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是隋將韓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義，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詮，官至趙郡太守。

李靖儀表魁偉，從小就有“文武才略”。

在隋朝，他先任長安縣功曹，後歷任殿內直長、駕部員外郎。

雖然職位卑微，但其才幹卻聞名於隋朝公卿之中。

吏部尚書牛弘，稱讚他有“王佐之才”。

隋朝大軍事家、左僕射楊素，撫著自己的坐床對他說：“你終當坐到這個位置！”

公元620年（武德三年），李靖隨從秦王李世民東進，平定在洛陽稱帝的王世充，以軍功授任開府。

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淵任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李靖兼行軍長史，統轄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進。李靖高瞻遠矚，寬宏大度，不貪財寶，頗得人心，由是江、漢紛紛望風歸降。

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八月，突厥頡利可汗率十餘萬人越過石嶺，大舉進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李淵命李靖為行軍總管，統率一萬多江淮兵駐守太谷，與幷州總管任瑰等迎擊敵人。由於突厥來勢兇猛，諸軍迎戰失利，任瑰全軍覆沒，唯李靖軍得以保全。不久，李靖又為靈州道行軍總管，抗擊東突厥。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剛剛登基，頡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機，率十幾萬精銳騎兵再次進犯涇州（今甘肅涇川西北），並長驅直入，兵臨渭水便橋之北，不斷派精騎挑戰，還派其心腹執失思力入朝，以觀察虛實。當時，唐朝徵調的諸州軍馬，尚未趕到，長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過幾萬人，形勢十分危急。在此種情況下，唐太宗曾冒險親臨渭水橋，與頡利可汗結盟，突厥才退兵。事後，唐太宗擢任李靖為刑部尚書，不久轉任兵部尚書。因他作戰屢建功績，賜實封四百戶。

公元630年（貞觀四年）正月，李靖率領三千精銳騎兵，冒著嚴寒，從馬邑（今山西朔縣）出發，向惡陽嶺挺進，一舉攻入定襄城內，俘獲了隋齊王楊暕之子楊政道及原煬帝蕭皇后，頡利可汗倉皇逃往磧口（今內蒙二連浩特西南），經過兩個月的浴血奮戰，李靖率軍攻滅了吐谷渾，因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等。

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改封李靖為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依舊命他世襲爵位，後因子孫喪命而未執行。

公元643年（貞觀十七年），李靖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畫影象於凌煙閣，尊奉為功臣。李靖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為唐朝的統一與鞏固立下了赫赫戰功。

公元760年（上元元年），唐肅宗把李靖列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並配享於武成王（姜太公）廟。

全書共分上、中、下 三卷:其中上卷四十問答，中卷三十三問答，下卷二十五問答，凡九十八次問答，約一萬餘字。

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中沒有記載，所以，有人懷疑此書為後人託名之作。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

致人而不致於人

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要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

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

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類似思想。

但是，其他人，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麼突出。

奇正思想

"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

自從《老子》提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後，《孫子兵法》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的觀點；其他各兵家，都對奇、正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釋。

《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在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

他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

另外，他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

《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

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運用奇、正，只要運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勝，用奇兵也能勝。

他說:"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

這就對《孫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不再侷限於"以奇勝"了。

奇正相變

在《孫子兵法》中，孫武已經論述到了奇、正之間的相互轉化。

《李衛公問對》進一步說明了這一問題。

他認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兩個方面，"奇正素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那將是十分錯誤的，這是不懂得"奇正相變，迴圈無窮"的道理。

所以，作為將領，"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鬥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僅有奇，或僅有正，都是偏頗的，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加以變化，才是完美的。

示形與奇正

所謂"示形"，就是將真實的目的、意圖、行為藏而不露，讓敵人看到的是假象，以達到欺騙敵人的目的。

這一思想最早也是孫子提出來的。

《李衛公問對》則把"示形"與奇、正聯絡起來，認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敵人，而不是用正兵。

他說:"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

透過"示形"，也就是把奇兵變為正兵，把正兵變為奇兵，"變化莫測"，使敵人不知虛實，無法瞭解真實情況。

"避實擊虛"是《孫子兵法》的一個重要思想。

《李衛公問對》也極其重視虛實問題，它說:"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他並且把虛實同奇正聯絡起來，說:"奇正者，所以致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

它還把奇正與分合聯絡起來，認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過分分散，也不可絕對集中，而應"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由上可知，奇正問題雖非李靖首先提出來，但他確實是有發展的。

攻守一法因情而動

《李衛公問對》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攻守"同歸於勝"。他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於乎勝而已矣。"

這就是說，相對於防禦而言，進攻是防禦的轉機。防禦對於進攻來說，是一種手段或策略。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勝利，殊途同歸，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

他認為，在戰爭中，敵我雙方往往是一方處於守勢，另一方處於攻勢，反之亦然。

它說:"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

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兩種相互分割的作戰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

這就是說，在作戰中，如果進攻時不知防守，防守時不知進攻，這樣，不僅會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兩個方面，而且也會把它們看成具有兩種不同的目的。

這就違背了"同歸於勝"的原則。

二是對《孫子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釋。

曹操在給《孫子兵法》作注時，把"守則不足，攻則有餘"這一思想解釋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這主要是從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來說明攻和守的。

《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

又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守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

李靖強調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而是強調，攻守與"敵未可勝"和"敵可勝"的關係。

也就是說，當"敵未可勝"時，即使我力量有餘，也不應盲目進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敵可勝"，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進攻而不應防守。

這就把攻守策略的實施，取決於己方力量轉變為取決於是否有機可乘或成敗的機率。

同時，《李衛公兵法》強調要因情變化，將帥要根據戰場上的情況，使敵"變主為客"，使己"變客為主"。

當然，攻守中還要注意"心戰"，進攻時，不僅要"攻其城，擊其陣"，還要攻敵之心，瓦解士氣;守時，不僅要"完其壁，堅其陣"，還要保持旺盛計程車氣。

管理教育和軍事訓練

《李衛公問對》還十分重視軍隊的管理教育和軍事訓練，強調將帥要深曉訓練方法，提出分三個階段訓練軍士。

即由單兵到多兵，由分練到合練，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訓練方法。

此外，該書對古代陣法佈列、軍事制度、兵學源流及教閱與實踐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也進行了探討。

它從理論和實踐上考辯八陣，認為八陣是古代的一種陣法，由五陣推演而成，其隊形又可根據戰場地形，分佈列為方、圓、曲、直、銳五種基本形態。

這種考辨也是很有價值的。

重要意義

《李衛公問對》中，多處對《孫子兵法》的命題進行了闡發，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思想。

它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在宋代，被列入《武經七書》中，成為武科必讀之書。

出其不意，奔襲百里，三千鐵騎擊潰匈奴二萬，救出煬帝皇后和孫子，並快馬報長李世民，然後保肖後和皇孫回長安，太宗出城三十里迎之。李靖是帥才，而秦叔寶和程咬金猛將而己。帥才才能有軍事思想的論述，精兵肅紀，令出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