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
一
韓愈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同時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和藩鎮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鞏固其統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薰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於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的反佛鬥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注重師道，傳道授業。提攜後生，在中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中國古代優良教育傳統，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教之外，還表現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教育的批判上，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於真心。”他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於鑑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湧現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鑑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不毀鄉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象，歌頌鄭子產的不毀鄉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絡的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裡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於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於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目標，即人才的規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定著培養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目標標準化。《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裡引用了《大學》裡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後，《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
關於兼禮法，這裡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並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並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都是培養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裡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跡人性上的作用。中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於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 ”“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治階級均受命於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於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於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侷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於“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於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並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闢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師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師道的觀點，是有創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中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卻一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產。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麼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於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後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一代師風的作用。
（3）“聖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係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聖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優良傳統，這精闢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中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均具有啟發意義。
教育思想
一
韓愈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同時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和藩鎮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鞏固其統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薰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於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的反佛鬥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注重師道，傳道授業。提攜後生，在中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中國古代優良教育傳統，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教之外，還表現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教育的批判上，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於真心。”他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於鑑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湧現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鑑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不毀鄉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象，歌頌鄭子產的不毀鄉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絡的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裡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於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於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目標，即人才的規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定著培養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目標標準化。《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裡引用了《大學》裡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後，《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
關於兼禮法，這裡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並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並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都是培養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裡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跡人性上的作用。中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於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 ”“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治階級均受命於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於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於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侷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於“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於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並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闢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師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師道的觀點，是有創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中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卻一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產。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麼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於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後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一代師風的作用。
（3）“聖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係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聖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優良傳統，這精闢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中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均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