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並不是說平均，儒家文化講的是天地規則，要符合天道人心，怎麼辦？維護社會公正，這個公正是給賢能者以發揮的空間，自然給他們以回報，同時要給弱勢群體以關照，體現人類的關愛。

5.26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反覆強調的是“龢”，什麼是“龢”，就是全民共享發展成果。

在《論語·季民第十六》中有這樣一段話：“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而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是孔子提出的一種稅收思想。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這一段話？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是什麼意思呢？綜上所述這一段話的大概意思為：一個國家的諸侯或封地大夫，不應擔心財富少，而是要擔心財富分配不均; 不要擔心人少，只需擔心境內的不安寧; 財富分配平均，便無所謂貧窮; 人民和睦相處，就不覺得人少； 境內安寧就沒有亡國的危險。

其實總的來說這是孔子的反戰思想，他希望國家之間的問題不應該透過戰爭的方式解決，而是透過採用仁、義、禮、樂等方式解決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從字面上的意思是主張平均分配，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含義不應該如此。

我個人認為有時候“平均”其實是一種相對公平的一種手段，甚至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會經常見到類似的事情。但是這裡的平均不是絕對的平均，一旦貧富出現過大的差距，那麼就會引起動盪。所以適當的平均是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當絕對不是要主張事事都要平均。

孔子在《論語》中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意思是:聽說國君和卿士，不擔心財富匱乏，而是擔心分配不公；不擔心國民生活貧困，而是擔心國民有異心。分配公平就沒有貧與富，大家都一樣就沒有差異，國與家就能穩定而沒有傾覆的危險。

顯然這是一種弱國思想，弱而穩定，在封閉環境可能會是一種選項，但在開放競爭環境中，只會淪為豬羊，“安”是不可得的。逐利是人的本性，用道德約束來壓制人性，是反人性，不可能長久的。

即便是在追求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也提倡“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宣揚“平窮不是共產主義”。

有背於人性的說辭都是道德說教，迂腐之言。儒家學說在治國治家上的理想主義色彩由此可見，孔子一生不被重用，實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與之相反，管仲在他的《管子》中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正與孔子主張相反。管仲認為，國家富強，國民富足，然後禮儀可行，國家安穩自然可得，是一種強國思想。而管仲的理念行之齊國，也確實讓齊國強盛，管仲自己也位極人臣，享譽百世。

對企業來說，做大利益蛋糕，是分配的前提。蛋糕不變，光講平均分配，必定淪為“大鍋飯”、“平均主義”，倒閉破產是必然的結果。我們曾經經歷過，不堪回首。

儒家的思想，基本都是空想主義，看似美好，實是秕糠。毛主席說“祖龍魂死秦猶生,孔學名高實秕糠”，誠是的論。

現在儒門孽種，蠢蠢欲動，不可不防。

“不患寡而患不均”。

隨著人心態的遷變，對於“均”的理解和奉行是不一樣的：

一、當我們困在二元對立的線性思維中：

“均”，就是人人都要和我一樣。我窮，你也必須窮，要和我一樣窮；極少量即富且愚的人，也會“視金錢如糞土”，肆意揮霍。

因為線性思維的人目光極其短淺，思界也極其狹隘，這是最可憐的人群。

二、當我們有所提升，進入初識奉公的面性思維中：

“均”，才是我們常說的“平均主義”，這個大部分人都能認知，說得時候也能說出其危害，但辛辯駁或做事或想道理的時候，就不一定不落入其中了。

三、當我們繼續提升，進入階層變化的體性思維中：

“均”，會是“加權平均”，這裡有個“權變”的概念，對“權”的理解深度，會產生各種簡化主張：“按階分配”、“按勞分配”、“按需分配”，包括現在盛行卻不公開的：“按市分配”，都是平均主義的改良，卻又不離於平均主義。

四、當我們再一步提升，進入動態變化的和合思維中：

“均”這個概念會淡化，甚至“權”也會逐漸淡化，我們的關注點會轉到“權”的變化規律上。

“權”會隨著時代發展而亦步亦趨的實時變化，儘管也是連續狀態，卻又不能用無限求導的數學方式簡單建模，因為理性思辨跟不上如此微妙的節奏。這時，解讀它又需要回歸到感性認知中。

在不斷探求中，“權”會明晰為一個古老的概念：“德”。

“按德分配”，是主觀自知的說法，如果跳到客觀去看他人時，就是“按報分配”，這是一個全體和區域性之間的互動，非廣大時空觀不能得見。

如果普通人到了這裡會非常無趣：“天下如此不公你居然莫名其妙說早己公了？你讓我滿腔積怨的昂揚鬥志往哪裡寄存！”

廣大時空下，天道沒有不公，切割開，就沒有一處是公的狀態，所以才會動，否則時間就失去意義了。

見識到廣大時間，我們存在的意義也會改變：

一種取向：為人謀均，會用順天制命的手段，加快德報的速度，還是不離於德報法則，只是讓它變快，滿足人的需求。

另一種取向：為天謀存，這個人類頭上的這片老天也是有壽命的，人亡人天也會亡，德報快了天壽耗得也快，這個大概就是王東嶽先生一直想講的事情，《物演通論》、“遞弱代償”。

“天人合一”觀也分“左”、“中”、“右”，“左”是加快速度，“右”是減緩速度，“中”就是讓速度維持穩定。

所以“中庸”、“中道”、“中觀”，都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之上的一種取向，華人是傾向於取“中”的。

再回到“均”的問題上，對於人的根本利益來說：

“左”，拿得快死得快；

“右”，拿得慢積怨深，死得也不慢。

“中”：知知拿拿，隨取隨用，這個是我們最有利的狀態。

所以“均”這個事情，就變成“報德”認知的事情，社會問題落回了教育根本。

在教育成果未完全發揮作用之前，自制（禮）、他制（法），都會保障我們的安全；自由、民主，會提升我們的受教、育成度。

儒家“不患寡患不均”的觀念，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平均，而在公平。

禮義其實就是規矩，法家稱作律法，只是名字不同，但功用其實是相同的。

法家把規矩詳細地寫下來，強制推行；而儒家用道德人心來教化，讓人理解、認同規矩，所以格外地要求公平二字。這就好比，社會上一些小公司，經常被人吐槽管理混亂。其實並不是由於這些公司制度缺失，而在於處理事情顯得不公平。一次不公平的處理要比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更能讓人寒心。

一個是物質上的過失，改正很容易，只需要另立規則就好；但另一個卻是人心的流失，這種裂痕很難修補。

不同於道家、法家的愚民政策，儒家因為要讓人懂規矩、認可規矩，所以必須推行智民的方略。將教育的許可權從官方下放到民間就是一次明顯的舉措。

這就表明，如果想要規矩被人認可，就必須合情合理。所以“公平”二字就顯得十分重要。說穿了，儒家的規則不是直接管理社會的，而是管理組成、左右社會的人心。

這種提法是有一個對比，即“寡”和“不均”二選一，只在這一個層面上來比較。每一個階層都有每一個階層的規則，不能用君王的待遇去招待百姓，這是不合尊卑規矩的。

就好比不同崗位的薪資標準是不一樣的，對比的只能是同一崗位的待遇而已。

所以不是事事都要平均，而是在於對比中的公平。

電影《上甘嶺》中有這樣一幕：一個蘋果，在指揮員、戰鬥員、傷員手中來回傳遞，誰都不忍吃第一口，後來連長帶頭咬一小口，往下傳遞。一個蘋果，在坑道里傳遞了兩圈，才被吃完。

這一幕，並不是虛構的橋段，而是取材於真實事實:在極其慘烈的拉鋸爭奪戰中，堅守上甘嶺高地的志願軍的地面工事被美韓聯軍的炮火摧毀殆盡，指戰員們被迫轉入坑道中。在對方築壘封鎖、轟炸爆破、切斷水源，甚至施放毒劑、煙燻等手段下，坑道里潮溼、空氣混濁，環境異常惡劣。更為嚴重的是，缺乏食物以及水源，戰士們嘴唇開裂，口中幾乎沒有了唾液，甚至出現了飲尿救急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那麼多人，一個蘋果。在大家的手裡轉來轉去，沒有人吃第一口。最後在連長的帶動、命令下，才一人一小口開始吃。轉了兩圈，才把那個蘋果吃完。

在直面死亡的極端形勢下，在生理承受達到極限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讓人屹立不倒，頑強戰鬥、絕不屈服的應該只有精神的力量了——最核心的大概就是民族尊嚴與國之榮辱。

所以，“均”，不應該是指在分發財物、領取酬勞的時候人人有份、人人均等。不是指事事處處都搞平均主義，而是指在國難當頭、百姓遭殃的時候，每個人都想著國之安危、民族的興亡、百姓的福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人有責、人人有份，人人出力、人人奉獻——這個時候，“寡”與“不寡”就是最重要的了，大家都在想努力奉獻、全力以赴地拯救危難，沒有人會去計較個人的得失與多少——就像那一個蘋果，沒有人吃第一口，整整轉了兩圈，才把這個小小的蘋果吃完。

要讓每一個人，都像熱愛自己的家一樣去熱愛自己的國——那麼這個國家領導人必須以身作則，必須把每一個人的飢寒溫飽都放在心上，把每一個人都視為自己的家人才可以讓人們與之同甘共苦、同生死共患難，而不計較個人的得失、生死。——“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不患寡而患不均，講的是人心，並不一定是儒家的政治主張。

不同的處境與不同的環境條件，必形成資源支配與人事支配關係的不均衡，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因資源與環境與人的作為與能力及其支配關係而產生資源與所得關係的不均衡，這個不均衡必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比較與利益支配關係考量。在資源與環境與支配關係的比較下，必導致人們以資源與支配關係來評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衡量與利益支配，它同樣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評價與利益考量。

生命理唸的同一性在利益與支配關係的考量下，導致理念與支配關係產生衝突，那麼，這種必然性的社會關係必導致政治主張要理於公平性。

這是言其所患的邏輯。

不患貧而患不均，這是一種比較關係下產生的隱患，人在社會與群體中到處都在產生相互的比較，財富名利地位權益等等的比較其實幾乎都在浸潤著每一個人。

馬克思如果不比較財富，他也不會產生要革命的思想。

批判這種比較其實是沒有必要的，相互比較也是各種進取與激勵的方式。

沒有比較，也就沒有進步，有的會比好，有的會比爛。。。

政治制度也是一樣，只是比較的方式不同，有的國家之間比較對國民的控制力，有的國家之間比較對民眾的生存生活維持底線是否越來越高。

不均，其實是一種失衡。並不是去求絕對平均。

對於政治統治而言，人們所求的是法律與權益維護的同一性，而不是特權與等級制，特權與等級制，是完全人為的製造不平衡。

至於說財富的不均，這個沒有辦法消除，每一個人的環境與配備資源與經營能力的不同，你就是分給兩個人相同的地，也會出現一個種得好，一個種得壞。

貧，只是生存生活維持資源的困境，每一個都是自我維持，自力更生，此並不構成患。患的是不均引起的衝突。在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狀態下，正常人都不會對高於自己財富程度的人產生去搶劫的想法。只有在生存底線上掙扎的，沒辦法解決生存生活關係的，就會產生向社會求和的想法與作為。這個不均就會成為社會運動的理由。

所謂的歷來的農民起義，只有在天災人禍下，大多數人完全食不裹腹的狀態下才會發動得起來。農民起義與政權族群安全關係引起的戰爭是完全不同的。

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從來就是一個幌子，這個道理很簡單，只要建立組織，它就天然形成等級。推行馬列主義的原蘇聯，恰恰建立的是一個等級森嚴的體制。就算你在法律上做最高領導人與公民完全一樣沒有貴賤區分，但人為的控制與支配關係的貴賤卻自然形成了。對資源的分配與支配關係的控制者構成了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