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東漢末年分三國，但是東漢末年的大瘟疫應該很少有人知道。這次大瘟疫影響非常之大，擴散到了整個東漢十三州。醫聖張仲景對於此次大瘟疫也深有感觸：“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東漢時期傳染病暴發頻率基本在每六年爆發一次，東漢王朝雖然強大，但是傳染病這個問題始終伴隨著這個王朝，到了黃巾之亂爆發，瘟疫問題更加突出，張仲景把漢末的傳染病瘟疫之類的問題籠統的稱為傷寒（環境變化和外部感染導致的疾病)。

東漢中期氣候逐漸變得寒冷，嚴重時中原地區夏天都會發生霜凍。極端天氣導致瘟疫爆發也導致人口大面積的流動，隨著人口大面積的流動必然導致全國各地都爆發瘟疫，還有一點就是氣候變冷也導致少數民族逐漸向漢朝內地滲入。

《後漢紀 孝桓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暖反寒，春常悽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

《後漢書》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那麼東漢王朝是如何面對此次大規模的災難呢？面對瘟疫的流行，東漢政府並沒有怨天尤人，就算後期國力衰退，東漢政府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應對瘟疫，即主動施藥干預疫情，主動騰空住宅隔離患者，集中治療，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

《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中央政府還派醫師前往各地發放藥物進行大規模巡查坐診，雖然積極應對但是由於受困於時代侷限性和技術侷限性，東漢王朝往往只能處理善後工作，給疫區人民提供食物，減免賦稅等措施。

《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八》：“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

《後漢書曹褒傳》：“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後漢書·光武紀》：“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

東漢時期的《太平經》對傳染病的流行週期進行了相當全面的總結。

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災俱行，又大水蕩之也.....未至少時，眾妖縱橫互起，疫毒衝其上，兵火繞其下，洪水出無定方，兇惡以次沉沒......此時十五年中，遠至三十年內，歲災劇，賢聖隱淪。

這次大瘟疫導致了東漢王朝的全面崩潰，也開始了東漢末年分三國的歷史程序，這場大瘟疫導致東漢人口呈斷崖式的下跌，從鼎盛時期的6000多萬人口下降到了西晉時期的3500多萬，連綿不斷的瘟疫造成了長久的社會恐慌，全國瀰漫了一股悲觀末世的感覺，這個時期，講究修仙成道的道家思想開始在民間重新流行了開來。

此次大瘟疫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也打擊了國家民族的自信心，西漢時期那種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不在是社會主流思想，玄學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五石散”在士大夫階層流傳開來，在那個時代，人民普遍短命（此處@曹魏），而誰最長壽，誰就能成為最大的贏家。

傳染病的週期性流行問題在漢代的時候就已經被注意到了。成書於東漢的《太平經》對傳染病的流行週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從先秦開始到三國時期，就是一個傳染病爆發次數逐步增多，然後到達高峰的過程。按照《韓非子》的說法，夏朝和商朝時期的傳染病主要是因為飲食問題造成的消化系統疾病，當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一到兩個人，比今天西伯利亞的人口密度還要低，還不具備傳染病大規模傳播的條件。

到西周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城鎮的增多，按照《詩經》的記錄，在周文王的時候，關中平原的傳染病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了，而疫情的最高峰就是後來的周幽王時期。到春秋戰國五百年間，一共有八次較大規模的傳染病暴發。

時間進入漢代，傳染病暴發的頻率開始迅速增加，從西漢建國到漢宣帝公元前48年去世，在150多年的時間裡，有記錄的傳染病疫情是七次，平均22年一次。從公元前48年開始，疫情的爆發頻率再次加快，從漢元帝即位到東漢建立73年的時間裡爆發了十二次，平均六年一次。東漢延續了西漢末期的傳染病暴發頻率，這個從頭到尾都被傳染病問題折磨的朝代，在黃巾起義爆發之前159年的時間裡至少發生了26次大規模瘟疫。

黃巾起義爆發之後，東漢王朝迅速瓦解，直到西晉再一次統一全國，瘟疫的爆發頻率被提高到了5年一次，其中從赤壁之戰到夷陵之戰，是整個漢末三國時期疫情發展的最高峰。在13年的時間裡，光是有明確記錄的大流行就有八次，關於漢末三國時期的瘟疫到底是什麼疾病，史書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張仲景把漢末各種流行性疾病統稱為“傷寒”，這裡的傷寒不是指傷寒桿菌，而是指所有因為環境變化和外部感染而造成的疾病，比如咱們經常能聽到的外感風寒、外感風熱就屬於這個範圍。

漢末三國時期流行性傳染病的大概型別，從公元119年到公元280年，在有明確(時間)記錄的25次瘟疫裡，有48%發生在春季，25%發生在夏季，其中有28%就發生在正月。目前已知的春季傳染病大多數和呼吸系統有關。張仲景在《傷寒論》裡多次提到了病人有發熱的現象。綜合以上情況，漢末三國時期的傳染病大流行，主要疾病型別可能是伴有發熱現象的呼吸系統疾病，其主要爆發時間都在夏秋時期。漢末三國大瘟疫是一場持續了上百年，綿延幾百萬平方公里，覆蓋了所有季節的傳染病大流行，很有可能疾病的型別不止一種。

關於漢末大瘟疫的爆發和流行，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尋找原因，氣候變化和人口遷徙。從東漢中期開始，氣候逐漸變得寒冷，最嚴重的時候，中原地區的夏天也會發生霜凍，極端天氣的頻繁發生，不僅給病原體的滋生創造了條件，還會增加人的感染機率。氣候變化更嚴重的後果是改變了生存環境，迫使人口進行遷徙，隨著氣候越來越惡劣，北方的各種民族，比如匈奴，鮮卑等都開始向漢朝內地滲透，東漢的邊境郡縣，受到惡劣氣候和北方民族的雙重壓迫，紛紛遷往內地。根據居延漢簡的記錄，當時涼州的居延海地區從西漢末年開始就長期流行一種地方性疾病，這種疾病的發病表現是發熱，頭疼，喉嚨疼，當時這樣的疾病也被稱為傷寒。

隨著這些邊境人口的內遷，類似這樣的地方性疾病可能會向內地進行傳播。除了邊境人口往內地遷徒，內地的人口由於自然災害和戰爭也被迫進行更大規模的遷徙，在東漢最後的一百年時間裡發生了35次旱災，34次水災，19次蝗災。在漢末三國91年的時間裡，僅雙方動員人數超過五萬的戰役就有92次，這些災荒和戰爭製造了無數的難民，他們和軍隊一樣四處遊走，疾病就隨著他們沿途散佈。而難民和戰死者的遺體更是一種傳播病菌的重要途徑。以上這些原因疊加在一起導致漢末三國成為中國歷史上傳染病流行最嚴重的時期，深重的災難考驗著整個國家和民族。

歷史讓人類集合在一起，組成了民族，組建了國家不是為了在面對災難的時候讓人類哭喊叫罵的。面對瘟疫的流行，漢朝沒有把災難歸罪於匈奴人或者羌人，更沒有等待全體人民自己獲得抗體。即使王朝末期國力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漢代中央政府對瘟疫的應對也是積極主動的，首先是建立隔離區，對患者進行集中收治，醫藥費用由政府承擔，同時，由中央派出醫生到疫區發放藥物進行巡診。但是，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對於已經爆發的烈性傳染病，在當時很難進行快速地遏制，所以中央政府應對疫情的舉措，更多的是集中在善後工作上。為疫區人民提供食品，對疫區的賦稅徭役進行減免，已經是一種最常規的操作。

傳染病大流行對漢末三國時期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為顯著的就是人口的巨大損失。西漢時期的瘟疫主要發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而到了東漢時期，疫情發展以遍地開花的形式擴大到了全國，從河套平原到吳越山地，從河西走廊到山東半島，幾乎所有的州郡都受到了波及。按照張仲景在《傷寒論》裡的說法，荊州的南陽郡死亡人數更是超過了三分之二。東漢全盛時期的人口最多也只有六千三百萬，到西晉再次統一全國的時候，中央政府核算出的總人口，只剩下三千多萬了。

連綿不絕的瘟疫造成了長久的社會恐慌，宗教勢力趁機蓬勃發展，道教和佛教開始深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傳染病大流行對社會的打擊是全方面的。比如疫情最嚴重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建安七子裡有五個人在這一年死於瘟疫。

疫情在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的同時，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心理狀態也因此發生變化。西漢時期那種開拓進取的氣勢，那種對偉大事業的追求，在漢末三國時期的文學作品裡已經不再是主流。社會的動盪，生死的無常導致這個時期計程車人階層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對生命和生活根本意義的重新探討。《古詩十九首》就是反映這個時期社會心態的典型作品。這種充滿失敗感的社會心態為“玄學”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可見瘟疫向來是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因素，直到21世紀的今天也沒有完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