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樓主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先糾正一個觀念，那就是上朝和治理帝國之間的關係。所謂上朝，其本質就是開會，用當下來舉例，就是總統天天召集所有部長去開會。而實際上自漢朝以來一直到元朝，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三日一朝或者五日一朝，也就是今天的周例會制度。一直到“勞模”朱元璋上位，老爺子將工作狂發揮到極致，才將朝會制度改為一日一朝。

其次，還有一個問題要注意，那就是人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上朝不是皇帝下沉，現場辦公，而是各位大臣到皇帝的家裡面去開會。中國一直流傳著長幼尊卑有序的觀念，地位低的人必然要去等地位高的人。那麼問題來了，按照今天的臺北時間算，皇帝在六點鐘開會，大臣應該在幾點鐘起床呢。不要忘記一點，那個時候的京城房價也是非常貴的。家庭富裕的可以住在一環內。家庭不富裕的呢？怎麼辦？可能就要住在北京二環的位置。他們應該幾點鐘起床呢？這樣天天頻繁的上潮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大臣們必須要每天半夜三更爬起來洗漱著裝，然後乘坐4.0、6.0排量的轎子（4人抬或者6人抬），五點鐘準時進宮面聖。你可以想象當時大臣們的精神狀態，熊貓眼必然是常態。元末明初有一位叫做錢宰的大臣，還專門為此賦詩一首，詩曰：“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所以，頻繁上朝並不代表治理帝國能力的提升。

最後，我們再來簡單的講講問主所問問題的主角——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也就是大家廣為熟知的萬曆同學。拜張廷玉等人所修的《明史》和歷史大咖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的影響，這位仁兄在歷史上的口碑一直不太正面，簡而言之就是“貪”、“懶”二字。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應該被迴避。萬曆十年7月，萬曆同學20歲的時候，張居正去世。那你12年，張居正被抄家。這前後僅僅只有兩年的時間，如果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青年，他如何在短短兩年的時間，找到適合攻擊的契機和打手，同時在保障整個帝國不會全面失控的情況下，完成對張居正的整體清算。要知道從萬曆同志的爺爺嘉靖皇帝開始算，一直到張居正上位，整個帝國都是文官說了算。皇權和宦官的權力已經前所未有的被打壓，而張居正作為文官的代表人物，門生故吏可謂遍佈整個帝國，張居正去世的時候，留給萬曆同志的是無數像申時行一樣人精中的人精。

而明朝既沒有像唐朝一樣經歷宦官的篡權，也沒有其他歷朝歷代的篡位，你可以很簡單的得出一個結論——萬曆同志的心機或者叫做政治能力，並不簡單。 所以，你要的答案就很明顯了。上朝並不是治理國家的形式和手段，他只是一種會議的形式。再加上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一個很有心機、很有手腕的統治者，同時又有明朝遠遠先進於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治構架體系的加持，可以說萬曆同學治理明帝國是很成功的。

說白了，後期萬曆同學只是不開會了，但並不代表人家不工作，要不那些奏章都是誰批的？另外，大家覺得他老人家不點頭，會有後來的萬曆三大徵嗎？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前段時間很火，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明朝萬曆皇帝連續28年不上朝，江山卻不倒。這個現象我覺得從兩個方面來說： 明朝政治制度：是中央也是皇帝擁有最高權力，廢除了宰相輔政，中央設內閣和六部並直接向皇帝負責，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皇帝大權獨攬。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由於國家事務繁多，後來皇帝無過多精力處理。隨著文官集團的崛起和成熟，逐漸成為左右朝廷政策的強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對這種朝臣的壓力之時，也不能不能有所顧忌。特別到了弘治皇帝以後，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徵，皇帝做任何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退居幕後。行政權已經完全的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裡。所以萬曆皇帝二十六年不用上朝，明朝的行政也正常運轉。 萬曆皇帝：年號明神宗，在位共48年。萬曆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歷稱“萬曆中興”。萬曆從小接受嚴格的教育，李太后也非常嚴格，萬曆稍有懈怠，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張居正做為帝師五更就到了萬曆的寢宮，早早將其叫起。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所以從萬曆小時心裡對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朝官和政治制度很反感。特別是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現在普遍認為萬曆皇帝不上朝，就等同於不理政事、不問世情。依照這樣的邏輯推理，其結果必然是朝廷失控，大權旁落。但歷史事實證明，萬曆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在張居正下臺後的三十幾年中，大權牢牢抓在手裡，可以說是將文武群臣玩弄於鼓掌之中。他是怎麼做到這些的呢？具體原因分析，不外乎以下幾點。

1、上朝只是一種理政的形式體現。

像很多設計公司一樣，員工不一定非得死死釘在公司辦公，完全在家自行完成部分設計。萬曆皇帝就是這樣的，他不上朝，但是重要奏摺國情還是要批閱過問的。你可以說他懶，但是不能說他曠工。

萬曆二十年，日本豐臣秀吉入侵北韓。明朝上下論證該不該援朝抗倭，就在僵持不下之時，一人拍板定奪出兵北韓。這人就是萬曆皇帝，並且此次決定是萬分正確。由此可見一斑，萬曆皇帝不昏不庸，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用睿智來形容。試問，一個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怎麼能懂得如此大局利害得失呢。

2、明朝言官制度，註定了沒有哪位大臣可以獨裁到底

明朝的言官彈劾苛刻程度超過了任何一個朝代。現有明朝宦官劉瑾，後有鉅奸嚴嵩父子，縱使七品小官也可以不惜生命彈劾當朝首輔。縱使這位萬曆皇帝不上朝，不理朝政（諸如明武宗那樣的遊山玩水皇帝），朝臣大權獨攬，也很難獨裁到底，更不要說是顛覆政權。如同，堆沙丘一樣，最高點的沙粒總是到達巔峰不久自行滑落到底端。這個滑落的推動力就是言官，那個制高點就是皇帝。

3、萬曆皇帝有腿疾，此乃不上朝首因，並非出於不理朝政。

建國後，由郭沫若提議，挖掘明十三陵中的萬曆定陵。此次挖掘對於萬曆皇帝最大的認知收穫就是萬曆皇帝有腿疾。試想一位有腿疾的大臣，如何以不全之軀面對文武百官。歷史，推測這是萬曆多年不上朝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其不上朝與不理朝政是毫無邏輯關係的。

其實這個問題說起來也簡單。因為不上朝並不等於不理政。上朝只不過是皇帝理政的一種手段而已。皇帝不上朝並不能說明他就什麼都不管，他也可以在後宮處理政務。萬曆雖然二十多年不上朝，但他與內閣之間的溝通從來沒有停過，他只不過是不去履行上朝這一環節而已。

其次，明朝時期中央專制皇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明政府從制度，文化等各方面都大大加強了專制皇權，皇帝擁有絕對權力。明朝時期雖然也出現過宦官與權臣專權但明朝的宦官與權臣確與其他時期大不一樣。終明一代，不管權勢多大的宦官只要皇帝一句話便可使其死無葬身之地，他們的權力說到底只不過是皇權的一個延伸而已，根本無法影響到皇權。

最後，明朝擁有一個相對完備的文官系統。明朝是一個神奇的朝代，一方面明朝的皇權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明朝的文官系統又非常強大，他們一方面限制君權，避免其做出什麼太離譜的事，另一方面他們身為既得利益者又極力維護明王朝的統治。完備的文官系統使明朝即便君王不太管事也是自成體系，運作正常。

對定陵的考古研究結果表明萬曆皇帝患有嚴重的足疾，並且關於萬曆皇帝國內明史學界早有定論——他不上朝但並不是不理政，明清史學家樊樹志在他的《晚明史》中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釋出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徵’的全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萬曆皇帝之所以會口碑不佳主因有以下幾點：

我在回答‘明史可信度……’這一問題時曾說過，‘清統治者對待明史的態度在乾隆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由於統治的穩固，清統治者不再像剛入關的時候需要拉攏明朝遺臣以及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員。為尊者諱，儘量避免寫及明朝皇帝陰暗面以及為崇禎報仇的大旗口號早已放到一邊。害怕漢人產生明朝那麼好乾嘛要接受外族清統治的心理成為主要認同。藉著拔高袁崇煥否定崇禎開始，清修明史開始了對明朝歷代帝王的抹黑之路。並且由於明史修成後清朝將第一手的明代官方史料毀滅殆盡，所以此後我們對於明代的印象只能是清朝統治者為我們描述的樣子’。因為確實有縫可叮，萬曆皇帝成為被黑的絕佳物件，以至於‘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一度盛行。

不僅如此，充分發揚嚴於律人，寬以待己精神的明代言官們完全不考慮皇帝的實際情況，為罵而罵。萬曆皇帝也曾苦口婆心的跟他們解釋，可這幫人完全不聽，只想著自己以諍臣流芳千古的美夢。出於抹黑萬曆的目的，這些人的奏摺、作品也被刻意收集，保留。

萬曆皇帝為解決朝廷財政狀況而向天下大派礦監、稅監；重新丈量土地，清查出大批被隱瞞的田地。萬曆年間全國可徵稅的耕地面積達到了有明以來最高的七百餘萬頃。萬曆皇帝的這些舉措大大充實了朝廷的收入和內庫，‘萬曆三大徵’的大部分花費竟然出自於皇帝內庫。但這些減輕百姓負擔，增加朝廷財政收入的舉措卻得罪大量利益集團。一時間他們在各地和朝中掀起一輪又一輪的破壞行動。掌握輿論話語權的利益集團隨之也極力抹黑萬曆皇帝。

同樣萬曆皇帝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比如部分礦監、稅監對百姓富戶口侵掠；比如對朝政的消極等等。但有一點，那就是在解決朝廷財政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取之於利益集團而非百姓。因為他深刻的認識到，朝廷加稅一釐到實際執行的地方官員那裡就可能變成一兩。長此以往，官逼民反，國家必然動盪不安。只是這樣就變成了皇權與利益集團的鬥爭，最終隨著天啟皇帝的蹊蹺死亡；魏忠賢被崇禎所殺，利益集團取得了勝利。

此後朝廷的各項用度就完全取之於百姓，活不下去的百姓大量逃亡，加入起義軍，終至攻破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