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賞析王昌齡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詩人，單就他的絕句而論，寫送別、留別的就不少，而且還都寫得情文並茂，各具特色。 “離愁漸遠漸無窮”，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遠”，就意味著空間距離之大，相見之難。所以不少送別一類的詩詞就往往在這個“遠”字上做文章。比如：“荊南渭北難相見，莫惜衫襟著酒痕。”“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它們都是以不同的形象著意表現一個“遠”字，而那別時之難，別後之思，便盡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王昌齡的這首《送柴侍御》倒是別開蹊徑的。 從詩的內容來看，這首詩大約是詩人貶龍標（今湖南省黔陽縣）尉時的作品。這位柴侍御可能是從龍標前往武岡（今湖南省武岡縣），詩是王昌齡為他送行而寫的。起句“流水通波接武岡”（一作“沅水通流接武岡”），點出了友人要去的地方，語調流暢而輕快，“流水”與“通波”蟬聯而下，顯得江河相連，道無艱阻，再加上一個“接”字，更給人一種兩地比鄰相近之感，這是為下一句作勢。所以第二句便說“送君不覺有離傷”。“誰渭波瀾才一水，已覺山川是兩鄉”。龍標、武岡雖然兩地相“接”，但畢竟是隔山隔水的“兩鄉”。於是詩人再用兩句申述其意，“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筆法靈巧，一句肯定，一句反詰，反覆致意，懇切感人。如果說詩的第一句意在表現兩地相近，那麼這兩句更是雲雨相同，明月共睹，“物因情變”，兩地竟成了“一鄉”。這種遷想妙得的詩句，既富有濃郁的抒情韻味，又有它鮮明的個性。它固然不同於“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那種面臨山川阻隔的遠離之愁；但也不象“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何人不識君”那麼豪爽、灑脫。它是用豐富的想象，去創造各種形象，以化“遠”為“近”，使“兩鄉”為“一鄉”。語意新穎，出人意料，然亦在情理之中，因為它蘊涵的正是人分兩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誼。而這種情誼不也就是別後相思的種子嗎！又何況那青山雲雨、明月之夜，更能撩起人們對友人的思念，“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王昌齡《李倉曹宅夜飲》）。所以這三四兩句，一面是對朋友的寬慰，另一面已將深摯不渝的友情和別後的思念，滲透在字裡行間了。說到這裡，我們便可以感到詩人未必沒有“離傷”，但是為了寬慰友人，也只有將它強壓心底，不讓它去觸發、去感染對方。更可能是對方已經表現出“離傷”之情，才使得工於用意、善於言情的詩人，不得不用那些離而不遠、別而未分、既樂觀開朗又深情婉轉的語言，以減輕對方的離愁。這不是更體貼、更感人的友情麼？是的。正是如此，“送君不覺有離傷”，它既不會被柴侍御、也不會被讀者誤認為詩人寡情，恰恰相反，人們於此感到的倒是無比的親切和難得的深情。這便是生活的辯證法，藝術的辯證法。這種“道是無情卻有情”的抒情手法，比那一覽無餘的直說，不是更生動、更耐人尋味嗎？
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賞析王昌齡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詩人，單就他的絕句而論，寫送別、留別的就不少，而且還都寫得情文並茂，各具特色。 “離愁漸遠漸無窮”，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遠”，就意味著空間距離之大，相見之難。所以不少送別一類的詩詞就往往在這個“遠”字上做文章。比如：“荊南渭北難相見，莫惜衫襟著酒痕。”“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它們都是以不同的形象著意表現一個“遠”字，而那別時之難，別後之思，便盡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王昌齡的這首《送柴侍御》倒是別開蹊徑的。 從詩的內容來看，這首詩大約是詩人貶龍標（今湖南省黔陽縣）尉時的作品。這位柴侍御可能是從龍標前往武岡（今湖南省武岡縣），詩是王昌齡為他送行而寫的。起句“流水通波接武岡”（一作“沅水通流接武岡”），點出了友人要去的地方，語調流暢而輕快，“流水”與“通波”蟬聯而下，顯得江河相連，道無艱阻，再加上一個“接”字，更給人一種兩地比鄰相近之感，這是為下一句作勢。所以第二句便說“送君不覺有離傷”。“誰渭波瀾才一水，已覺山川是兩鄉”。龍標、武岡雖然兩地相“接”，但畢竟是隔山隔水的“兩鄉”。於是詩人再用兩句申述其意，“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筆法靈巧，一句肯定，一句反詰，反覆致意，懇切感人。如果說詩的第一句意在表現兩地相近，那麼這兩句更是雲雨相同，明月共睹，“物因情變”，兩地竟成了“一鄉”。這種遷想妙得的詩句，既富有濃郁的抒情韻味，又有它鮮明的個性。它固然不同於“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那種面臨山川阻隔的遠離之愁；但也不象“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何人不識君”那麼豪爽、灑脫。它是用豐富的想象，去創造各種形象，以化“遠”為“近”，使“兩鄉”為“一鄉”。語意新穎，出人意料，然亦在情理之中，因為它蘊涵的正是人分兩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誼。而這種情誼不也就是別後相思的種子嗎！又何況那青山雲雨、明月之夜，更能撩起人們對友人的思念，“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王昌齡《李倉曹宅夜飲》）。所以這三四兩句，一面是對朋友的寬慰，另一面已將深摯不渝的友情和別後的思念，滲透在字裡行間了。說到這裡，我們便可以感到詩人未必沒有“離傷”，但是為了寬慰友人，也只有將它強壓心底，不讓它去觸發、去感染對方。更可能是對方已經表現出“離傷”之情，才使得工於用意、善於言情的詩人，不得不用那些離而不遠、別而未分、既樂觀開朗又深情婉轉的語言，以減輕對方的離愁。這不是更體貼、更感人的友情麼？是的。正是如此，“送君不覺有離傷”，它既不會被柴侍御、也不會被讀者誤認為詩人寡情，恰恰相反，人們於此感到的倒是無比的親切和難得的深情。這便是生活的辯證法，藝術的辯證法。這種“道是無情卻有情”的抒情手法，比那一覽無餘的直說，不是更生動、更耐人尋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