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的手段，漢武帝統一了政權，統一了財政，統一了武裝，還統一了思想。於是，他就將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發展到了第一個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國的文治武功達到了全盛。疆域既廣闊，文化亦繁榮，絲綢之路延綿萬里直抵Continental，中華文明遠播四海天下歸心，漢帝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就在漢武帝的時代，帝國的危機也已經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前面說過，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點則是集權。雖然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漢武帝這個人，卻多半是專制和獨裁的。而且，正是由於他的專制和獨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為解脫，就連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也終於自殺。結果，此公駕崩之時，繼位的竟只能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即昭帝劉弗陵)。帝國的最高權力，包括廢立皇帝的權力，從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為大將軍霍光所掌握，後是為大司馬王莽所把持。他們或者視廢立為兒戲，或者視皇帝為玩偶。

　　漢王朝雖經光武帝劉秀“中興”而起死回生，但整個帝國已難再有起色，不過勉強維持而已。後漢二百年的歷史幾乎乏善可陳，有所作為的也就是前面三個皇帝，即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和章帝劉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踐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來充數，其中甚至有四個皇帝連十歲的生日都沒來得及慶祝，帝國的最高權力則或為外戚把持，或為宦官竊取，或為女主攪和。等到野心勃勃的軍閥董卓，率領所謂“勤王之師”進京來殺宦官的時候，他就順手把漢帝國也一併殺掉了。據《後漢書 獻帝紀》，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漢獻帝重返洛陽時，竟是“百官披荊棘”，“飢死牆壁間”。武帝時的恢宏氣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也許，這就叫“盛極而衰”？

　　這樣一個過程在唐帝國那裡又重演了一遍，只不過來得更快，也更具戲劇性。這是一段不斷被人提及說起，反覆被人編撰演繹，並用多種形式(著作、論文、小說、詩歌、戲劇、電影)來回顧的歷史，因此特別值得反思。

　　唐，是帝國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輝煌被和漢一起並稱為“漢唐氣象”。不過，漢的偉業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卻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或者說，較之開闢了“絲綢之路”的漢，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請看名單。

　　隋唐兩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國有：高昌(新疆吐魯番)、龜茲(新疆庫車)、党項(甘肅西部)、土谷渾(青海)。維持通商友好關係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闐(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賓(克什米爾)、康國(中亞細亞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島)、甘棠(裡海之南)、朱俱婆(蔥嶺之北)、泥婆羅(尼泊爾)、石國(中亞細亞北部)、大秦(東羅馬帝國)。這還只是西域各國。其他，則還有高麗(北韓半島東北部)、百濟(北韓半島西南部)、渤海(遼寧、吉林兩省境內)、契丹(河北東北部及遼寧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國北部)、回紇(中國北部)、南詔(雲南)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或被征服，或來朝貢，或來通商。唐帝國國門大開，一視同仁地表示歡迎，也一視同仁地相互學習。

　　這就是世界性的超級大國了。於是大唐帝國的京都長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中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裝離奇的“追星族”。唐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是他們狂熱崇拜和競相模仿的物件。其中最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三千人。除正副使節外，還有大量的留學生和學問僧。有的來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長安修建的，只不過規模和範圍遠遠不及而已。

　　大唐，難道不是盛世？

　　唐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再說)，隋的統一中國也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說還得歸功於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制度──科舉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說：“唐製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學者皆懷牒(譜籍)自列於州縣”，也就是憑戶口或出生地證明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的考試，並根據考試的成績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候選人。這就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中國古代叫“選舉制度”(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樣一種制度，要遠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徵辟)和魏晉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於國家。它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再說(詳本書第三章)。這裡要說的是，正因為科舉制度既有利於人才選拔，又有利於中央集權，因此它也就被後世王朝所繼承，並視為關係到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續到公元1905年。

　　與此相同步，自隋始，郡縣僚屬(副職)不再由主官(正職)自闢(自己選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這無疑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另一項也是由隋創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機關分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其中尚書省下又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負責辦理下行的檔案，門下省負責稽核上行的公事，尚書省總攬六部，負責所有的行政工作。這樣看來，中書省有點像立法部門，門下省有點像監察部門，尚書省則有點像行政部門。

　　不過“三省六部制”的意義仍不可小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統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國。任何一任皇帝無論賢愚，都必須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團來管理國家。這個官僚集團歷朝歷代人數不一，但即便精兵簡政，對於那位“孤家寡人”來說仍未免過於龐大。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制衡，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權力的執行就將無法控制。

　　因此，帝國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軍事、監察的“三權分列”；至隋唐，則又有尚書、中書、門下的“三省分權”。這是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減相權。宋代開國以後，太祖鑑於唐末五代政局紊亂，內則權奸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乃盡收地方之權於中央，復收中央之權於君主，實行唐末以來文武分權的中書省與樞密院“二府制”，進一步用樞密院來制約中書省(宋代中書省其實包括唐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

　　到了明代，朱元璋乾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國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腦，就更是集權了。當然這是後話(詳下節)。總之，科舉制度選拔官員，三省制度制約權力，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大唐帝國就可以實行它的全面對外開放政策了。

　　這裡面也許有種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國的創始人是都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隋文帝楊堅有鮮卑血統，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晉北胡人血統，因此無論胡漢，均能一視同仁，無論中外，均能兼收幷蓄。唐太宗曾對身邊的人說：“自古皆貴華夏，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們甚至對各種宗教也能一體扶植，不加阻撓。

　　唐代皇帝因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歸來，太宗竟親自接見，並資助他翻譯佛經。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種古波斯宗教)，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則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職。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西藏人、北韓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這裡和平共處，和衷共濟(請參看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有如此開闊的胸襟，豈能不天下歸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興，又因混血將領而衰。公元755年，被稱作“營州突厥雜種胡”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自漁陽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佔洛陽，次年攻進長安。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創造過開元、天寶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倉皇出逃，在馬嵬坡處死了他的愛妃楊玉環和宰相楊國忠之後，逃進四川。這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其時間，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則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剛好相等。

　　安祿山據說是被楊國忠逼反的，因為楊國忠老在皇帝面前說安祿山要造反，結果安祿山不反也得反。這一反，才發現偉大的唐帝國是個外強中乾的紙老虎，一捅就破。所謂“帝國精銳部隊”，不過是宮廷裡中看不中用的儀仗隊；被後人一再追憶的“開元全盛時”，則不過病態繁榮。“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便捷的交通和豐富的物產原來並非國家人民所用。實際上，中央集權也好，開明專制也好，說到底，都不過是為了鞏固皇權，甚至只是為了極少數幾個人的窮奢極欲。維繫這種統治的東西其實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綱解鈕，也就不堪一擊。最後，九五之尊的皇帝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淚相和流”。當然，他同時丟掉的，還有皇位。

　　這場叛亂最後在胡人(回紇)的幫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卻也從此一蹶不振。儘管此後它又維持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但已無復當年的盛況和銳氣。只要讀讀中晚唐的詩就知道，其氣度與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語。什麼“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什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那幾乎是一片輓歌。

　　帝國的黃金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統計學上有一個說法，往前看得到的所有規律都只能說明相關關係，而不能說明因果關係。嚴格來說我們看待歷史並不能得到什麼唯一正確的規律。但偏偏我們在看歷史時往前看全是必然，往後看全是迷茫。比如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說法表明某某朝代向某某朝代的更替是歷史的必然。某某制度向某某制度的轉換也是歷史的必然。但我們也能看到，蘇聯解體前，沒有任何一個專家準確的預測到蘇聯即將解體。再往前推一點，一戰爆發前沒有任何人準確預測到一戰即將爆發。所以看待歷史時，我們至少要相信一種可能性。就是我們並沒掌握所謂的確定的規律。

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無法避免由盛及衰的結局。按照政治學的觀點，專制王朝因為缺乏淘汰機制，走向腐敗和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已經找到了解決政權衰亡的辦法，那就是民主。