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絳稱伯讓波（智幛吉祥賢）。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第五世祖師，出身於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堅贊，伯父即薩迦四世祖師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從幼年時起，在讀寫、學法、聽經、修習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眾人說：‘他一定是位聖人。’因此將他的名字稱為八思巴（意為聖者）”。元憲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會見忽必烈，與後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忽必烈即位後，八思巴被尊為“國師”、“帝師”。
佛教自七世紀傳入吐蕃，九世紀中葉，因遭到吐蕃王朝達瑪贊普“禁佛”的打擊，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後，西藏社會陷入分裂狀態，奴隸制也逐漸向封建農奴制轉化，十世紀後半期，佛教又開始復興。十一世紀中葉，隨著封建農奴制的發展，各地農奴主的統治地位日益鞏固，彼此間的爭奪加劇，他們也各自同佛教勢力建立了密切關係，藏傳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別。當時，影響較大的有噶當（“噶”，藏語意為“佛語；“當”，意為“教授”或“教誡”；“噶當”意為一切佛語一經律論三藏都是對僧人修行全過程的指導，該派在藏北當雄西南建熱振寺）、噶舉（藏語意為“口授傳承”，該派支系最多，噶瑪噶舉、蔡巴噶舉、帕竹噶舉是其較大的派系，其中噶瑪噶舉派首創活佛轉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紅帽系兩個活佛轉世系統）和薩迦（藏語意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確切記載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與蒙古統治者聯絡的建立當始自窩闊臺的兒子闊端。但中外藏學家中也有人提出這種聯絡的建立可能開始於成吉思汗時期。無論如何，薩迦派與蒙古上層的聯絡確始於闊端而政治關係的確立則完成於忽必烈。
窩闊臺即位後，將河西地區賜給了次子闊端。闊端駐於涼州，負有向藏族地區發展勢力的任務。闊端招降了金朝鞏州便宜總帥汪古人汪世顯，承製以古代山水畫鑑賞來降的臨洮吐蕃人趙阿哥潘為疊州安撫使，控制了甘、青、川邊界的藏區，為向西藏發展勢力打下了基礎。元太宗窩闊臺十一年（1239），闊端派遣多爾答等率兵入藏，軍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燬了熱振寺和傑拉康寺，殺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區，使“所有‘木門人家’都交納貢款。東從貢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爾，南至捫地區一帶，所有王城都被元軍征服，收歸在元朝國法壓制之下，遵從元帝之命，並派遣使臣朝覲元都”。
繼武力征服之後，他又遣使入藏，徵聘當地有影響、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透過他們，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後，在廣泛地瞭解情況後，向他作了彙報，他決定首先徵聘精通佛教經典的大學者薩迦派第四代祖師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闊端遣使帶著皇帝的詔書前往迎請，薩班在與其周圍重要人物商量後，決定前往。
1243年，薩班與其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隨使者上路，一路上講經傳法，1246年八月到達涼州。此時，正值大蒙古國選舉大汗的忽裡勒臺召開之際，闊端不在涼州。第二年一月，薩班一行才得以謁見闊端，他為闊端講經說法，治病禳災，很受器重。闊端說：“汝攜帶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從一起前來，是眷顧於我。汝以頭來歸順，他人以腳來歸順，汝系因我召請而來，他人則是因恐懼而來，此情吾豈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習吐蕃教法，可仍著八思巴學習之，著恰那多吉學習蒙古語言。若吾以世間法護持，汝以出世間法護持，釋迦牟尼之教法豈有不遍弘於海內者歟！”實際上，闊端在學習佛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向薩班勸降。薩班受到的禮遇，使他確信依靠蒙古貴族將有利於薩迦派的發展。因而在這裡薩班已經代表西藏各派勢力同蒙古貴族進行了談判，並決定西藏歸附蒙古。條件是蒙古國在西藏調查戶口，編造清冊。徵收賦稅，任命達魯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繼續任職，從而確定了蒙古貴族依靠薩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針。
1251年，蒙古諸王、大臣的忽裡勒臺選舉蒙哥為蒙古國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總漠南軍國事。薩班歸降蒙古的決定並沒有得到全體藏地上層人士的認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還沒有完全歸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層也在進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裡禱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與兩淮、四川等處蒙古、漢軍，“皆前徵進”。一方面利用薩迦派上層與闊端的關係繼續對各派上層進行勸降活動。
十一月，薩班死，八思巴繼為薩迦派教主。憲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漢地、斡羅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戶口。八思巴以薩迦派教主的身份寫信給西藏僧俗上層，一方面通報薩迦·班智達病逝的訊息，一方面通報蒙哥即位和清查戶口的有關情況，並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與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層解釋詳情，避免驚懼，保證括戶順利進行。
在清查西藏戶口的基礎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區的先例對西藏地區也實行了分封，將止貢劃歸自己、察巴分給忽必烈、迦薩分給闊端、噶瑪分給阿里不哥，旭烈兀則得到了帕竹派地區。
忽必烈受命徵雲南。夏，駐軍六盤山，遣使涼州迎請。
薩迦·班智達，八思巴與闊端子蒙哥都至六盤山會見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與之結成施主和福田關係。這是八思巴與忽必烈的第一次會見，它對八思巴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為薩迦派與元朝統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當時，忽必烈的軍營中已經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舉派僧人。但是，他們知名度不高，影響不大。當時，南宋軍隊在邊界上堅壁清野，對忽必烈自臨洮進軍四川不利，他決定取道甘、青、川藏區，對南宋實行戰略包抄。為了順利地透過藏區，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響大的藏族上層人士的協助。於是他邀請在涼州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瑪噶舉派教主噶瑪拔希到軍營中會見。
八思巴大約在該年冬天至忽必烈軍營，向忽必烈介紹了西藏的歷史、宗教情況。在王妃察必的鼓勵下，忽必烈開始接受佛教。
憲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薩迦派的密法灌頂，在察必的支援調停下，與八思巴結成了施主與上師的關係，而噶瑪拔希卻遲遲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時，八恩巴在涼州主持了其伯父薩迦·班智達靈塔開光儀式。當忽必烈自雲南北返時，他再一次到軍營中會見其施主，並追隨忽必烈到達漢地。忽必烈對年輕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遠道來投十分重視，“頒給八思巴一份稱為‘藏文詔書’（扎撒博益瑪）的文書，肯定八思巴作為他的宗教上師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擔任佛教的施主”。
憲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專區東部、昌都專區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地區），可能為迎請傳戒上師和宣諭藏文詔書。不久，又返回忽必烈營地，並見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帶回的佛牙舍利。
憲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獻《新年吉祥祝辭》，稱忽必烈為“尊勝人主”，祝願他“勝於各方”。至此，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特殊的宗教與政治關係正式確立。同年噶瑪拔希也曾晉見忽必烈，但他拒絕了忽必烈請他長期留在身邊的要求，並轉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後來，在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奪汗位之際，他因涉嫌支援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懲罰，從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統治者發展本派勢力的機會，八思巴便成為忽必烈身邊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勢力的代表。
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為一名正式佛教僧侶的全部儀式。然後又返回忽必烈營帳。
憲宗七年（1257），忽必烈與蒙哥兄弟間矛盾公開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權，不能參加對宋戰爭；阿蘭答兒、劉太平等開始檢查陝西、河南錢穀出入，忽必烈處境困難。為了趨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為他舉行了稱為“燒施”的宗教活動，三月，寫了《五天女贊》，為忽必烈禳災祈福。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臺山，以一個佛教徒的眼光，寫詩讚頌五臺，在西藏佛教界影響甚大。冬，忽必烈親自朝見蒙哥，兄弟釋嫌，重歸於好，忽必烈處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應提高。
憲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託，在開平主持釋道兩教關於《老子化胡經》真偽的辯論大會，除漢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還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參加，八思巴也參加了這一“彙集了當時大半個中國的釋、道、儒三家精英的學術大會”。他以自己廣博的知識、雄辯的口才，向道士問難並使之辭窮，從而使佛教理論在這次辯論中戰勝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約被罰削髮為僧。這場辯論對忽必烈尊崇佛教無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數時間在忽必烈軍營或王府，從事佛教理論的研習修持，為忽必烈及其諸妃、諸子祈福禳災。當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時，他也自開平到達那裡。顯然，他也是忽必烈爭奪最高統治權的支持者之一。
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獻上所創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請求八思巴向他傳授灌頂時，改西夏王的玉印為帝師印，又封八思巴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護持國政，五明班智達帝師”。
帝師是皇帝和皇室成員的老師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國佛教僧人的領袖，位在諸王之上。帝師嗣位，要賜封詔玉印，宣諭天下；新君即位，要對帝師降詔褒獎；頒發給帝師的詔書為專用的“珠詔”，帝師至京師，用皇帝出行儀仗之半為前導，百官效迎。
帝師代表佛教保佑皇帝，為皇室作各種名目的佛事，如為皇帝和皇室成員祝延聖壽、禳災祛難、祈禱國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個人而言，他即利用漢儒在漢地實行漢法，也利用藏傳佛教為鞏固其統治服務。忽必烈非常重視八思巴所創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經進呈，他立即下詔在全國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為基礎創制的一套拼寫符號，採用豎行自左至右的書寫方式，“它可以用來拼寫蒙古、漢、畏兀、藏等語言，所以實際上是供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創制可以說是在元朝統一中國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扣算統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嘗試，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來記寫漢語的嘗試。對元朝將眾多的民族統一為一個大帝國和消除或減少民族間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忽必烈與八思巴的歷史性會見和他們之間宗教、政治關係的確立對元朝的統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絳稱伯讓波（智幛吉祥賢）。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第五世祖師，出身於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堅贊，伯父即薩迦四世祖師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從幼年時起，在讀寫、學法、聽經、修習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眾人說：‘他一定是位聖人。’因此將他的名字稱為八思巴（意為聖者）”。元憲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會見忽必烈，與後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忽必烈即位後，八思巴被尊為“國師”、“帝師”。
佛教自七世紀傳入吐蕃，九世紀中葉，因遭到吐蕃王朝達瑪贊普“禁佛”的打擊，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後，西藏社會陷入分裂狀態，奴隸制也逐漸向封建農奴制轉化，十世紀後半期，佛教又開始復興。十一世紀中葉，隨著封建農奴制的發展，各地農奴主的統治地位日益鞏固，彼此間的爭奪加劇，他們也各自同佛教勢力建立了密切關係，藏傳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別。當時，影響較大的有噶當（“噶”，藏語意為“佛語；“當”，意為“教授”或“教誡”；“噶當”意為一切佛語一經律論三藏都是對僧人修行全過程的指導，該派在藏北當雄西南建熱振寺）、噶舉（藏語意為“口授傳承”，該派支系最多，噶瑪噶舉、蔡巴噶舉、帕竹噶舉是其較大的派系，其中噶瑪噶舉派首創活佛轉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紅帽系兩個活佛轉世系統）和薩迦（藏語意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確切記載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與蒙古統治者聯絡的建立當始自窩闊臺的兒子闊端。但中外藏學家中也有人提出這種聯絡的建立可能開始於成吉思汗時期。無論如何，薩迦派與蒙古上層的聯絡確始於闊端而政治關係的確立則完成於忽必烈。
窩闊臺即位後，將河西地區賜給了次子闊端。闊端駐於涼州，負有向藏族地區發展勢力的任務。闊端招降了金朝鞏州便宜總帥汪古人汪世顯，承製以古代山水畫鑑賞來降的臨洮吐蕃人趙阿哥潘為疊州安撫使，控制了甘、青、川邊界的藏區，為向西藏發展勢力打下了基礎。元太宗窩闊臺十一年（1239），闊端派遣多爾答等率兵入藏，軍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燬了熱振寺和傑拉康寺，殺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區，使“所有‘木門人家’都交納貢款。東從貢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爾，南至捫地區一帶，所有王城都被元軍征服，收歸在元朝國法壓制之下，遵從元帝之命，並派遣使臣朝覲元都”。
繼武力征服之後，他又遣使入藏，徵聘當地有影響、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透過他們，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後，在廣泛地瞭解情況後，向他作了彙報，他決定首先徵聘精通佛教經典的大學者薩迦派第四代祖師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闊端遣使帶著皇帝的詔書前往迎請，薩班在與其周圍重要人物商量後，決定前往。
1243年，薩班與其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隨使者上路，一路上講經傳法，1246年八月到達涼州。此時，正值大蒙古國選舉大汗的忽裡勒臺召開之際，闊端不在涼州。第二年一月，薩班一行才得以謁見闊端，他為闊端講經說法，治病禳災，很受器重。闊端說：“汝攜帶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從一起前來，是眷顧於我。汝以頭來歸順，他人以腳來歸順，汝系因我召請而來，他人則是因恐懼而來，此情吾豈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習吐蕃教法，可仍著八思巴學習之，著恰那多吉學習蒙古語言。若吾以世間法護持，汝以出世間法護持，釋迦牟尼之教法豈有不遍弘於海內者歟！”實際上，闊端在學習佛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向薩班勸降。薩班受到的禮遇，使他確信依靠蒙古貴族將有利於薩迦派的發展。因而在這裡薩班已經代表西藏各派勢力同蒙古貴族進行了談判，並決定西藏歸附蒙古。條件是蒙古國在西藏調查戶口，編造清冊。徵收賦稅，任命達魯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繼續任職，從而確定了蒙古貴族依靠薩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針。
1251年，蒙古諸王、大臣的忽裡勒臺選舉蒙哥為蒙古國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總漠南軍國事。薩班歸降蒙古的決定並沒有得到全體藏地上層人士的認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還沒有完全歸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層也在進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裡禱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與兩淮、四川等處蒙古、漢軍，“皆前徵進”。一方面利用薩迦派上層與闊端的關係繼續對各派上層進行勸降活動。
十一月，薩班死，八思巴繼為薩迦派教主。憲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漢地、斡羅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戶口。八思巴以薩迦派教主的身份寫信給西藏僧俗上層，一方面通報薩迦·班智達病逝的訊息，一方面通報蒙哥即位和清查戶口的有關情況，並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與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層解釋詳情，避免驚懼，保證括戶順利進行。
在清查西藏戶口的基礎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區的先例對西藏地區也實行了分封，將止貢劃歸自己、察巴分給忽必烈、迦薩分給闊端、噶瑪分給阿里不哥，旭烈兀則得到了帕竹派地區。
忽必烈受命徵雲南。夏，駐軍六盤山，遣使涼州迎請。
薩迦·班智達，八思巴與闊端子蒙哥都至六盤山會見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與之結成施主和福田關係。這是八思巴與忽必烈的第一次會見，它對八思巴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為薩迦派與元朝統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當時，忽必烈的軍營中已經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舉派僧人。但是，他們知名度不高，影響不大。當時，南宋軍隊在邊界上堅壁清野，對忽必烈自臨洮進軍四川不利，他決定取道甘、青、川藏區，對南宋實行戰略包抄。為了順利地透過藏區，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響大的藏族上層人士的協助。於是他邀請在涼州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瑪噶舉派教主噶瑪拔希到軍營中會見。
八思巴大約在該年冬天至忽必烈軍營，向忽必烈介紹了西藏的歷史、宗教情況。在王妃察必的鼓勵下，忽必烈開始接受佛教。
憲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薩迦派的密法灌頂，在察必的支援調停下，與八思巴結成了施主與上師的關係，而噶瑪拔希卻遲遲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時，八恩巴在涼州主持了其伯父薩迦·班智達靈塔開光儀式。當忽必烈自雲南北返時，他再一次到軍營中會見其施主，並追隨忽必烈到達漢地。忽必烈對年輕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遠道來投十分重視，“頒給八思巴一份稱為‘藏文詔書’（扎撒博益瑪）的文書，肯定八思巴作為他的宗教上師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擔任佛教的施主”。
憲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專區東部、昌都專區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地區），可能為迎請傳戒上師和宣諭藏文詔書。不久，又返回忽必烈營地，並見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帶回的佛牙舍利。
憲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獻《新年吉祥祝辭》，稱忽必烈為“尊勝人主”，祝願他“勝於各方”。至此，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特殊的宗教與政治關係正式確立。同年噶瑪拔希也曾晉見忽必烈，但他拒絕了忽必烈請他長期留在身邊的要求，並轉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後來，在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奪汗位之際，他因涉嫌支援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懲罰，從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統治者發展本派勢力的機會，八思巴便成為忽必烈身邊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勢力的代表。
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為一名正式佛教僧侶的全部儀式。然後又返回忽必烈營帳。
憲宗七年（1257），忽必烈與蒙哥兄弟間矛盾公開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權，不能參加對宋戰爭；阿蘭答兒、劉太平等開始檢查陝西、河南錢穀出入，忽必烈處境困難。為了趨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為他舉行了稱為“燒施”的宗教活動，三月，寫了《五天女贊》，為忽必烈禳災祈福。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臺山，以一個佛教徒的眼光，寫詩讚頌五臺，在西藏佛教界影響甚大。冬，忽必烈親自朝見蒙哥，兄弟釋嫌，重歸於好，忽必烈處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應提高。
憲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託，在開平主持釋道兩教關於《老子化胡經》真偽的辯論大會，除漢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還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參加，八思巴也參加了這一“彙集了當時大半個中國的釋、道、儒三家精英的學術大會”。他以自己廣博的知識、雄辯的口才，向道士問難並使之辭窮，從而使佛教理論在這次辯論中戰勝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約被罰削髮為僧。這場辯論對忽必烈尊崇佛教無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數時間在忽必烈軍營或王府，從事佛教理論的研習修持，為忽必烈及其諸妃、諸子祈福禳災。當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時，他也自開平到達那裡。顯然，他也是忽必烈爭奪最高統治權的支持者之一。
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獻上所創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請求八思巴向他傳授灌頂時，改西夏王的玉印為帝師印，又封八思巴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護持國政，五明班智達帝師”。
帝師是皇帝和皇室成員的老師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國佛教僧人的領袖，位在諸王之上。帝師嗣位，要賜封詔玉印，宣諭天下；新君即位，要對帝師降詔褒獎；頒發給帝師的詔書為專用的“珠詔”，帝師至京師，用皇帝出行儀仗之半為前導，百官效迎。
帝師代表佛教保佑皇帝，為皇室作各種名目的佛事，如為皇帝和皇室成員祝延聖壽、禳災祛難、祈禱國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個人而言，他即利用漢儒在漢地實行漢法，也利用藏傳佛教為鞏固其統治服務。忽必烈非常重視八思巴所創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經進呈，他立即下詔在全國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為基礎創制的一套拼寫符號，採用豎行自左至右的書寫方式，“它可以用來拼寫蒙古、漢、畏兀、藏等語言，所以實際上是供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創制可以說是在元朝統一中國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扣算統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嘗試，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來記寫漢語的嘗試。對元朝將眾多的民族統一為一個大帝國和消除或減少民族間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忽必烈與八思巴的歷史性會見和他們之間宗教、政治關係的確立對元朝的統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