，言論也相對自由開放，據說這個宋朝的太廟中的誓碑上就有為後人留下過“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話。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字獄是沒有市場的，統治者也不會去找文人的毛病。

其實不是這樣的，宋朝也有過不少文字獄，找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我們的大文豪蘇軾，21歲就名動京師，深受歐陽修賞識，後來怎麼就懷才不遇了呢？原因就是蘇軾在四十四歲的時候經歷了一次“文字獄”，這場文字獄就是在當時影響很大的“烏臺詩案”，從此蘇軾的仕途就戛然而止了。

在元豐二年（1079），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在給皇帝上表謝恩的文章中，被人挑出了毛病。蘇軾是這樣寫的“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對於蘇軾的這句話，御史是這樣理解的，蘇軾用“新進”和自己相對，而又將自己“不生事”，是不是在暗示“新進”官員“生事”呢？

隨後蘇軾被從湖州押解回京，關押了起來，當時皇帝正在推行王安石的變法，而隨之形成的新舊兩黨爭紛不斷，蘇軾的主要罪名就是誹謗、詆譭新法。這些御史又從蘇軾的其他詩詞中找到了一些漏洞。

皇上要推行“青苗法”，太好了，蘇軾寫過“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皇上想要明法整頓吏治，蘇軾寫過“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卻無術”；皇上想要興修水利，蘇軾寫過“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皇上還要推行鹽禁，蘇軾還寫過“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這一一對應起來，蘇軾的罪名就坐實了，後來蘇軾雖然被營救出來，但一百多天的牢獄生活對蘇軾的影響也非常大。後來蘇軾被“發配”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這時的蘇軾就有了懷才不遇的心思，《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就是在這時寫的。

除此之外奏邸之獄、車蓋亭詩案、同文館之獄、胡銓奏疏案、《江湖集》案、李光《小史》案等等，都是發生在宋朝的文字獄。

一提到文字獄，大家馬上想到的就是明清的“文字獄”，尤其是清朝大興文字獄，即因文字犯禁或著作與政敵或皇權衝忌所設罪名或清除異己而設定的刑獄。那麼宋朝有沒有文字獄呢？為什麼很少聽到宋朝文字獄的訊息呢？

文字獄每個朝代都有，而且類別很多：有皇帝與大巨之間的矛盾處理手段；有權臣對彈駭自己的文臣打擊報復的；有兩派新舊派爭權攻擊的；也有保守派同改革派衝突相互攻擊的。凡牽連之中，輕則貶官流放，重則禍及三族門生親友。

宋朝因有意重文輕武，造成宋朝終其一朝都是畸形發育：經濟發達，文化繁榮，軍事虛弱，亢兵過多，且兵將分離，對外戰爭屢屢敗退。官場上官員、重複亢員過多，文官地位薪俸過高。既然是文官天下，就不免會有文人相輕，權利爭鬥，朋黨之爭！如果我們以明清以思想迫害.權勢迫害.身體摧殘或屠殺滅門等恐怖暴行作為文字獄標準的話，宋朝是沒有文字獄的。

但作為一個文人獨大的朝代，文人之間或因權，或因政，或因個人風格品節不同，必然會有相互爭鬥攻訐的事情。北宋的胡旦獻頌案，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南宋的江湖詩案。都是因見解黨爭造成的冤案.錯案。

王夫子《宋論》說：“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及宗社生民，不亡不息。宋有此盛於熙豐，爭於元佑紹興，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

“君子有黨”起自北宋古文先驅王禹偁的《朋黨論》。其實是士大夫改造現實的政治努力的精神表現，更與“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息息相關。北宋仁宗景祐.慶曆時期，積弊甚重，改革呼聲己很高了。以呂夷簡為代表的當權保守派老官僚與范仲淹為首的一批革新派新生代官員發生衝突！北宋黨爭由此拉開。但北宋黨爭不同唐以前，他們各有政見，皆力主救國，只不過政見不同救國方式不同而己。

范仲淹與呂因仁宗廢郭後被貶睦州，仁宗景佑元年從睦州還京，呂夷簡仍在朝為相。範抨擊呂任人唯親，並指呂為西漢成帝師張禹，誤國致使外戚王莽坐大簒朝。呂以越權言事、用朋黨罪名將范仲淹及下屬餘靖.尹洙.歐陽修等貶出京城。另有蘇舜欽因為範鳴冤被人陷害。

但歐陽修在激憤之中作《朋黨論》文，讓當時許多政敵將范仲淹及其追隨者視為“黨人”這篇情緒化嚴重的政論文章卻犯了政治大忌。無論範黨是君子小人都是對皇權的威脅，勢必遭到打壓和顧忌。從此範再難升遷主政，政敵怕他東山再起，多次設法陷害於他，連仁宗都對範心存戒心，認為“似涉朋黨”而不起用。

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草草收場，恰恰是小人利用朋黨之說陷害所導致。範不得不自求外放延安，富弼.韓琦.歐陽修也先後出局，罷職貶官。新政之敗，章得象.賈昌明的故意使壞，加之群小陷害等原因；但還與範富等人在政策上操之過急有關。

北宋神宗年間至紹聖年間黨爭，又稱新黨.舊黨之爭。與北宋滅亡關係極大。神宗既位起用王安石變法，改變數十年積貧積弱財政困局。王安石變法確實為國庫增收不少。但在客觀上也為民眾增加了一定負擔。神宗去世，司馬光入相，痛恨新法，徹底廢棄，但朝中問題病根還在，司馬光所為只除法不除病。固守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在消除財政危機問題上，基本乏善可陳。

宋哲宗年間的“車蓋亭詩案”，當時舊黨當政，多年來為王安石變法扛旗的大宋宰相蔡確，卻被舊黨多有宿怨的吳處厚等羅織罪名，認定他在車蓋亭寫反詩為譏諷高太后，結果新黨在朝勢力被清理，文字獄扯上了黨爭，其手法與當年新黨整蘇軾的“烏臺詩案”如出一轍！宦海沉浮多年的蔡確，被一貶再貶，最終客死新州！

深受歐陽修賞識的蘇軾在四十四歲的時候經歷了一次“文字獄”，這就是在當時影響很大的“烏臺詩案”，從此蘇軾的仕途就戛然而止了。

在元豐二年（1079），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在給皇帝上表謝恩的文章中，寫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被人挑出了毛病。蘇軾被從湖州押解回京，主要罪名就是誹謗、詆譭新法，下獄一百多天，被“發配”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

除此之外奏邸之獄、車蓋亭詩案、同文館之獄、胡銓奏疏案、《江湖集》案、李光《小史》案等等，都是發生在宋朝的文字獄。宋代的詩案都有著黨爭的背景，不過最後的定罪卻未上綱上線，而是嚴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式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