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是清世祖福臨（即順治帝）的叔父，又是清太宗皇太極的異母弟，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幼子。
努爾哈赤共生十六子。長子褚英早死，皇太極是第八子，多爾袞則為第十四子。皇太極系皇后葉赫那拉氏所生，多爾袞與其兄阿濟格（第十二子）為大妃烏拉納拉氏所生。
多爾袞比褚英小三十二歲，比皇太極小二十歲，比阿濟格小七歲，比同母弟多鐸大兩歲。
多爾袞幼年時便深為其父鍾愛，封為貝勒。天聰二年（1628年）以初次從徵察哈爾多羅特部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滿語聰明之意）。是年十六歲。
此後數次率軍入侵明境內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又征伐察哈爾、北韓，並攻打大淩河、錦州、松山等地，為皇太極所器，逐漸躍居於後金軍主帥之列。天聰五年執掌吏部，崇德元年（1636年）封為和碩睿親王。是年二十四歲。
崇德八年皇太極突然病故。因儲嗣未定，皇位爭奪戰一觸即發。多爾袞與豪格（皇太極長子）爭奪激烈，雙方劍拔弩張，相持不下。在力量對比不利於自身的形勢下，多爾袞提議擁立皇太極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為帝，由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折衷方案為雙方接受，危機得以緩解。
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濟爾哈朗宣佈今後凡有政事先啟奏多爾袞，從此多爾袞集大權於一身，其地位越過濟爾哈朗。濟爾哈朗系努爾哈赤養子，名分不如其弟，拱手相讓亦在情理之中。
三月十六日，清軍錦州守將艾度禮獲悉明寧遠軍民棄城南撤、遷徙山海關的情況，當即上報。清廷聞報，通令全國“修整軍器，儲糧秣馬，俟四月初大舉進討”。
四月九日順治帝授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率師徵明。此時清廷並不知道關內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故多爾袞自盛京（今遼寧瀋陽）啟程一路西行，十三日抵達遼河時方才得知李自成佔據京師的片斷訊息。多爾袞徵詢了洪承疇的意見後，繼續西行仍不南下，則是因為山海關其時由吳三桂把守，而山海關被清軍視為不可逾越的障礙。
四月十五日，多爾袞在翁後（今遼寧阜新）遇見吳三桂派來借兵的使者楊坤、郭雲龍。當他們把吳的求助信件交給多爾袞後，“九王（即多爾袞）欲探其言之虛實，遣其妻弟拜然與漢將一人偕往山海關，漢將一人則方留在營中”。當日多爾袞改變行軍路線，次日行至西拉塔拉，始回覆吳三桂道：“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唯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賊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即吳三桂）遣使致書，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
由此可知，直到此時多爾袞方才確切瞭解北京發生的事態，從而改換出師之旗號，由“伐明”變為“滅賊”，攘奪大明江山的虎狼之眾，頓成出民水火的仁義之師。一夜之間奉命大將軍變成違命大將軍。換了別人就是欺君之罪。如此這般的決策只有多爾袞敢作敢為。因為此時的多爾袞大權獨攬，實乃皇帝的化身。
與此同時，多爾袞還做了兩個決定，一是派人返回盛京搬運紅衣大炮，一是派人前往山海關打探，並命令所部放緩行軍速度。
五天以後，即四月二十日，以龜速行進的清軍抵達連山（今遼寧錦西）。次日清晨李自成到達山海關。
也是在二十日，多爾袞收到了吳三桂又一封求助信。這封信比前一封語氣更誠懇急迫，甚至求多爾袞率兵趕來山海關。
多爾袞急發馳行，“一行皆未及打火（即開飯）矣。達夜疾馳，人馬飢渴，黃塵張天，夜色如漆，人莫開眼，咫尺不辨……一晝夜之間行二百里矣。”
二十二日清軍前鋒趕至山海關城外，駐兵歡喜嶺，高張旗幟以待。吳三桂從城上望見，急呼數騎，突圍出外城，馳入清營見多爾袞。這時吳三桂一部力屈投降，多爾袞聞訊，即揮師入關。
時大順軍與吳三桂軍在關城西郊的石河西岸酣戰正急。多爾袞率三萬騎兵居中進行正面衝擊，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率萬騎從左右兩翼包抄大順軍後隊，三路鐵騎風馳電掣齊向大順軍撲來。
清軍五萬騎參戰，使大順軍的數量優勢轉化為劣勢。大順軍既沒有清軍參戰的精神準備，也沒有臨敵應變的後備兵力。於是，在清軍與吳三桂軍的聯合進攻下，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很快潰不成軍。石河之戰以大順軍的慘敗而告結束，李自成率餘部撤回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的第四天，即五月初三日，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便開進北京。清廷特為崇禎帝發喪，追贈廟號為懷宗。
多爾袞一到北京便宣稱“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後又大力招納降臣，起用和優待明朝舊臣。五月起用罷歸原籍的大學士馮銓，任命為內弘文院大學士。六月授洪承疇內秘書院大學士。八月召用明大學士謝陞為建極殿大學士。降清較早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吳三桂皆受封王爵。清廷還分派大批降臣去各地擔任巡撫、招撫、鎮將等職，充實地方政權機構。
於是，大批明朝降臣紛紛進入新朝部院卿寺和地方官行列。
十月初，多爾袞奉請順治帝福臨迂都北京，“定鼎燕京”，“即皇帝位”，“仍用大清國號，順治紀元，率由初制”，從而正式宣佈對中國開始實行統治。多爾袞竟不勞而獲，垂手得到了大明江山，進而入主中國。
有意思的是，多爾袞生於壬子年（1612年），與吳三桂同歲，比王永吉小十二歲，比楊嗣昌小二十四歲，四人皆屬鼠。
多爾袞因而權勢日增，位尊功高，“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專掌之”。甲申年十月加封為叔父攝政王，後又自稱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成為入關之初滿清王朝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多爾袞入朝時諸臣皆跪。又將本應貯於大內的信符貯於自己府中，代天攝政，“賞罰等於朝廷”。他的親信也狐假虎威，對順治帝輕蔑無禮。一次福臨去攝政王府，侍衛“懼有叵測，急歸挾弓矢追從，密為防衛”。順治四年多爾袞以體有風疾，跪拜不便為由，對順治帝不再行跪拜禮。
清軍入山海關後，李自成軍退回陜西，張獻忠駐軍四川。明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多爾袞先以重兵追擊李自成於陜西、湖北，覆命豪格入四川攻張獻忠。次年多爾袞派兵下江南，渡長江，破南京，朱由崧出走蕪湖，弘光帝僅在位一年而亡。
順治三年，朱由崧被害於北京，清軍攻入浙江，六月破紹興，南明魯王遁走入海。八月清軍入福建，破延平、汀州，唐王被執。隨後清軍相繼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
多爾袞攝政期間，除雲貴等地尚有南明桂王政權及農民軍餘部，海上有鄭成功抗清活動外，清軍已佔有全國大半地區，為清朝建立全國政權打下初步基礎。
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爾袞以“身體欠安，居家煩悶”而出獵邊外。十二月初九突然死亡於喀喇河屯（今河北灤平東），年僅三十九歲。與李自成（1606-1645）相同，比張獻忠（1606-1646）少活一歲。
多爾袞從十七歲起就隨皇太極出征。皇太極稱帝后，多爾袞幾乎每年都領兵作戰，且多為大戰惡仗，均沒有記載，說他的健康有問題。
順治四年多爾袞稱“體有風疾”，多半是不向順治帝行跪拜禮的藉口。所謂“風疾”即風溼性關節炎，是滿人的一種常見病，並非致命的疾患。
多爾袞臨死前一年，姜瓖據大同叛清，他還率師親征。
多爾袞死亡當年，他還處理過幾件軍政大事和個人私事，說明其健康狀況並無異常。如正月納豪格福晉為妃。五月與北韓送來的福晉成婚。雖說軍政勞務及沉溺女色，有可能損害他的健康，卻不致於導致突然死亡，而臨死前毫無徵兆。
十一月“出邊狩獵”也說明他的健康狀況並無大礙。從京城到喀喇河屯兩地直線距離160公里，繞道遵化也不過300公里，而多爾袞一行足足走了23天，途中批覽文牘、下令恩賞，並沒有什麼勞神煩心的軍政大事。十一月十三日從北京出發，十二月初七到達喀喇河屯，因病留在此地休息。初九日“戌時皇父攝政王猝薨”。
關於多爾袞的死因，官方的記載含糊不清。談遷《北遊錄》的記載較具體：
在這場宮廷政變中，多爾袞黨羽英王阿濟格、大學士剛林以及譚泰、何洛會、祁充格等人先後被處死。剛林雖反戈一擊有功，亦難辭其咎。
現存檔案《皇父攝政王外出圍獵日記》記載了隨行人員的名單，鄭親王濟爾哈朗名列首位。濟爾哈朗與多爾袞同為輔政大臣，但多爾袞名列其先。多爾袞率軍入關後便極力排斥濟爾哈朗，“專擅威權”，“目無鄭親王”。順治四年二月，“不令鄭親王預政”。五年三月，又羅織.濟爾哈朗十餘條罪狀，予以貶黜，並命他為定遠大將軍率軍出征。
最早聯名揭發多爾袞罪狀的，主要也是以濟爾哈朗為首的隨行人員。多爾袞死後不久，隨行人員中有幾個受到緣由不明的封賞，如封多尼為和碩信親王，封滿達海為和碩巽親王等。
多爾袞死後，福臨宣佈親政。親政後所作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清除多爾袞的殘餘勢力。順治八年二月，釋出詔書列訴多爾袞十四條“謀篡”罪狀，稱其“逆謀果真，神人共憤”，將多爾袞母子及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並平毀墓葬。與此同時，還清除了一大批多爾袞的親信，起用了被多爾袞貶黜的大臣，又將多爾袞領有的正白旗收歸皇帝所有。
順治九年正月，福臨解除了濟爾哈朗輔政大臣的職銜。諭內三院曰：“以後一應奏章悉聽朕覽，不必啟和碩鄭親王”，將軍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隨後又賜金寶加封其為叔和碩鄭親王，以示寬慰。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以詔諭方式為多爾袞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他在開國時的功績，“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配享太廟”。
多爾袞是清世祖福臨（即順治帝）的叔父，又是清太宗皇太極的異母弟，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幼子。
努爾哈赤共生十六子。長子褚英早死，皇太極是第八子，多爾袞則為第十四子。皇太極系皇后葉赫那拉氏所生，多爾袞與其兄阿濟格（第十二子）為大妃烏拉納拉氏所生。
多爾袞比褚英小三十二歲，比皇太極小二十歲，比阿濟格小七歲，比同母弟多鐸大兩歲。
多爾袞幼年時便深為其父鍾愛，封為貝勒。天聰二年（1628年）以初次從徵察哈爾多羅特部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滿語聰明之意）。是年十六歲。
此後數次率軍入侵明境內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又征伐察哈爾、北韓，並攻打大淩河、錦州、松山等地，為皇太極所器，逐漸躍居於後金軍主帥之列。天聰五年執掌吏部，崇德元年（1636年）封為和碩睿親王。是年二十四歲。
崇德八年皇太極突然病故。因儲嗣未定，皇位爭奪戰一觸即發。多爾袞與豪格（皇太極長子）爭奪激烈，雙方劍拔弩張，相持不下。在力量對比不利於自身的形勢下，多爾袞提議擁立皇太極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為帝，由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折衷方案為雙方接受，危機得以緩解。
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濟爾哈朗宣佈今後凡有政事先啟奏多爾袞，從此多爾袞集大權於一身，其地位越過濟爾哈朗。濟爾哈朗系努爾哈赤養子，名分不如其弟，拱手相讓亦在情理之中。
三月十六日，清軍錦州守將艾度禮獲悉明寧遠軍民棄城南撤、遷徙山海關的情況，當即上報。清廷聞報，通令全國“修整軍器，儲糧秣馬，俟四月初大舉進討”。
四月九日順治帝授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率師徵明。此時清廷並不知道關內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故多爾袞自盛京（今遼寧瀋陽）啟程一路西行，十三日抵達遼河時方才得知李自成佔據京師的片斷訊息。多爾袞徵詢了洪承疇的意見後，繼續西行仍不南下，則是因為山海關其時由吳三桂把守，而山海關被清軍視為不可逾越的障礙。
四月十五日，多爾袞在翁後（今遼寧阜新）遇見吳三桂派來借兵的使者楊坤、郭雲龍。當他們把吳的求助信件交給多爾袞後，“九王（即多爾袞）欲探其言之虛實，遣其妻弟拜然與漢將一人偕往山海關，漢將一人則方留在營中”。當日多爾袞改變行軍路線，次日行至西拉塔拉，始回覆吳三桂道：“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唯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賊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即吳三桂）遣使致書，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
由此可知，直到此時多爾袞方才確切瞭解北京發生的事態，從而改換出師之旗號，由“伐明”變為“滅賊”，攘奪大明江山的虎狼之眾，頓成出民水火的仁義之師。一夜之間奉命大將軍變成違命大將軍。換了別人就是欺君之罪。如此這般的決策只有多爾袞敢作敢為。因為此時的多爾袞大權獨攬，實乃皇帝的化身。
與此同時，多爾袞還做了兩個決定，一是派人返回盛京搬運紅衣大炮，一是派人前往山海關打探，並命令所部放緩行軍速度。
五天以後，即四月二十日，以龜速行進的清軍抵達連山（今遼寧錦西）。次日清晨李自成到達山海關。
也是在二十日，多爾袞收到了吳三桂又一封求助信。這封信比前一封語氣更誠懇急迫，甚至求多爾袞率兵趕來山海關。
多爾袞急發馳行，“一行皆未及打火（即開飯）矣。達夜疾馳，人馬飢渴，黃塵張天，夜色如漆，人莫開眼，咫尺不辨……一晝夜之間行二百里矣。”
二十二日清軍前鋒趕至山海關城外，駐兵歡喜嶺，高張旗幟以待。吳三桂從城上望見，急呼數騎，突圍出外城，馳入清營見多爾袞。這時吳三桂一部力屈投降，多爾袞聞訊，即揮師入關。
時大順軍與吳三桂軍在關城西郊的石河西岸酣戰正急。多爾袞率三萬騎兵居中進行正面衝擊，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率萬騎從左右兩翼包抄大順軍後隊，三路鐵騎風馳電掣齊向大順軍撲來。
“自成按轡岡上，見有騎兵出三桂旁突陣而入者，自成麾後軍益進。或曰：彼騎兵非關寧兵，必滿洲兵也，宜避之。騎兵銳甚，所至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畏令嚴，未敢退。忽塵開，見辮而甲者，鹹驚呼曰：滿兵來矣！”（《庭聞錄》）清軍五萬騎參戰，使大順軍的數量優勢轉化為劣勢。大順軍既沒有清軍參戰的精神準備，也沒有臨敵應變的後備兵力。於是，在清軍與吳三桂軍的聯合進攻下，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很快潰不成軍。石河之戰以大順軍的慘敗而告結束，李自成率餘部撤回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的第四天，即五月初三日，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便開進北京。清廷特為崇禎帝發喪，追贈廟號為懷宗。
多爾袞一到北京便宣稱“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後又大力招納降臣，起用和優待明朝舊臣。五月起用罷歸原籍的大學士馮銓，任命為內弘文院大學士。六月授洪承疇內秘書院大學士。八月召用明大學士謝陞為建極殿大學士。降清較早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吳三桂皆受封王爵。清廷還分派大批降臣去各地擔任巡撫、招撫、鎮將等職，充實地方政權機構。
於是，大批明朝降臣紛紛進入新朝部院卿寺和地方官行列。
十月初，多爾袞奉請順治帝福臨迂都北京，“定鼎燕京”，“即皇帝位”，“仍用大清國號，順治紀元，率由初制”，從而正式宣佈對中國開始實行統治。多爾袞竟不勞而獲，垂手得到了大明江山，進而入主中國。
有意思的是，多爾袞生於壬子年（1612年），與吳三桂同歲，比王永吉小十二歲，比楊嗣昌小二十四歲，四人皆屬鼠。
多爾袞因而權勢日增，位尊功高，“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專掌之”。甲申年十月加封為叔父攝政王，後又自稱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成為入關之初滿清王朝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多爾袞入朝時諸臣皆跪。又將本應貯於大內的信符貯於自己府中，代天攝政，“賞罰等於朝廷”。他的親信也狐假虎威，對順治帝輕蔑無禮。一次福臨去攝政王府，侍衛“懼有叵測，急歸挾弓矢追從，密為防衛”。順治四年多爾袞以體有風疾，跪拜不便為由，對順治帝不再行跪拜禮。
清軍入山海關後，李自成軍退回陜西，張獻忠駐軍四川。明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多爾袞先以重兵追擊李自成於陜西、湖北，覆命豪格入四川攻張獻忠。次年多爾袞派兵下江南，渡長江，破南京，朱由崧出走蕪湖，弘光帝僅在位一年而亡。
順治三年，朱由崧被害於北京，清軍攻入浙江，六月破紹興，南明魯王遁走入海。八月清軍入福建，破延平、汀州，唐王被執。隨後清軍相繼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
多爾袞攝政期間，除雲貴等地尚有南明桂王政權及農民軍餘部，海上有鄭成功抗清活動外，清軍已佔有全國大半地區，為清朝建立全國政權打下初步基礎。
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爾袞以“身體欠安，居家煩悶”而出獵邊外。十二月初九突然死亡於喀喇河屯（今河北灤平東），年僅三十九歲。與李自成（1606-1645）相同，比張獻忠（1606-1646）少活一歲。
多爾袞從十七歲起就隨皇太極出征。皇太極稱帝后，多爾袞幾乎每年都領兵作戰，且多為大戰惡仗，均沒有記載，說他的健康有問題。
順治四年多爾袞稱“體有風疾”，多半是不向順治帝行跪拜禮的藉口。所謂“風疾”即風溼性關節炎，是滿人的一種常見病，並非致命的疾患。
多爾袞臨死前一年，姜瓖據大同叛清，他還率師親征。
多爾袞死亡當年，他還處理過幾件軍政大事和個人私事，說明其健康狀況並無異常。如正月納豪格福晉為妃。五月與北韓送來的福晉成婚。雖說軍政勞務及沉溺女色，有可能損害他的健康，卻不致於導致突然死亡，而臨死前毫無徵兆。
十一月“出邊狩獵”也說明他的健康狀況並無大礙。從京城到喀喇河屯兩地直線距離160公里，繞道遵化也不過300公里，而多爾袞一行足足走了23天，途中批覽文牘、下令恩賞，並沒有什麼勞神煩心的軍政大事。十一月十三日從北京出發，十二月初七到達喀喇河屯，因病留在此地休息。初九日“戌時皇父攝政王猝薨”。
關於多爾袞的死因，官方的記載含糊不清。談遷《北遊錄》的記載較具體：
“初，攝政王膝創，塗以涼膏。太醫傅胤祖謂其非宜。是日圍獵值一虎，須尊者射而眾從之。時王創甚，勉發三矢，度不自支。退詔英王語後事，外莫得聞也。英王即遣三百騎馳入京。大學士剛林知其意，立策馬行，日夜馳七百里，先入京閉九門，遍告宗王、固山等為備。俄三百騎至，皆裹甲，盡收誅之。英王未知也。尋至，被幽。辛卯十月四日死。”在這場宮廷政變中，多爾袞黨羽英王阿濟格、大學士剛林以及譚泰、何洛會、祁充格等人先後被處死。剛林雖反戈一擊有功，亦難辭其咎。
現存檔案《皇父攝政王外出圍獵日記》記載了隨行人員的名單，鄭親王濟爾哈朗名列首位。濟爾哈朗與多爾袞同為輔政大臣，但多爾袞名列其先。多爾袞率軍入關後便極力排斥濟爾哈朗，“專擅威權”，“目無鄭親王”。順治四年二月，“不令鄭親王預政”。五年三月，又羅織.濟爾哈朗十餘條罪狀，予以貶黜，並命他為定遠大將軍率軍出征。
最早聯名揭發多爾袞罪狀的，主要也是以濟爾哈朗為首的隨行人員。多爾袞死後不久，隨行人員中有幾個受到緣由不明的封賞，如封多尼為和碩信親王，封滿達海為和碩巽親王等。
多爾袞死後，福臨宣佈親政。親政後所作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清除多爾袞的殘餘勢力。順治八年二月，釋出詔書列訴多爾袞十四條“謀篡”罪狀，稱其“逆謀果真，神人共憤”，將多爾袞母子及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並平毀墓葬。與此同時，還清除了一大批多爾袞的親信，起用了被多爾袞貶黜的大臣，又將多爾袞領有的正白旗收歸皇帝所有。
順治九年正月，福臨解除了濟爾哈朗輔政大臣的職銜。諭內三院曰：“以後一應奏章悉聽朕覽，不必啟和碩鄭親王”，將軍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隨後又賜金寶加封其為叔和碩鄭親王，以示寬慰。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以詔諭方式為多爾袞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他在開國時的功績，“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配享太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