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是戰國中期齊、魏兩大國之間的兩場著名戰爭。當時齊國的軍事家孫臏，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孫武“避實而擊虛”、“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動敵”的作戰指導思想，採取“圍魏救趙”、“批亢搗虛”、“減灶誘敵”等高明戰術，在桂陵和馬陵地區，先後擊敗實力強大的魏國軍隊。這兩場戰爭對於結束魏國在中原地區的霸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戰國整個戰略格局的變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後，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段幹木等人，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廢除了世襲的祿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祿的政策，建立起比較清明、健全的官僚體制。在經濟上，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井田舊制，“盡地力之教”，抽“什一之稅”，創制“平糴法”，興修水利，鼓勵開荒，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在軍事上，加強軍隊建設，推行“武卒”選拔制度，重視軍事訓練，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透過這些改革，魏國迅速成為戰國初期最為強盛的國家。魏惠王繼位以後，繼承文侯、武候的霸業，繼續積極向外擴張。魏國的勃興和稱霸，直接損害了楚、齊、秦等其他大國的利益，引起這些國家的普遍恐懼和忌恨，其中尤以齊、魏之間的矛盾最為尖銳。 齊國自西周以來一直是東方地區的大國。公元前356年齊威王即位後，任用鄒忌為相，改革吏治，強化中央集權，進行國防建設，國勢日漸壯大。面臨魏國向東擴張的嚴重威脅，它就積極利用趙、韓諸國與魏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展開了對魏的激烈鬥爭。 就是在這樣的複雜背景下，公元前353年爆發了桂陵之戰。 當時，為了擺脫魏國霸權的控制，進而達到兼併土地、擴張勢力的目的，趙成侯於公元前356年在平陸（今山東汶上）和齊威王、宋桓侯相會結好，同時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陽北50裡）相會。趙國的行為引起魏惠王的極大不滿，適逢公元前354年，趙國向依附於魏國的衛國發動戰爭，迫使衛國屈服稱臣。於是魏國便藉口保護衛國，出兵包圍了趙國國都邯鄲，強行攻打。趙與齊有同盟關係，鑑於邯鄲局勢危急，遂於前 353年遣使向齊國請求救援。 齊威王聞報趙國告急，遂召集文武大臣進行商議。丞相鄒忌反對出兵救趙。齊將段幹朋則認為不救趙既會失去對趙國的信用，又會給齊國自身造成麻煩，因而主張救趙。但他同時又指出，以當時的戰略形勢來考慮，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鄲，趙國既不會遭到損失，魏軍也不會消耗實力，對於齊國的長遠戰略利益來說是弊大於利。因此，他主張實施使魏與趙相互削弱，而後“承魏之弊”的戰略方針。具體地說，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牽制和疲憊魏國。待魏軍攻破邯鄲，魏、趙雙方均師勞兵疲之際，再予以正面的攻擊。段幹朋這一謀略顯然有一石三鳥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牽制魏軍，使其陷於兩面作戰的窘境；第二，向趙表示了援助的姿態，信守盟約，維持在平陸相會時所建立的兩國友好關係，幫助趙國堅定其抗魏的決心；第三，讓魏、趙繼續互相攻伐，最後導致趙國遭受重創、魏國實力削弱的結果，從而為齊國戰勝魏國和日後控制趙國創造有利的條件。 段幹朋的這番謀劃，完全符合齊國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因此為齊威王所欣然採納。齊威王決定以部分軍隊聯合宋、衛南攻襄陵，主力暫時按兵不動，靜觀事態發展，準備伺機出動，以求一舉成功。 當時魏國的擴張，也引起楚國的敵視。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國出兵攻趙、後方空虛的時倏，派遣將軍景舍率領部隊向魏國南部的睢、�璧厙�進攻。而西邊的秦國也不甘寂寞，發兵先後攻打魏國的少梁、安邑等要地。這樣，魏國實際上已處於四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幸虧它實力十分雄厚，主將龐涓又決心破趙，不為其他戰場的局勢所動搖，因而一直勉力維持著邯鄲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國以主力攻趙，兩軍相持一年有餘。當邯鄲形勢危在旦夕，趙魏兩國均已非常疲憊之時，齊威王認為出兵與魏軍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就正式任命田忌為主將，孫臏為軍師，統率齊軍主力救援趙國。 田忌計劃直奔邯鄲，同魏軍主力交戰，以解救趙圍。孫臏不贊成這種硬碰硬的戰法，提出了“批亢搗虛”、“疾走大梁”的正確策略。他說：要解開亂成一團的絲線，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別人的聚毆，自己不能直接參加進去打。派兵解圍的道理也復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應該採取“批亢搗虛”的辦法，就是撇開強點，攻擊弱點，避實擊虛，衝其要害，使敵人感到形勢不利，出現後顧之憂，自然也就解圍了。孫臏進而分析道：現在魏、趙相攻經年，魏軍的精銳部隊悉在趙國，留在自己國內的是一些老弱殘兵。根據這一情況，他建議田忌應該迅速向魏國的都城大梁進軍，切斷魏國的交通要道，攻擊它防備空虛的地方。他認為這樣一來，魏軍必然被迫回師自救，齊軍可以一舉而解救趙國之圍，同時又能使魏軍疲憊於路，便於最終擊敗它。 田忌虛心採納了孫臏這一“批亢搗虛”的作戰建議，統率齊軍主力迅速向魏國國都大梁挺進。大梁是魏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時處於危急之中，魏軍不得不以少數兵力控制歷盡艱難剛剛攻克的邯鄲，而由龐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這時候，齊軍已將桂陵（今山東菏澤東北一帶）作為預定的作戰區域，迎擊魏軍于歸途。魏軍由於長期攻趙，兵力消耗很大，加以長途跋涉急行軍，士卒疲憊不堪，面對佔有先機之利、休整良好、士氣旺盛的齊軍的截擊，頓時徹底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困境，終於遭受到一次嚴重的失敗。其已經佔據的邯鄲等趙地，至此也就得而復失了。 戰國中期，魏國的實力要勝過齊國一籌，其軍隊也比齊軍來得強大，所以荀子說過：“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齊軍終竟在桂陵之戰中重創了魏軍。原因無他，就是齊國戰略方針的正確和孫臏作戰指揮藝術的高明。在戰略上，齊國適宜地表示了救趙的意向，從而使趙國堅定了抵抗魏軍的決心，拖住了魏軍；及時對次要的襄陵方向實施佯攻，使魏軍陷入多線作戰的被動處境；正確把握住魏、趙雙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時機，果斷出擊。在作戰指揮方面，孫臏能夠正確分析敵我情勢，選擇適宜的作戰方向，進攻敵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虛的國都大梁，迫使魏軍回師救援，然後以逸待勞，乘隙打了一個漂亮的阻擊戰，一舉而勝之，自始至終都牢牢掌握住主動權。另外，主將田忌虛心聽取意見，從善如流，也為孫臏實施高明作戰指揮，奪取勝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於魏軍的失敗，也在於戰略上未能掌握諸侯列國的動向，長期頓兵堅城，造成將士疲憊，後方空虛，加上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讓對手牽著鼻子走，終於遭到捱打失敗的命運。魏軍雖在桂陵之戰中嚴重失利，但是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仍具有蔚為可觀的實力。到了公元前342年，它又窮兵黷武，發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南韓。南韓自然不是魏的對手，危急中遣使奉書向齊國求救。齊威王一如當年那樣，召集大臣商議此事。鄒忌依然充當反對派，不主張出兵，而田忌則主張發兵救韓。齊威王徵求孫臏的意見，孫臏便侃侃談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贊成早救，而是主張“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韓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南韓竭力抗魏。當韓處於危亡之際，再發兵救援，從而“尊名”“重利”一舉兩得。他的這一計策為齊威王所接受。 南韓得到齊國答應救援的允諾，人心振奮，竭盡全力抵抗魏軍進攻，但結果仍然是五戰皆敗，只好再次向齊告急。齊威王抓住魏、韓皆疲的時機，任命田忌為主將，田嬰為副將率領齊軍直趨大梁。孫臏在齊軍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戰時那樣：充任軍師，居中排程。 魏國眼見勝利在望之際，又是齊國從中作梗，其惱怒憤懣自不必多說。於是決定放過南韓，轉將兵鋒指向齊軍。其含義不言而喻：好好教訓一下齊國，省得它日後再同自己搗亂。 魏惠王待攻韓的魏軍撤回後，即命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將，率雄師10萬之眾，氣勢洶洶撲向齊軍，企圖同齊軍一決勝負。 這時齊軍已進入魏國境內縱深地帶，魏軍尾隨而來，一場鏖戰是無可避免了。仗該怎麼打，孫臏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他針對魏兵強悍善戰，素來蔑視齊軍的實際情況，正確判斷魏軍一定會驕傲輕敵、急於求戰、輕兵冒進。根據這一分析，孫臏認為戰勝貌似強大的魏軍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別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敵人的輕敵心理，示形誤敵，誘其深入，爾後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擊。他的想法，受到主將田忌的完全贊同。於是在認真研究了戰場地形條件之後，定下減灶誘敵，設伏聚殲的作戰方針。 戰爭的程序完全按照齊軍的預定計劃展開。齊軍與魏軍剛一接觸，就立即佯敗後撤。為了誘使魏軍進行追擊，齊軍按孫臏預先的部署，施展了“減灶”的高招，第一天挖了10萬人煮飯用的灶，第二天減少為5萬灶，第三天又減少為3萬灶，造成在魏軍追擊下，齊軍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龐涓雖然曾與孫臏受業於同一位老師--鬼谷子先生，可是水平卻要相差孫臏一大截。接連3天追下來以後，他見齊軍退卻避戰而又天天減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來，武斷地認定齊軍鬥志渙散，士卒逃亡過半。於是丟下步兵和輜重，只帶著一部分輕裝精銳騎兵，晝夜兼程追趕齊軍。 孫臏根據魏軍的行動，判斷魏軍將於日落後進至馬陵（今山東郯城一帶）。馬陵一帶道路狹窄，樹木茂盛，地勢險阻，實在是打伏擊戰的絕好處所。於是孫臏就利用這一有利地形，選擇齊軍中1萬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於道路兩側，規定到夜裡以火光為號，一齊放箭，並讓人把路旁一棵大樹的皮剝掉，在上面書寫“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字樣。 龐涓的騎兵，果真於孫臏預計的時間進入齊軍預先設伏區域。龐涓見剝皮的樹幹上寫著字，但看不清楚，就叫人點起火把照明。字還沒有讀完，齊軍便萬弩齊發，給魏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魏軍頓時驚恐失措，大敗潰亂。龐涓智窮力竭，眼見敗局已定，遂憤愧自殺。齊軍乘勝追擊，又連續大破魏軍，前後殲敵10萬餘人，並俘虜了魏軍主帥太子申。馬陵之戰以魏軍慘敗而告終結。 馬陵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典型的“示假隱真”、欺敵誤敵、設伏聚殲的成功戰例。齊軍取得作戰勝利，除了把握救韓時機得當，將帥之間密切合作，正確預測戰場和作戰時間以外，善於“示形”、巧設埋伏乃是關鍵性的因素。所謂的“減灶”就是這場戰爭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實際上就是孫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動之，以卒待之”等“詭道”原則的實戰體現。 齊國在桂陵之戰，尤其是隨後的馬陵之戰中的大獲全勝，從根本上削弱了魏國的軍事實力。從此，魏國一步步走下坡路，失去了中原的霸權。而齊國則挾戰勝之威，力量迅速發展，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強大國家。 選自《影響中國的100次戰爭》
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是戰國中期齊、魏兩大國之間的兩場著名戰爭。當時齊國的軍事家孫臏，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孫武“避實而擊虛”、“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動敵”的作戰指導思想，採取“圍魏救趙”、“批亢搗虛”、“減灶誘敵”等高明戰術，在桂陵和馬陵地區，先後擊敗實力強大的魏國軍隊。這兩場戰爭對於結束魏國在中原地區的霸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戰國整個戰略格局的變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後，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段幹木等人，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廢除了世襲的祿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祿的政策，建立起比較清明、健全的官僚體制。在經濟上，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井田舊制，“盡地力之教”，抽“什一之稅”，創制“平糴法”，興修水利，鼓勵開荒，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在軍事上，加強軍隊建設，推行“武卒”選拔制度，重視軍事訓練，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透過這些改革，魏國迅速成為戰國初期最為強盛的國家。魏惠王繼位以後，繼承文侯、武候的霸業，繼續積極向外擴張。魏國的勃興和稱霸，直接損害了楚、齊、秦等其他大國的利益，引起這些國家的普遍恐懼和忌恨，其中尤以齊、魏之間的矛盾最為尖銳。 齊國自西周以來一直是東方地區的大國。公元前356年齊威王即位後，任用鄒忌為相，改革吏治，強化中央集權，進行國防建設，國勢日漸壯大。面臨魏國向東擴張的嚴重威脅，它就積極利用趙、韓諸國與魏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展開了對魏的激烈鬥爭。 就是在這樣的複雜背景下，公元前353年爆發了桂陵之戰。 當時，為了擺脫魏國霸權的控制，進而達到兼併土地、擴張勢力的目的，趙成侯於公元前356年在平陸（今山東汶上）和齊威王、宋桓侯相會結好，同時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陽北50裡）相會。趙國的行為引起魏惠王的極大不滿，適逢公元前354年，趙國向依附於魏國的衛國發動戰爭，迫使衛國屈服稱臣。於是魏國便藉口保護衛國，出兵包圍了趙國國都邯鄲，強行攻打。趙與齊有同盟關係，鑑於邯鄲局勢危急，遂於前 353年遣使向齊國請求救援。 齊威王聞報趙國告急，遂召集文武大臣進行商議。丞相鄒忌反對出兵救趙。齊將段幹朋則認為不救趙既會失去對趙國的信用，又會給齊國自身造成麻煩，因而主張救趙。但他同時又指出，以當時的戰略形勢來考慮，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鄲，趙國既不會遭到損失，魏軍也不會消耗實力，對於齊國的長遠戰略利益來說是弊大於利。因此，他主張實施使魏與趙相互削弱，而後“承魏之弊”的戰略方針。具體地說，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牽制和疲憊魏國。待魏軍攻破邯鄲，魏、趙雙方均師勞兵疲之際，再予以正面的攻擊。段幹朋這一謀略顯然有一石三鳥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牽制魏軍，使其陷於兩面作戰的窘境；第二，向趙表示了援助的姿態，信守盟約，維持在平陸相會時所建立的兩國友好關係，幫助趙國堅定其抗魏的決心；第三，讓魏、趙繼續互相攻伐，最後導致趙國遭受重創、魏國實力削弱的結果，從而為齊國戰勝魏國和日後控制趙國創造有利的條件。 段幹朋的這番謀劃，完全符合齊國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因此為齊威王所欣然採納。齊威王決定以部分軍隊聯合宋、衛南攻襄陵，主力暫時按兵不動，靜觀事態發展，準備伺機出動，以求一舉成功。 當時魏國的擴張，也引起楚國的敵視。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國出兵攻趙、後方空虛的時倏，派遣將軍景舍率領部隊向魏國南部的睢、�璧厙�進攻。而西邊的秦國也不甘寂寞，發兵先後攻打魏國的少梁、安邑等要地。這樣，魏國實際上已處於四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幸虧它實力十分雄厚，主將龐涓又決心破趙，不為其他戰場的局勢所動搖，因而一直勉力維持著邯鄲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國以主力攻趙，兩軍相持一年有餘。當邯鄲形勢危在旦夕，趙魏兩國均已非常疲憊之時，齊威王認為出兵與魏軍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就正式任命田忌為主將，孫臏為軍師，統率齊軍主力救援趙國。 田忌計劃直奔邯鄲，同魏軍主力交戰，以解救趙圍。孫臏不贊成這種硬碰硬的戰法，提出了“批亢搗虛”、“疾走大梁”的正確策略。他說：要解開亂成一團的絲線，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別人的聚毆，自己不能直接參加進去打。派兵解圍的道理也復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應該採取“批亢搗虛”的辦法，就是撇開強點，攻擊弱點，避實擊虛，衝其要害，使敵人感到形勢不利，出現後顧之憂，自然也就解圍了。孫臏進而分析道：現在魏、趙相攻經年，魏軍的精銳部隊悉在趙國，留在自己國內的是一些老弱殘兵。根據這一情況，他建議田忌應該迅速向魏國的都城大梁進軍，切斷魏國的交通要道，攻擊它防備空虛的地方。他認為這樣一來，魏軍必然被迫回師自救，齊軍可以一舉而解救趙國之圍，同時又能使魏軍疲憊於路，便於最終擊敗它。 田忌虛心採納了孫臏這一“批亢搗虛”的作戰建議，統率齊軍主力迅速向魏國國都大梁挺進。大梁是魏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時處於危急之中，魏軍不得不以少數兵力控制歷盡艱難剛剛攻克的邯鄲，而由龐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這時候，齊軍已將桂陵（今山東菏澤東北一帶）作為預定的作戰區域，迎擊魏軍于歸途。魏軍由於長期攻趙，兵力消耗很大，加以長途跋涉急行軍，士卒疲憊不堪，面對佔有先機之利、休整良好、士氣旺盛的齊軍的截擊，頓時徹底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困境，終於遭受到一次嚴重的失敗。其已經佔據的邯鄲等趙地，至此也就得而復失了。 戰國中期，魏國的實力要勝過齊國一籌，其軍隊也比齊軍來得強大，所以荀子說過：“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齊軍終竟在桂陵之戰中重創了魏軍。原因無他，就是齊國戰略方針的正確和孫臏作戰指揮藝術的高明。在戰略上，齊國適宜地表示了救趙的意向，從而使趙國堅定了抵抗魏軍的決心，拖住了魏軍；及時對次要的襄陵方向實施佯攻，使魏軍陷入多線作戰的被動處境；正確把握住魏、趙雙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時機，果斷出擊。在作戰指揮方面，孫臏能夠正確分析敵我情勢，選擇適宜的作戰方向，進攻敵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虛的國都大梁，迫使魏軍回師救援，然後以逸待勞，乘隙打了一個漂亮的阻擊戰，一舉而勝之，自始至終都牢牢掌握住主動權。另外，主將田忌虛心聽取意見，從善如流，也為孫臏實施高明作戰指揮，奪取勝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於魏軍的失敗，也在於戰略上未能掌握諸侯列國的動向，長期頓兵堅城，造成將士疲憊，後方空虛，加上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讓對手牽著鼻子走，終於遭到捱打失敗的命運。魏軍雖在桂陵之戰中嚴重失利，但是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仍具有蔚為可觀的實力。到了公元前342年，它又窮兵黷武，發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南韓。南韓自然不是魏的對手，危急中遣使奉書向齊國求救。齊威王一如當年那樣，召集大臣商議此事。鄒忌依然充當反對派，不主張出兵，而田忌則主張發兵救韓。齊威王徵求孫臏的意見，孫臏便侃侃談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贊成早救，而是主張“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韓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南韓竭力抗魏。當韓處於危亡之際，再發兵救援，從而“尊名”“重利”一舉兩得。他的這一計策為齊威王所接受。 南韓得到齊國答應救援的允諾，人心振奮，竭盡全力抵抗魏軍進攻，但結果仍然是五戰皆敗，只好再次向齊告急。齊威王抓住魏、韓皆疲的時機，任命田忌為主將，田嬰為副將率領齊軍直趨大梁。孫臏在齊軍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戰時那樣：充任軍師，居中排程。 魏國眼見勝利在望之際，又是齊國從中作梗，其惱怒憤懣自不必多說。於是決定放過南韓，轉將兵鋒指向齊軍。其含義不言而喻：好好教訓一下齊國，省得它日後再同自己搗亂。 魏惠王待攻韓的魏軍撤回後，即命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將，率雄師10萬之眾，氣勢洶洶撲向齊軍，企圖同齊軍一決勝負。 這時齊軍已進入魏國境內縱深地帶，魏軍尾隨而來，一場鏖戰是無可避免了。仗該怎麼打，孫臏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他針對魏兵強悍善戰，素來蔑視齊軍的實際情況，正確判斷魏軍一定會驕傲輕敵、急於求戰、輕兵冒進。根據這一分析，孫臏認為戰勝貌似強大的魏軍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別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敵人的輕敵心理，示形誤敵，誘其深入，爾後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擊。他的想法，受到主將田忌的完全贊同。於是在認真研究了戰場地形條件之後，定下減灶誘敵，設伏聚殲的作戰方針。 戰爭的程序完全按照齊軍的預定計劃展開。齊軍與魏軍剛一接觸，就立即佯敗後撤。為了誘使魏軍進行追擊，齊軍按孫臏預先的部署，施展了“減灶”的高招，第一天挖了10萬人煮飯用的灶，第二天減少為5萬灶，第三天又減少為3萬灶，造成在魏軍追擊下，齊軍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龐涓雖然曾與孫臏受業於同一位老師--鬼谷子先生，可是水平卻要相差孫臏一大截。接連3天追下來以後，他見齊軍退卻避戰而又天天減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來，武斷地認定齊軍鬥志渙散，士卒逃亡過半。於是丟下步兵和輜重，只帶著一部分輕裝精銳騎兵，晝夜兼程追趕齊軍。 孫臏根據魏軍的行動，判斷魏軍將於日落後進至馬陵（今山東郯城一帶）。馬陵一帶道路狹窄，樹木茂盛，地勢險阻，實在是打伏擊戰的絕好處所。於是孫臏就利用這一有利地形，選擇齊軍中1萬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於道路兩側，規定到夜裡以火光為號，一齊放箭，並讓人把路旁一棵大樹的皮剝掉，在上面書寫“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字樣。 龐涓的騎兵，果真於孫臏預計的時間進入齊軍預先設伏區域。龐涓見剝皮的樹幹上寫著字，但看不清楚，就叫人點起火把照明。字還沒有讀完，齊軍便萬弩齊發，給魏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魏軍頓時驚恐失措，大敗潰亂。龐涓智窮力竭，眼見敗局已定，遂憤愧自殺。齊軍乘勝追擊，又連續大破魏軍，前後殲敵10萬餘人，並俘虜了魏軍主帥太子申。馬陵之戰以魏軍慘敗而告終結。 馬陵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典型的“示假隱真”、欺敵誤敵、設伏聚殲的成功戰例。齊軍取得作戰勝利，除了把握救韓時機得當，將帥之間密切合作，正確預測戰場和作戰時間以外，善於“示形”、巧設埋伏乃是關鍵性的因素。所謂的“減灶”就是這場戰爭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實際上就是孫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動之，以卒待之”等“詭道”原則的實戰體現。 齊國在桂陵之戰，尤其是隨後的馬陵之戰中的大獲全勝，從根本上削弱了魏國的軍事實力。從此，魏國一步步走下坡路，失去了中原的霸權。而齊國則挾戰勝之威，力量迅速發展，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強大國家。 選自《影響中國的100次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